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我被全縣教育系統通報，免去了校長的職務，並調往三縣交界的一所村小學。
也罷，無官才一身輕呢！再不用第一個試喝每天送來的牛奶，再不用看學校裡“磨洋工”的官太太眼色，再不用寫報告、找數字迎接各級的評估和檢查，再不用……
我也徹底地痛改前“非”，改變著教育教學的方法，不願聽課的學生可以告假在校園欣賞美景；上課手遊的，告訴他戴上耳機，別吵著別人；有說話的、搗亂的，儘量小點聲，動靜別太大；厭學的，電話告訴家長，帶回家去歇兩天……和風細語的聲音，溫柔輕盈的舉止，我就不信我做不了個好老師！
我以為一切都風平浪靜了！
其實，這還不是結束。那孩子的母親開始信訪了！
先是在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各級領導表示了最大的安撫和勸慰，我也在專門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並登門道歉，也開支了一筆誤工費及精神損失費。
嚐到了甜頭後，那母子開始逐級信訪——然後跳躍式越級上訪。各級信訪部門都去市裡、省裡領過人，最後竟然還到北京去領人。那女人到那裡都是穿著破爛，臉上用口紅抹了血痕，加鹽添油的傾訴……後來有些記者也“奮不疾書”，偌大的縣城在北京都掛上了名，我更是“名聲大嗓”，轟動一時。領導震怒，開了專門會議，點了主管人的大名，嚴厲批評了我縣教育階層。與會者討論並達成共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賠償便是。
誰知那女人，做出了長遠打算，開出了最後一口價:拿二百萬了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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