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凡夫俗子 來源於： 凡夫俗子話財經
中國反擊了。
面對美國接二連三咄咄逼人的挑釁，中國終於出手了。針鋒相對，毫不示弱，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有關部門於4月2日凌晨發佈聲明，對美國128項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其中，對水果及製品等120項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稅率為15%，對豬肉及製品等8項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稅率為25%。
此舉充分彰顯了中國不怵貿易戰的自信和底氣，見招拆招，你若得寸進尺，我必奉陪到底。在拍手稱快之餘，我們不得不為偉大祖國的強盛點贊。
不少業內人士都認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下定決心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根源正是在於中國的日漸崛起威脅到了美國世界老大的地位。誠然，中國近年來的飛速發展有目共睹，一些居心叵測的國家也藉機拋出了“中國威脅論”、“新殖民主義”的調調來加以詆譭，而意圖繼續稱霸全球的美國自然會因眼下的中國感到不安。
而今中美之間的微妙關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中美兩國，究竟是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還是超越，值得我們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
1
啥叫“修昔底德陷阱”？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了解修昔底德何許人也。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雅典十將軍之一，至少他的傳世鉅著你一定是聽過的，那便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War）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極為經典的戰爭。此戰耗時長達27個春秋，從公元前431年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和人民都參加了這場戰爭，戰場幾乎涉及了整個當時希臘語世界。其間，雙方几度停戰，終以斯巴達獲勝而結束。
這場戰爭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基本上斷送了希臘的黃金時代，包括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實踐和百花齊放的哲學氛圍，還終結了希臘的民主時代。稱之為古代版的世界大戰，並不為過。
修昔底德，正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
2400多年後的2012年，哈佛大學科學和國際事務貝爾福中心的主管格雷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回望這場曠世大戰，進一步分析後得到這樣的結論：守成大國——古希臘的長期霸主斯巴達，因為自己內部精英對雅典重新崛起的恐懼而先發制人，主動挑起戰爭，並將這一怪圈概括為“修昔底德陷阱”。
翻譯過來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就會變得不可避免。
根據艾利森的研究，自1500年以來，這種崛起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發生了15起，導致戰爭的就有11起。11/15的高概率中，不乏二戰裡的德國和日本。如此一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也深入人心，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倘若基於歷史來嘗試預判明天，那麼放眼四海，“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的答案都是顯而易見的。
不難發現，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很多地方都像極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劇情，因此不少人也對中美關係的前景表示擔憂。艾利森更是於2012年在《金融時報》上撰文，直截了當地指出：
“未來十年國際秩序的決定性問題是，中國和美國是否能規避修昔底德陷阱”。
2
前一陣子，清華大學某知名學者公開宣稱：中國已然全面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此言一出，頓時引爆了輿論的熱議。且不談此論調是否言過其實，但是中國近些年的迅猛發展確實不可小覷。
曾幾何時，中國是人類文明當仁不讓的重心。有資料顯示，宋朝開封的人口多達100萬，而同時期的倫敦僅有不到兩萬人；宋朝中國的GDP佔全球的一多半，而這一指標之於全盛時期的美國也就30%左右。
然而遺憾的是，中國古代雄霸全球的綜合實力卻沒能孕育出工業革命。隨著西方的興起於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開始走向衰落，人類文明的重心開始轉移至西歐。到了20世紀，美國開始稱霸世界，也將文明重心的頭銜攬下，一直持續到今天。
於是，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找回失去的這些年，一直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著，一代人又一代人。
付出終有回報。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實現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年均增速直逼10%；即便在遭遇國際經濟危機，全球整體萎靡不振的情況下，中國依然發揮了“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在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積極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
不僅如此，中國在軍事、科技等方面同樣取得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巨大進步。而今，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日漸提升，炎黃子孫正以嶄新的姿態和前所未有的自信在世界的舞臺上綻放光輝。
反觀美國，情況卻似乎不盡人意。儘管世界霸主地位並沒有改變，但是連續多年的反恐戰爭大大消耗了其國力，經濟也一直處於在掙扎中恢復的狀態。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雖然採取了諸如減稅和刺激就業等一系列舉措，可是卻無力改變美國經濟的疲軟現狀。
而這些，也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的重要誘導因素。
數據不會說謊，我們可以通過中美經濟數據來進行對比。
1、中美經濟增長形勢反差較大
中國經濟增速長期領先美國已是廣為人知。而作為特朗普執政元年，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狀況可能並未達到特朗普的預期。2017年，美國GDP同比增長2.3%，增速雖高於2016年，但依舊顯著低於2014與2015年的水準；特別地，2017年美國淨出口對GDP的貢獻依然為負值，為-2.95%，這比2016年的負貢獻程度更為嚴重。反觀中國，2017年GDP同比增長6.9%，優於前值（6.7%），淨出口對GDP貢獻為3.47%，明顯好於2016年的2.21%。由此，中國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重上升到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
2、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再創新高
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是長期存在的，順差在中國，逆差在美國。自2009年以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便大體呈現出逐步增加的態勢。在經歷了2016年的短暫回落後，逆差於2017年進一步增大，並達到了創歷史新高的3752.3億美元。與此同時，令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對外服務貿易順差，卻罕見地連續三年出現下滑。種種問題的加劇，還是在美元指數持續不斷貶值的趨勢下出現的。
如果說以上兩方面只是隔靴搔癢，那麼接下來這一點，無疑是大大挫傷了美國人的自尊心。
作為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製造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曾經的美國也擁有極為發達的製造業，然而新世紀以來，這一優勢似乎逐漸蕩然無存了。
究其原因，自佈雷頓森林體系被提出以來，為了使圍繞其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發揮作用，美國不得已同世家其他國家發生永久性的貿易逆差。為了獲得美元，其他國家必須要不斷向美國出售更多的產品，而且銷售價格必須低於美國生產商，要想出口商品到美國領土，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於是，其他國家慢慢變成了美國的工廠與生產車間，而美國的日用工業品也開始對進口產生依賴……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對此總結道：
“全世界都在努力生產美元能夠購買的商品，而美國則負責生產美元。”
收割了鑄幣稅，強化了美元全球結算貨幣的地位，這些令人樂此不疲的“成果”背後卻是美國的“去工業化”與製造業的沒落。為此，特朗普當政之初曾經明確表示道，要想讓美國在他的治理下變得“更偉大”，重振製造業是一個重要抓手。然而截至目前，儘管特朗普政府的內外政績已經頗有起色，在國會上通過歷史性的稅改法案，退出TPP，增加武器和能源出口貿易，基建投資計劃也將逐漸落地，但在重振美國製造業這件事上卻著實鮮有亮點。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製造業的飛速雄起。自從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以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舉世矚目，無論是軍工、科技還是民用領域均未落後。同時，中國也具備了在全球進行規模性擴張和投資的資本與利好，在“一帶一路”戰略的貫徹落實下，以華為、高鐵們為代表的中國製造業正昂首闊步走向世界。
於是，在2018年年初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毫不掩飾地聲稱“中國製造2025戰略”是個“直接威脅”；而對於中國製造業資本擴張，美國也是頗為警惕。
倘若仔細看美方制裁中國出口商品的名單，可以發現多數商品並非中國出口美國最多的一般消費產品，而是與“中國製造2025”計劃所列的行業高度重合。
與其說美國挑起事端是想縮小對華貿易逆差，倒不如說是在間接遏制中國製造業的戰略崛起。
也正因為這樣，“修昔底德陷阱”再度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3
“修昔底德陷阱”真的會是中美的宿命嗎？
如果單純地沿著“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來思考，中美關係的確已經走到了新的歷史的關頭：經濟總量高居全球前兩位的超級經濟體，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二者都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者極其重要的角色。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確實勢不可擋，而且在不少領域也真切地挑戰著美國的霸主地位。
而這次的中美貿易戰，更為世人增添了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
不過仔細想想，“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更像一個警示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歷史規律的總結；即便其成立的概率高達11/15，但這也只是基於統計數字的結論，卻沒有考慮到各種諸多細節。
首先，孰是孰非難以斷定。
一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人們往往第一反應便是將斯巴達定義為現存大國，將雅典定義為崛起大國。可是回到歷史中去看，二者究竟誰是現存大國誰是崛起大國還真不一定。
由於當時缺乏現代統計學的手段，後人無法得知斯巴達與雅典的經濟實力對比幾何，所能掌握的大體情況只能從史料上獲悉：古希臘有幾百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為最大的兩個；論居民人數，斯巴達與雅典規模相仿，但雅典偏工商業，斯巴達偏農業，或許工商業會比農業更富裕；由於古希臘只有公民才有資格上戰場打仗，而雅典公民數量遠勝於斯巴達，故雅典的軍事力量應該更強；雅典擁有一支海軍，而斯巴達則基本上是內陸國家……
基於這些考慮，關於斯巴達與雅典的普遍定位可能站不住腳：或許雅典本來就比斯巴達更為強大，所以才更加冒進；而斯巴達則相對較為謹慎保守，更加專注於內部事務。若非情勢所迫，他們本不願意挑起戰爭。
正如修昔底德所說：
“在這一時期中，雅典人不僅更為有力地控制了帝國，也讓自己的城邦具有了更大的力量；拉棲代夢人注意到了這一切，但卻很少加以阻止，在大多數時間內靜觀其變——如果不是情勢所迫，他們總是遲遲不願加入戰爭——同時他們也被自己內部的戰爭所牽制，直到最後，雅典的勢力變得如此引人注目並開始干涉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此時，他們無法再容忍下去，而是全心全意地要以全部力量進行戰爭，如果可能的話，要通過這次戰爭徹底打擊雅典的勢力。”
如此看來，說崛起大國一定會威脅到現存大國，這個命題本來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漏洞。
其次，今時早已不同往日。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然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各個國家越來越像一個命運共同體，利益、生存與發展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一榮不一定俱榮，但一損肯定俱損。而這些與2400多年前的雅典與斯巴達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同於歷史上大國之間的相互隔絕與對立。
就中美雙邊而言，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與日俱增，誰也不能脫離對方而存在。實踐已經證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可行可期的，雙方加強合作是眾望所歸，互補發展、超越雙邊、利好世界的客觀要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若沒有中美氣候共識，會議便無法取得進展。由此可見，作為大國的中美雙方，應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以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肩負著重大責任。中國作為和平發展的堅定簇擁，勢必會樂意參與其中，而這無形中也在幫助美國減輕壓力。
更何況，中美還有極為廣泛的共同利益。
基於上述考慮，中美雙方暫且可以不必為“修昔底德陷阱”而擔憂，按照復旦大學王義桅教授的說法，有三大保障可以助力兩國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
1、“一帶一路”補全球化短板，開創中美合作共贏新格局；
2、共同應對全球公域問題挑戰，引領中美合作新方向；
3、中國世俗文明精神修補美國宗教文明精神，開創東西互鑑新時代”。
當然，這些也是對中美領導人智慧的考驗。
最後，貿易順差在中國，利益順差卻在美國。
根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7%來自外資企業，59%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從加工貿易中只賺取少量加工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營銷等環節獲利巨豐。
事實上，全球一體化進程為美國諸多跨國巨頭們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巨頭們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加工、分銷及售後服務等環節，已不再侷限於同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逐漸演變為“一件商品，全球生產”的局面，即所謂的“全球價值鏈分工”。
在全球價值鏈中，跨國巨頭們為了獲取利益最大化，將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到勞動資源豐富且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將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附加值較高的環節保留到本土。從微笑曲線來看，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更多位於曲線兩端的盈利大頭位置，而發展中國家的盈利利潤率則長期處於微笑曲線最底部。
對於中國來說，雖然近年來中國製造業的技術水平有了顯著進步，出口增加值也在穩步提高，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長期以來的“世界工廠”角色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很多出口產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較低，大多數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的地位還沒有得到顯著的提升。
以蘋果手機舉例，根據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戰略經濟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所說，一部蘋果手機的製造成為約為270美元，零售價為600多美元，中國實際上在裡面僅得到了6.5美元左右的分成，剩下的利益都被別人拿走了。
所以，中國雖然崛起，但依舊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至於威脅到美國，恐怕還言之尚早。
4
任何事情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更何況是大如中美關係。
雖然中美姑且無須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擔心，但還是有必要提高警惕，畢竟有前車之鑑。倘若我們能在穿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基礎上，進一步迎來各個領域的全新大發展，那將不僅是中美兩國的幸事，還會是未來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莫大福音。
中美貿易戰，看似已經開打，可是個中深意卻耐人尋味。且不提未來將如何演進，但是之於中國，國運如此，大勢所趨，即便強如美國，恐怕也難以做到逆天改命，力挽狂瀾。
閱讀更多 薛洪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