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我被全县教育系统通报，免去了校长的职务，并调往三县交界的一所村小学。
也罢，无官才一身轻呢！再不用第一个试喝每天送来的牛奶，再不用看学校里“磨洋工”的官太太眼色，再不用写报告、找数字迎接各级的评估和检查，再不用……
我也彻底地痛改前“非”，改变着教育教学的方法，不愿听课的学生可以告假在校园欣赏美景；上课手游的，告诉他戴上耳机，别吵着别人；有说话的、捣乱的，尽量小点声，动静别太大；厌学的，电话告诉家长，带回家去歇两天……和风细语的声音，温柔轻盈的举止，我就不信我做不了个好老师！
我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了！
其实，这还不是结束。那孩子的母亲开始信访了！
先是在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各级领导表示了最大的安抚和劝慰，我也在专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并登门道歉，也开支了一笔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
尝到了甜头后，那母子开始逐级信访——然后跳跃式越级上访。各级信访部门都去市里、省里领过人，最后竟然还到北京去领人。那女人到那里都是穿着破烂，脸上用口红抹了血痕，加盐添油的倾诉……后来有些记者也“奋不疾书”，偌大的县城在北京都挂上了名，我更是“名声大嗓”，轰动一时。领导震怒，开了专门会议，点了主管人的大名，严厉批评了我县教育阶层。与会者讨论并达成共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赔偿便是。
谁知那女人，做出了长远打算，开出了最后一口价:拿二百万了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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