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為什麼被迫轉移到嘉興南湖的船上開?究竟遇到了什麼情況?一大代表陳潭秋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上有較祥細的回憶 ; 1959年，為建“中國歷史搏物館“，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約請一大代表董必武、李達、包惠僧等進行了書面回憶。
陳潭秋回憶:
……
最後的批准黨章改至大會的第四日議事日程上。但這天吃過晚飯後，大會的參加者晚八點集合於李漢俊的家中，主席宣佈大會繼續工作時，在隔壁房間內發現了一穿長卦的可疑人物，過問這不知名的人，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找社聯組織的主席姓王的一個人，後又說找錯了，即很快出去了。
對的，離李漢俊房子，經過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組織。但大家知道這一組織並沒有主席，更沒有姓王的人在。因此這人對我們非常可疑，我們即很快收集了文件藏起來了。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
真正沒有經過十分鐘，李漢俊的家中即出現幾個偵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外，他們什麼沒有找到，因此沒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尋住處，回到女子學校我們又不能，因為我們想，偵探是從女子學校的蹤跡探知我們的。因此，開始時計算七天結束大會的工作的，不得不縮短到五天。同時在上海找不到大會工作繼續的適當地點。決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發前，又得出了結論，西湖不是適當地點，因為那裡遊人太多。因此即在離上海三里北外的南湖舉行。這裡雖有遊人，但較少。到那裡後，我們即租了一隻大船。買了食物、酒，好像遊人一樣在湖上的船中進行大會的工作。
包惠僧回憶：
1、當時那裡的船並不多，我們僱的是最大的一艘。
2、我們開會的那隻船，船頭有上蓋的敞間，好像涼棚似的，船艙是兩間，前間放一張大圓桌（好像是方桌上放一圓桌面），圍著十幾個方凳。後間好像是簡陋的胡床，兩邊可以在上面橫臥，中間有個像茶几樣的小桌子，船有走廊，是否有夾弄，我記不清楚。兩個房間之間只有輪廓，並沒有用板子隔斷。
3、當時我們只准備一桌酒席，我們十三個代表，陳公博沒有去，李達的老婆是那裡的工人，她給我們做嚮導，所以吃飯時還是十三個人，我們坐下來四面還很寬敞並不擠。
4、我們在那裡的一天，遊人並不多，我想平常遊人也不多，因為那裡並沒有什麼名勝古蹟，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建築物。湖心有一島，島上有寺廟，風雨樓這個名字我記不得，我們飯後曾到寺廟裡遊覽過，遇著一陣陣雨，我們在廟裡盤旋了一會兒，大概在一小時左右，我們即回船上繼續開會，當時那裡的道士是姓沈名卓如，在廟裡外題了很多對聯匾額，其餘的事我記不清楚。當時遊廟也是為了免人疑心，我們所以只到廟裡走動一會兒並沒有到別處去。
李達回憶：中共一大會議時是有一隻船，但是沒有那麼多船。因為那時參加會議的僅有12人，那照片上的大船就是，另外一隻則不是。
多年後，董老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讓其審示的“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時，董老認為：“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的小組均以標出（指：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為好。”董老說：“日本東京、法國巴黎，那時確有共產主義小組。且一大開會日本東京小組派有代表參加。
[王金昌 ]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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