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失去的18年，是否也會發生在深圳身上？

來源：秋水筆談（ID：qiushuibitan）

“ 香港現在有多冷，冷到水哥不相信這篇文章還有人會轉……

18年前不是這樣的。2000年香港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上，星光熠熠。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年華正盛，謝霆鋒、王菲、陳奕迅青春正好。

上榜的《k歌之王》、《給自己的情書》是廣東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的金曲。

2017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上，陳奕迅一個人上臺下臺上臺，拿了5個大獎，其他獲獎歌手大面積缺席。

陳奕迅這屆的金獎金曲也散發著月光的寒氣：往事沒有辦法懸賞，隱形在那大街小巷。”

就擁有的紙面財富而言，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國際貿易中心，甚至宇宙樓市中心，至今仍然多年蟬聯世界最具競爭力城市前三甲的香港，沒什麼可以抨擊的。

但從人們對她的期望，從她曾經有過的群星燦爛的盛世，她曾經有過的巨大機遇，她錯過的時代，以及她曾經的追求來看，香港真的錯了。

當年的香港至少做了三次自暴自棄的愚蠢選擇。

18年前，香港放棄了董建華擴大房屋供應以及競爭力升級的頂層設計。

18年前，李澤楷放棄了騰訊，香港淺嘗則止的互聯網之夢，盡化泡影。

18年前，香港資本放棄了廣東，在珠三角全面升級的歷史大潮前面，退卻不前。

香港屢次錯過了升級自己經濟競爭力的機會，最終錯失了新的可持續增長動力，這三個選擇，基本決定了香港後來後來18年的停滯不前。

18年後，香港又開始了18年前就應該做、卻半途而廢了的事情。

01

18年前，董建華的嘗試從房地產開始，也從房地產開始潰敗。

香港能否成為科技創新的中心，能否鏟開創新土壤上面的混凝土，能否為自己的經濟基礎開闢空間，全盤升級自己競爭力，其實是一個房地產問題。有見於此，董建華全盤升級香港的計劃一開始就是拿房地產開刀的。

1997年，香港迴歸，董建華上任之初，正是香港樓價瘋狂飆升之時，民眾要求平抑樓價，這一年香港還碰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自身經濟的脆弱性，風雨飄搖。

為了升級香港的競爭力，董建華打算一方面加大土地與住宅供應，降低創新與生活成本，為香港後續的發展開闢空間；另一方面大刀闊斧，改革教育、增加科技投資以及項目，為香港的未來增加新的增長動力。

董建華一上任，就製出了“八萬五”大計，為特區政府訂下三個目標：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

為此港府成立了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專責解決房屋問題。同時，公佈一項5年賣地計劃，在1999年3月前提供120公頃土地，並在其後的3個財年內，再供應260公頃土地。

董建華是真刀真槍上陣的。董氏家族靠航運起家，這與香港大多靠房地產發家的富豪不一樣，也是為什麼董建華後來能制定出真正打擊房地產壟斷集團利益的政策，甚至過於激進而引起了後來反對者的強烈反彈。

高遠的夢想、視野以及建立在這種視野上的頂層設計，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董浩雲這個已經被遺忘的老船王就是最好的榜樣。同樣，臃腫的慾望與利益，就像身上的肥肉一樣，會妨礙一個人的行動，也會妨礙一個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升級。

2000年前後，香港其實已經成為這兩種力量的角力場，而且後者基本完勝。

這一年，首批“八萬五”計劃中興建的房屋正式推向市場，有85710套住宅建成；其後的2001年，又有10萬套住宅推向市場，大大超過計劃目標。2002年大幅減少至6.7萬套，社會輿論已經開始猛烈抨擊此計劃。

“八萬五”計劃，恰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市悽風慘雨，樓價下挫二至三成。

當時香港有60萬個負資產者，賬面損失達6000億港元。在樓價高時，以1000萬港元買下一棟房子，首期只需付300萬元，剩下的700萬到銀行按揭。樓市下跌後，房子只值500萬元，將房子抵給銀行，還淨欠200萬元(利息未計)。

要求董建華取消“八萬五”目標的呼聲趁勢而起。為了安撫負資產者、穩定樓價，1998年6月份，香港政府已經宣佈凍結賣地。2000年董建華髮表的聲明回顧稱：“金融風暴來臨，根本無機會實施‘八萬五’政策，樓價已經下沉，跌得很快。”正式放棄“八千五”計劃。

2003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更是製出“投資移民計劃”，只要在香港投資650萬港元，即符合移民資格，吸引了大量外來資金，繼續推高樓價。

自2003年12年之後，直到2015年，香港房屋委員會才首次發售新居屋，而且只有兩千間。

董建華的計劃，至今仍然為港人所抨擊。

02

香港看上去高樓林立，市區握手樓不見天日，實際上，香港最缺的也正是高樓大廈。

2016年，香港私人住宅超過一半的實用面積小於50平方米。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約15平方米，大幅落後於內地的北上廣。同時，私人房屋租戶租金中位數為1萬港元，全港家庭住戶月收入中位數2.5萬港元，租金佔到收入的40%。

同年全港約有超過9萬間劏房，也就是隔斷間，住著超過20萬人，居住面積中位數僅為10平方米。

更底層還有一大批籠民，從beyond主唱黃家駒1992年出演《籠民》，時間已經過去26年，香港底層人民依然住在籠子裡面，香港人笑稱納米房，笑中帶淚。

2017年年底香港擁有自置居所的家庭比例為49.5%，比董建華宣佈放棄公屋計劃時2002年的52.9%還低。二十年過去， “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的宏願，成為夢話。

由於房貸利率低、新住宅供給緊張以及內地買家的推動，過去十年間，香港房價上漲了200%，而薪資只增加了50%。2017年香港一般住宅平均售價在700萬港元左右，差不多10萬元一平米。

據諮詢機構Demographia的2017年國際房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連續第八年穩坐第一，屬於“極度負擔不起”之列，且過去兩年情況進一步惡化，從2016年的18.1倍升至19.4倍，如今處於空前高位。香港2002年的房價收入比只有4.6倍。

按照國際住房支付能力調查報告設定，4.1至5.0之間已經是“嚴重無法負擔”。

如果考慮到香港巨大的貧富懸殊，低收入人群的房租壓力更甚。絕大部分人是房奴，為了有瓦遮頭，都需要有異常穩定的收入來源，怎能扛起去沒有收入去創業創新的風險。

畢竟食肉者鄙，不足遠謀。從底層到中層，香港整個社會最大的人才群體，按道理最有通過創新創業改變自己人生的動力，卻已經被房價與屋租綁死，哪裡還有創新的膽量、時間、空間與潛力。

一句話，香港的創業土壤已經灌滿了房地產富豪的混凝土，長不出來新的莊家。

就像1998年董建華在施政報告所講的：“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於香港的經濟基礎過於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衝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裡面也寫到：香港樓價高、租金貴，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是嚴峻的民生問題。住的問題亦影響了家庭結構，扭曲了價值觀：不少人的目標就是儘量賺錢買樓供樓，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看。住的問題也是香港最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家庭走投無路，甚至要住在工廠大廈內的劏房。

轉眼二十年過去，知道是好藥，還是倒了，知道是鴆毒，還是喝了。在這個牽涉經濟方方面面的基礎性問題的上，香港毫無建樹。

董建華的基礎改革、香港的創新活力，就是這樣被窒息了。

香港的昨天，正在變成鄰居深圳的今天。

2015年深圳房價一年瘋漲50%，生活成本陡然上升。因為員工不堪生活成本高企，後來關於華為有意遷出深圳的消息時有傳出，而且早有部分部門遷往東莞，現在作為華為核心的研發部門遷出了深圳。

深圳今年6月新房成交均價維持在54093元/平米，環比暴跌18塊錢……

這也是深圳新房房價連續第21個月下跌，累計下跌1518元……

就在香港迴歸21週年紀念日7月1日，華為大搬家，載有辦公用品的40輛8噸貨車將連續往返深圳和東莞兩地達60車次，研發團隊全體搬遷。

這是歷史變奏弔詭的序曲……

03

如果聽任樓市走高，社會創新成本高企，這座城市的競爭力必然因為失去活力、基礎脆弱的，搖搖欲墜，再者，如此聽任籠民數量增加、無簷遮身，還要政府幹什麼？乾脆改名樓市催漲辦事處得了。

有人說是房地產成就了香港，對於這種聲音，水哥一向嗤之以鼻。正是香港房地產產業的自私自利，讓這個產業變得病態畸形而且自高自大。

時至今日，香港的城建面積沒有深圳的三分之一大。一個產業應該以其產品的豐富、實用性以及便宜為榮，香港房地產的房子又小又貴，還為了抬價，罔顧市場需求，小批量供應。2016年深圳的建成面積已經達到923平方公里，而已經進入發達發展階段多年的香港，建成面積，僅有區區265.4平方公里。

香港有1106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開發程度只有24%。

與此同時，香港住宅嚴重短缺。

1997年1月，為了能留下德政美名，即將撤離的港英政府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提出香港未來十年房屋需求每年將高達8萬套。

然而，面對這樣巨大的需求，2003年起，香港新房供應嚴重短缺，如此罔顧消費者利益的事情，香港竟然一干就是十幾年。這就是香港“發達”而扭曲的房地產產業。

在房屋供應方面，近幾年港府也將劑量大減後，也重新制出了董建華的藥方。

2013年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發布諮詢文件提出，未來十年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7萬個單位，每年4.7萬，就是董建華“八萬五千”劑量的砍半。

但實際執行依然大打折扣，可以說是董建華藥方的跳樓價、折上折了。

香港2014年一手私人住宅落成量為1.57萬個，已經是8年以來新高。

而此前10年住宅施工量平均水平只有1.32萬個。

2017-2018年供地計劃，也只能提供1.8萬多個住宅單位。

此外，香港公屋用地供應依然落後，公屋輪候時間明顯延長。

可見香港社會話事階層，還沒有真正落實打折計劃的決心。

當年，有人以香港是市場自由經濟體的典範為由，規勸港府廢除每年供應八萬五千間房屋的目標。到今天，也還有人以此規勸港府維持這種所謂的不干預政策。

04

1997年，香港就出現領先全球、取代現金的電子支付系統八達通卡，多年過去，其腹地香港的大街小巷，今天都被微信支付、支付寶插上了紅旗，香港還在充卡、刷卡。

就像他的船王父親改變了中國現代航海史，董建華也曾有機會改變香港在互聯網冒險時代的歷史。當時，除了董建華勃勃野心的頂層設計，香港還有很好的技術基礎以及投資熱情，還有珠三角廣闊的勞動力以及製造業基礎。

1998年，董建華談到科技改變香港的憧景：近年，世界上最傑出的經濟成就，大多離不開應用創新意念和科技。這個現象並非經濟大國所獨有，以色列在1997年的高科技出口總值便接近700億港元，較1990年增加一倍，佔全國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

那幾年，董建華多次親赴硅谷以及以色列取經，並邀請田長霖教授出任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作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田長霖教授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22年曆史上、也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華裔及亞裔大學校長。

田長霖牽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交給董建華的首份報告建議，為了達成理想，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區域的科技創新中心，便要為香港定位，讓她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上處於領導地位。

當年的香港，還是風頭無兩的時代弄潮兒。在中國目前最大的兩家互聯網公司，香港人都曾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9年，QQ的名字還叫OICQ，馬化騰燒完最後一萬元，讓出20%的股份，拿到李澤楷220萬美元投資。1999年，香港人蔡崇信，放下70萬美元年薪的投行工作，投奔馬雲，拿五百塊薪水，使阿里巴巴開始規範化運作，帶來高盛等投行的投資機會。

2018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中，蔡崇信以身家104億美元排行第九，而放棄了騰訊，本來有望超過其父的李澤楷，卻憑藉父蔭，以44億美元排行19位。

董建華這屆政府也在香港大力推行資訊科技工業，同時推進多個耗資巨大的科技項目，改革上市制度，對科技公司融資洞開大門。

2000年，港府通過李澤楷提出的數碼港計劃，把香港大學附近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與李澤楷的盈科拓展，意圖發展成類似美國硅谷的高科技中心。2001年5月港府設立法定機構香港科技園，以營造創新及科技生態圈。

1999年，漢鼎亞太集團主席徐大麟提出在香港建立6間晶圓廠的“硅港”計劃，令香港工業界充滿遐想。當時的建廠夥伴就是今天聞名遐邇的張汝京。上海也參與了爭奪，給出土地和稅務上的重大優惠，而香港傳媒不斷質疑此項目是“炒地皮”，其後漢鼎亞太讓步為租用土地，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依然拒絕撥地。

最後張汝京到上海創辦了現在是中國最大、世界第四大的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而當年“亞洲網帝”李澤楷的數碼港項目，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只起到了地產項目的作用。

1999年11月，港股仿照美國的納斯達克，推出創業板，給新興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這一年，剛從金融風暴緩過氣來的香港，湧現大量互聯網企業。

以港交所行業分出的11 個分類，1999年資訊科技業一度佔總市值的 35%，成為第一大類別，2000 年科網股泡沫後下跌至 2%， 2017 年，騰訊帶動下，市值佔比又回升到了8%。而李澤楷在2001年拋售了騰訊。

18年後的今天，今天香港製出的基本還是18年前的藥方。

今年4月，香港聯交所革新上市制度，允許“同股不同權”的新經濟公司上市。在這種改革背景下，內地互聯網公司再次掀起赴港上市潮，排隊名單裡不乏小米、美團、映客、同程藝龍這些的明星獨角獸。

港府還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延攬海外和內地人才。這項計劃其中一個要求，就是申請公司要是香港科技園和數碼港的租戶或培育公司。香港科技園和數碼港正是18年前董建華時代推出的大型科技項目。

2017年，深港同意合作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體量將是目前香港科學園面積的4倍。

從住房供應，改革上市制度吸納科創公司，到開闢新的科創園區，18年後，香港再一次撿起了董建華的藥方。

05

二戰後，由大批內地企業家、難民遷居香港，在香港建立以輕工業為主、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製造體系。50年代至80 年代中期，製造業是當時香港第一大產業，佔生產總值20%以上。

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對中國禁運，內地的進出口活動很少，削弱了香港的國際轉口功能。

直至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為香港打開另一扇門。當年鄧小平允許廣東敞開大門，香港就成了對廣東的投資、創業和外界知識來源地。從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對華投資中，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或者至少經由香港這個中國的“南大門”。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遇上香港勞動力成本以及土地成本上升，開始對外尋求投資空間，在珠三角的製造設廠，造就了香港工的爆炸性成長。

從香港工業界角度，由香港製造和珠三角製造實為一體，是香港廠商在製造空間、投資空間的轉移擴張。就香港經濟發展，此乃香港服務尤其是生產者服務網絡的區位延展，經濟腹地從香港境內的1000多平方公里，拓展至4萬多平方公里的珠三角地區。

香港廠商與香港金融、物流服務機構密切合作，形成了粵港合作的“前店後廠”模式，把珠三角製造效益轉接至香港服務體系，催化香港的生產者服務業急速發展，推動了香港經濟在上世紀末的騰飛。

1997年與2007年兩次金融危機，對香港在珠三角的投資以及“前店後廠”的模式造成巨大的衝擊。

1997年，香港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後，屢次錯過機會，錯失新的增長動力，陷入“高收入增長陷阱”。九十年代初增長率還在5%以上的香港，1997到2012年，年均增長僅達2.21％。

與此同時，2000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持續的產業升級，成為持續保持雙位數高速增長的動力源。粵港實力對比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2000年香港經濟佔整個大珠三角地區的60％，而2012年僅為25％。

2000年也是內地耗盡人口紅利的轉接點。1979 年農村改革後，大批進程的年輕農民在2000年起逐漸進入中年，80年代推行的“一孩政策”也開始出現政策效應。珠三角勞動成本開始攀升。

1980 年至2000 年間，珠三角是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廠商的集聚地區。2000年廣東工業結構開始深度調整，在石化、鋼鐵、汽車、核電等重工業項目拉動下，開始逐步重工業化，轉為設備、技術密集模式。

因為人力成本的上漲，以及無法回應珠三角產業升級的政策要求，嚴重依賴出口輕加工的港資，2000年開始放緩甚至收縮對珠三角的投資。更重要的是香港在製造科技領域卻步不前，難以推動香港廠商轉型升級，而變得相當被動。

90年代，港商在珠三角地區總計有5萬多家企業，而2000年開始尤其是2007年以後，港商企業數字快速下降， 2012年底只剩3萬多家。

2000 年至2008 年，香港廠商在珠三角產值仍在增長，但對比臺商在資訊電子產業的騰飛，日系車廠在廣州的聚集，內企在通訊裝備、石化、家電的突破，港企佔珠三角工業產值的比重開始下降。

2008年的國際金融海嘯造成出口市場萎縮不前，對出口型香港廠商造成了更沉重的打擊。香港廠商在第一次工業突破時期累積的市場基礎，受到衝擊。

同時港商此前建立的珠三角製造基礎，難以對接廣東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化服務業發展。港資企業並沒有選擇跟珠三角產業升級一同提升自己競爭力這條更艱難的道路，而是再一次選擇了收縮、退卻。

香港工業總會進行的文件調查顯示，2009年後投資珠三角的港資企業僅佔受訪廠商的7.0%，遠低於八十年代的19.0%。

近年來隨著人民幣持續地升值，以及珠三角地區整體進入高成本時代，港商迴流香港、或是退出珠三角地區，轉入東南亞地區的企業數量不斷攀升，致使“前店後廠”格局的總量在逐年縮減。

另一方面，隨著香港服務商的進入，珠三角地區的“廠店合一”逐步推進，導致原有香港承擔的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功能，逐步被珠三角替代。

珠三角地區對香港的進出口貿易，自2000年以後增幅逐年呈下降走勢。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對外貿易比重，從1990年的約74％，下降為2010年的20％。

在珠三角整體轉型升級的面前，港資一次次退卻不前，讓港資失去了分享今天珠三角發達的高端製造業紅利的機會。同時，沒有了珠三角的“後廠”支援，香港的“前店”無法做大，香港的轉口貿易地位也被嚴重削弱，香港經濟競爭力遭受雙重打擊。

18年後的今天，重新撿起了18年前董建華藥方的香港，能否趕上粵港澳大灣區這趟車，重新激活自己在珠三角的影響力，能否扭轉房地產市場的病態發展，通過科技創新升級自己競爭力，需要以史為鑑，更需要壯士斷臂的勇氣。

人生最怕的是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如果變成十八年又十八年，十八年又十八年，那真是……祝您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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