春秋时孔子的儒家，是平和洒脱的人文主义精神；战国时孟子的儒家，是坚毅弘远的文士信条；可一旦儒家被统治者利用为稳定社会的手段，被统治阶级用作统治社会的工具时，就出现了变味。如我上篇所言：
“ 一方面，儒家是普世主义的源头，而此时又要成为民族主义的经典，一方面儒家一边是统治者为稳固统治的妙药，而同时成为士族对抗统治者的法宝。”
“ 这两方面永远让儒家处于窘境，无法成为逻辑严密有发展前景的学说，无论后世怎么改，从道学改到理学，从实学改到现代新儒学，越来越避实就虚，脱离了经世致用之学。”
在权力斗争中，谁都按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解释儒家，汉宣帝私下对儿子说：“汉家本是王道霸道杂之，外儒内法。”，官僚系统中的酷吏则完全明白皇帝法家行事的实质，可士族官僚们却不认同，他们按他们的角度来解释儒家，他们相互糅杂，最终通过东汉皇帝与统治阶级共同打造的《白虎通义》，完善了玄之又玄、唯心主义的儒教体系，这时的儒教，核心层面已背离了孔孟之道，但却被后世同样继承了下来。
就精神层面而言，儒家（确切说是儒教，但后世已混为一谈）至此开始表现出了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是具有自我否定倾向的。儒家之所以有内敛性格就会有自我否定倾向，在于儒家是普世主义的，如果它有内敛性格，就意味着它无法坚持其普世主义逻辑，于是就是自我否定了。
从此，儒家的中国江河日下，东汉之后，强盛的隋唐都不是奉儒家正朔的朝代。儒家再次崛起则是羸弱的两宋，儒家与宋的结合，使后世的儒学认为“崇文贬武”也是儒家的主张。事实已经证明，这时儒家越来越让中华文明走向消极、保守、嬴弱的姿态。而更严重的是，它已经与民族主义绑定，成了汉民族的精神辨识标志。这种消极影响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有残余。
儒家已经经历了数次生死轮回，中国的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也经历了数个轮回。儒家思想已不再是官方的统治思想，也不再需要被刻意的政治改造，终于让儒家有正本清源的机会。但不管国力强弱，民族主义都无法让中国获得可欲的国际环境。中国强的时候，它会让中国再次回到天朝上国的梦中，让中国脱离世界。
中国弱的时候，则会成为列强的“权力洼地”。如晚晴民国，中国如此之弱，又是如此之肥，列强都会扑上来，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矛盾的汇聚点，列强在中国能够掠夺的利益，也构成其博弈关系当中的重要变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其政策设计倘若不能从列强博弈这个大格局下出发，实际上便是忽视了政策能够赖以落地的最重要外部约束条件。
而考虑列强博弈这个大格局，就不是民族主义的视野所能够做到的了。晚晴在与列强周旋中求存，而国民政府却在狭隘视野中败亡，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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