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数据与决策
兴起于二线城市“抢人大战”风潮，如今非但没有“降温”，反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使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才政策竞赛，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则在日前的报道中再次指出，激烈的人才争夺背后，要清醒地认识到“让人才真正留得下，并不是仅仅有大幅度的吸引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还要考虑能不能用好人才同时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吸纳人才只是第一步，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关键，否则都不算真正引才成功。
一、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关键
近年来，每逢毕业季，武汉高校里的一些毕业生，他们的衬衫上鲜明地印着四个橙色的大字——留在武汉！这不是学校的毕业衫，而是武汉挽留本地毕业生的活动。这只是武汉、重庆、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展开人才争夺战的一个缩影。如今，北上广的高房价一直是人才外流的首要原因，二线的引才手段真的能把人才留下来吗？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相比到底差在哪里？
离开或考虑离开北上广深的人数达71％
如果要问一个大学生毕业的去向，人人都会犹豫；但是要问哪里最赚钱，人人都能脱口而出——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无疑是最有“钱”景的去处，2016年全国的平均工资排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分别位列前四。
看春运时的人口回流的盛况就能直观感受到，有多少外地人到一线城市工作。以移民城市深圳为例，2015年有常住人口1137.87万人，其中非本地户籍人口达到68.9%。
但是官方的逻辑认为，人太多了也不行，要把多余的人赶出去。2016年时，北上广深纷纷亮出了2020年的常住人口底线——北京2200万人，上海2500万人，深圳1480万人，广州1550万人。
要控制人口，最有效途径就是利用房价调控。2016年前两个月，深圳、北京、上海的二手住宅同比涨幅分别是：52%、25.7%、17.4%。日本学者惊叹，深圳的房价快要到达东京房产泡沫最多的时候。
今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问卷结果显示，2000名正在或曾在北上广深工作或读书的受访者中，已经离开或者在考虑离开北上广深的人数达71％。
与一线城市拒人才于千里之外不同，二线城市仿佛看到了曙光，纷纷向人才伸出了橄榄枝，甚至上演无声无息的抢人大战。二线城市的杀手锏，就是住房和户口。
武汉提出五年内留住100万大学生的口号，高校大学生只要在武汉就业三年就可以成为本地常住户口；福州给予应届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住房补助高达15万元，购买人才公寓可以直接打七折；长沙的引进人才只要在本地创业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就能拿到最高100万住房补助。
一些二线城市还专门盯着精英人才砸钱，重庆为了吸引“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等高端人才痛下血本，住房补助高达200万元，从2009年至今已近花费1.3亿元引才；但是重庆还是赶不上厦门“剁手”的尺度——对顶尖人才团队，资助最高有一个亿，而且引进的硕士每人3万元生活补助，博士每人5万元，医学方面的人才或者团队最高可以拿到700万元的安家补贴和工作补助。
而且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的人才需求量更大。根据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在交通运输行业、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二线城市的用工需求增长幅度都高于一线城市。
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也反映了二线城市人少职位多的情况。CIER大于1时，表示就业环境比较缓和，CIER小于1时，表示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竞争者很多，2017年前两个季度，二线城市的CIER指数都比一线城市高。
但是为什么二线城市要上演人才争夺战，恐怕不是说一句“留在北上广”就能解释的。
二线城市智力型劳动力的短缺
二线城市求贤若渴，首先是由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尤其是智力型劳动力的短缺。重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0年至2010年间，重庆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2.1%，就业人口减少了121.21万人。
由于重庆人口外流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流入数量，导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慢慢扩大。2000年至20 1 3年， 重庆 跨省流出人口从288. 30万人增加到531. 98万人；但是这十三年间，流入人口从46. 03万人只增加到143. 56万人，根本弥补不了流失的人口。
并且，由于流出人口大部分是年轻劳动力，加快了重庆老龄化的速度，在2000年至2010年的流动人口中，15 - 49岁的人口占七成以上，高达71.33%。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而是西部的重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庆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1.56%，居全国首位。学者推测，2020年重庆老龄化程度将达到12.6%。
从2000年到2010年，重庆16岁至34岁的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了7.2%，但是55岁至64岁的老年劳动力却增加了113.09万人，而这些老年劳动力将在十年内逐渐退休，享受由越来越少的年轻劳动力提供的服务。2014年，重庆的生育率为1.164，远远低于能保证世代更替的2.1最低生育率。
此外，重庆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也很低，只有12.8%的智力型工作者，有超过一半的人从事的是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行业，要知道同年，上海只有3.3%的人干这一行。即使在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城镇，重庆也只有7.7%的劳动力学历在大专以上。但是上海在2009年时户籍居民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就超过了20%。
其实老龄化的打击是很多二线城市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地区莫过于东北的二线城市。例如，哈尔滨的人口增长一直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老龄化的速度极快，2014年底人口总数为987.2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2.7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7.5%。根据人口灰色预测模型，预测到2020年时老龄化人口增加到25%，2030年时增加到31%。
到了南方，福建的三个二线城市是一起面临严重老龄化的难兄难弟，厦门的60岁以上的老人早在2008年时就达到了12.4%，福州在同年也达到了13.1%，泉州2013年的老龄化程度也达到了11.58%。可以说是“万里河山一片老”。
有学者将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引才投入做成量化指标，虽然劳动力流失问题已经暴露地非常明显了，但是重庆、黑龙江、吉林的人才投入在全国几乎是倒数，排在贵州，青海等地区后面。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现在只能砸钱买人才也不算预料之外了。
二线城市留人才，也要留得住企业
与重庆共饮长江水的武汉，也有自己难念的经。武汉坐拥80多所高校和超过一百万大学生，包揽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但是在几年前，却给人“留不住本地高校人才，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印象。
一方面，武汉留不住本地高校产出的人才，另一方面自身又面临着人才缺口，2013年第三季度武汉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49，这意味着三个岗位只有2个人应聘。
劳动力空缺最严种的行业中，工程技术也在列——要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本地理工科高校都是工程技术人才的发源地。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微信之父张小龙以及华为的26岁天才副总裁都是从武汉高校输出的。
与留着人才相比，留住企业也同样关键。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创办的PPTV和卷皮网都曾经在武汉安家，但是最终PPTV搬到了上海、卷皮网在深圳成立了第二总部。
目前卷皮网在武汉、深圳设有双总部，并在北京、杭州等城市建立办公室，公司规模超过千人。
之所以在武汉、深圳设双总部运营，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前武汉当地互联网环境相对一般，而卷皮网又需大量的互联网人才进入，而武汉当地虽然大学生众多，但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较少。
卷皮网就想能不能到一线城市吸引人才，最后反向把一线人才输送回武汉当地发展。卷皮网CEO黄承松说，设立双总部的好处是，卷皮相当于伸了一只触角引进人才，又在外面学到更多的经验。
武汉和深圳两个总部分别担负不一样职责，其中，卷皮网供应链核心是在武汉，但前线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方，这使得卷皮网在稳固后方的同时，能冲到前线和别的企业进行“战争”。
不过黄承松表示，二线城市其实偏务实，想着实实在在怎么活。任何企业发展都要考虑怎么活，武汉务实的会使得互联网创业氛围更好。这两年武汉互联网慢慢起来了，这个时候包括资本和配套的东西就会慢慢迁移到武汉。
成都也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目前成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只有8.1%。奇怪的是成都并不缺大公司大企业，从1999年开始发展IT产业，戴尔、联想、西门子、飞利浦、富士康都在这里落户，但是成都的IT产业做的不是研发而是生产，说到底，成都引以为豪的IT产业只是制造业而已。
虽然成都的富士康号称制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但是中国人用的IPad背后还是清楚地标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成都也有一系列IT研发中心，但是和深圳相比就逊色，根据广东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深圳排在第一，甩了成都不知道几条大街。因此打造“成都制造”并不能把人才留在生产线上。
同样地，紧邻着苏州常州无锡和上海的南京，虽然高校林立，但是因为以制造业为主，所以留不住本地的人才；而且和南京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和收入之比，能够反映购房压力和生活压力）比周围的杭州，苏锡常经济圈都高，导致了人走茶凉的局面。
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学毕业生留在本地比例从40%下降到33%，其余人才聚集在上海和苏锡常地区。从2010年江浙地区人口迁移网络图来看，迁移核心城市在上海和杭州，却没有南京，往无锡迁移的的人却比省会城市南京要多。
但是并非所有二线城市都这么急迫地挖人，他们中出了一个例外——杭州。
杭州本地大学生的忠诚度相当高，而且对外地毕业生和留学人才的吸引力也很大。2016年浙江大学的本硕博毕业生中，58.24%的人选择留在浙江，其中超过80%留在了杭州；而杭州接受的毕业生中有70.5%来自外地。2016年，LinkedIn（领英）发布的榜单显示，杭州的海归人才流入流出比排名全国第一。
201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的《阿里零售平台带动就业问题研究》显示：2015年，阿里平台总体为社会创造3083万个就业机会，包含了交易型就业，电商物流，电商服务业和批发业、金融、物流等衍生产业，例如 中通在2016年创造了6万个就业岗位。
杭州靠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吸引了人才留下来，不至于在人才争夺战中落后。杭州聚集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公司，扩大了对金融、物流、营销、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杭州比重庆等二线城市优越的地方在于，互联网产业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闻名全国的特色产业。就像上个世纪一提大庆人们都能想到油田，现在一提杭州，人们就能想到阿里巴巴和网易等知名企业；提到重庆，人们想到只是火锅。
与浦东和中关村等一线城市的高科技园区相比，二线城市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环境和科技环境都还有待改善，不过，现在这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例如光谷成为全球最大光纤光缆研制基地，近几年还诞生了估值数十亿美金的独角兽企业——斗鱼，一大批知名企业考虑在光谷设立第二总部。
用才环境好，人才方能稳得住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指出，近纵观部分二、三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大多出台了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物质激励等“彩礼”难以攀高的条件下，如何引凤求凰成为人才工作的一大考验。
丰县是江苏省的“穷县”，但近几年经济发展开始走上快轨，最大的心得就是实施差别化人才战略。我们发现，在当前激烈的引才竞争中，优惠的政策已经成为聚 才的基本面，这意味着人才流动的代价越来越小，而代价越小，则流动性越强。因而，做好引才只是开始，留住人才，使之成为发展金钥匙，才是努力方向。
产业有前景，人才方有未来。抓住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夯实产业发展的优势，方能产生“水深则鱼知聚，林茂则鸟有归”的效应。丰县这几年形成了煤盐化工、 智能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八大主导产业，先后建成省级科技孵化器2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6家，拥有企业院 士工作站等省级企业研发平台24家，实现人才工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互促互进，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空间，不仅留住了现有人才，也为引进9类高 层次人才打开了强力磁场。
用才环境好，人才方能稳得住。实践证明，一时红利留不住人，哪里的体制活，哪里才是人才干事创业的沃土；哪里 的服务好，哪里就能让人才落地生根。其中关键，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而在于政策落实的速度与温度。这几年，我们在制定优惠政策针对性上下功夫，抓好子女入 学、家属就业、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细节呵护；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多使劲，既避免“骑着骏马找良驹”，又防止“大松树当柴烧”，以真心实意拴心、主动服 务留人来弥补地区先天条件的不足。可以说，凤巢筑得越好，人才必能育得出、长得快，从而为高阶引才搭桥铺路。
近日，媒体、专家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无非是提醒各地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人才政策竞赛中，莫要偏离了初衷和方向。正如有的观察者指出，此番看似一夜间骤起的“抢人大战”，与很多地方特别是二线城市近年来遇到的发展瓶颈有很大关系，总结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人口结构压力增加”，高质量发展触发的“人力资本面临结构性短缺”，城市规模扩张中的人口外流，土地财政遇到了房地产库存的瓶颈，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性政策，“押宝”人才储备也就不难理解，一方面它符合了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人才驱动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各个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基于此，城市争夺人才应该着眼于解决这些影响长远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各地争相用“送房、送钱、送户口”加大抢人砝码的同时，要格外警惕避免“政策式抢人”的潜在弊端。一种情况是，为抢而抢。透过一些报道可以看到，一些致力于“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的城市，近年出现了人口缓慢流出的趋势，于是“争夺人才大战”就变成了为人口规模“达标”而展开的“争夺人口大战”，这就很容易导致在政策上缺乏长远规划，结果抢到了却留不住。还有一种情况是，片面地抢。在一些地方，对人力资本的储备仅限于所谓的“高端人才”，于是以学历、创业等简单标准区分，一边是对大学毕业生等群体“零门槛”，一边是对低学历却从事大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群体的就业、落户限制，结果忽视了城市各方面的实际需。
吸纳人才只是第一步，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关键，否则都不算真正引才成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邱建新教授说：“进人还包括用人、养人、留人，宜居一定是一个终极目的，同时用人如何保障公平的竞争？在养人方面如何通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考虑的方面。也要考虑到，未来对公共资源服务的需求，因为这部分人才对教育、文化、医疗、体育的需求上升，政府如何切实履行好服务型职能，以满足宜居的需求。”
二、人才留下来了，做什么？
2017年以来，以武汉、南京、西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以住房补贴和户口等来吸引人才在当地就业、创业。一年过去了，这些政策执行效果如何？是否吸引到城市亟需的人才？求职者对这些政策的反应如何？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如何应对人才大战？
人留下来了，可做什么又成了问题
去年春天，北漂族雷特决定离开呆了10年的北京，因为越来越贵的房价让他觉得在京城安居无望。备选的城市有武汉和成都。在他看来，成都互联网产业发展得比较好，之前在腾讯制作视频的工作经验可以用上，而武汉教育资源丰富，离老家荆州也近。
正在犹豫时，武汉颁发了人才落户政策，只要是硕士生不限年龄皆可落户，这意味着雷特可以立马拿到武汉户口并买房。于是，去年6月，32岁的雷特在武汉重新出发。人留下来了，可做什么又成了问题。
“武汉的腾讯没有合适的岗位，待遇也没法（和北京）比。”他感慨道。现在，雷特在斗鱼上班，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工作了。
雷特的经历并非个案。根据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对2017届留汉就业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调查，七成人留汉的首要原因是离家近，三成人认为受家人或恋人影响，仅有26.72%的人选择看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亮指出，如果城市无法围绕其本身地就业机会制定人才政策，很难真正吸引和留住人才。
“城市政府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就需要从人才政策的核心命题出发，形成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并采用多管齐下的‘组合拳’。否则，就可能导致城市吸引的未必是其迫切期望的人才，而导致‘愿者上钩’的尴尬后果。”他说。
留住人才是一场持久战
留人难是武汉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根据武汉市2017年统计年鉴，武汉市共有84所高校，从数量上看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但每到毕业季，有近一半的毕业生会离开武汉。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从2007年起，毕业生留汉的就业比例就逐年递减。到2014年，30万毕业生中，只有10万留在武汉就业。
2017年2月，武汉在全国率先打响“人才大战”。彼时刚履新武汉市委书记不到两月的陈一新联合了市房管局、市人社局、市发改委等单位，表示要在五年内把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为了吸引到合意的人才，陈一新亲自上阵挂帅，专门成立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设置“虚拟机构、实体运作”的“招才局”，落实推进人才政策。
不仅如此，陈一新还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号召如雷军、董明珠等在武汉有求学经历的企业家回汉投资。据《武汉晚报》报道，截至去年11月，这些校友们的签约项目总投资达13014亿元，占2017年全市招商签约总额的五成多，签约项目数达294个。
相比其他城市，武汉的人才政策看起来“奇招”更多。除了规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可直接落户，本地大学生仅凭一张毕业证就能成为“武汉人”外，当地政府还出台了大学生就业最低指导工资，甚至发放了一个“超级福利”：未来五年，武汉将建设和筹集250万平方米以上大学毕业生保障性住房，争取“让更多留汉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以低于市场价20%租到租赁房”。
今年25岁的小陈是武汉实施人才新政后的首批“新武汉人”。来自湖北荆州的她2015年毕业后就留在武汉工作，先后从事过服装销售、电话客服等工作，现在一家保险公司销售保单。小陈不仅顺利在武汉落户，还享受到了武汉推出的大学生租房“8折优惠”福利。
从提交资料到选房，她只花了2小时，就在武汉洪山区魔方大学生公寓租到一套66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房子，租金是每月1750元，而周边40平米左右的房子至少需要1700元的租金。不仅如此，人才公寓还配备了生活必需的家电和家具，拎包即可入住。
“这里住的都是大学生，素质很高，整栋楼还专门用围栏围起来，比周围安全多了。”小陈说。现在这栋23层的建筑只剩6个楼层没住人。
类似这样的人才租赁房武汉还有6000多套。去年7月，武汉以商品房配建、购买、租赁、政府投资等形式在13个区公布了首批3600套人才房的选址，此后又公布了第二批3011套人才房的筹集情况，毕业生拿着毕业证和身份证，就能排队申请相应优惠房。
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人才政策的效果似乎不错。2017年，在人才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毕业季，有30.1万名大学毕业生来到武汉工作，是2016年的2倍，新增落户大学生14.2万人，是2016年的6倍。
不过，从短期看来，情况并不是十分乐观。根据武汉大学《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7年，该校58.72%的本科生选择读研或出国，剩下四成求职者中，留在湖北工作的只有25.46%。所以，留住人才是一场持久战，还需要多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
决定人才去留的最关键因素是职业前景
在专家看来，相比行政手段的优惠政策，人才的流动更多是受到就业机会和职业前景的影响，因此，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产业发展和创业氛围才是决定人才去留的最关键因素。
“留人最核心的其实是城市提供的岗位和潜力有多大。”武汉某知名高校新闻专业的教师对界面新闻说，该校新闻学院的毕业生留在武汉工作的很少，“因为这里没有对应的好企业”。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范子英教授表示，吸引人才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当地经济，因此要与当地经济特点结合起来。“要发展哪些产业？要吸引什么样的人才？都没看到具体的说法。”他在谈到二线城市的人才政策时说。
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对人才的需求不尽相同，引才应各有重点，建立完善人才系统。田伯平表示，以南京为例，创新科学和技术型人才比较紧缺。
二线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大多集中在户籍和住房两大方面。比如南京允许研究生以上学历及40岁以下的本科学历人才凭毕业证书办理落户手续，并筹建人才安居房和延长住房租赁补贴权限。长沙政府也在去年实施高校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根据学历发放金额不等的生活补贴及购房补贴的政策。
即便不考虑这些“以房为主”的政策是否真的吸引到一个城市迫切需要的人才，在地方财政日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住房补贴政策的可持续性也有待检验。
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能省下一部分房租固然是好事，但并非对所有的大学生来说，二线城市的优惠房租都比“北上广深”的发展机会更有吸引力。
“我之后还是会先去大城市吧，”一位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大三学生对说，“武汉新兴产业的发展刚开始，在它起来前，先出去锻炼下。”
和很多中国城市一样，武汉也将互联网产业列为转型方向之一。武汉市政府表示，要将武汉打造为中国互联网第四极，位列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2017年，有24家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或第二总部落户武汉光谷，其中包括小米科技、科大讯飞、海康威视、ofo等行业龙头企业。
不过，一线城市因为经济上的先天优势，依然是富有吸引力的地方。2017年，从全国范围来看，一线城市中的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加62万和45.5万，人口增量分列全国第一、第二位。其中，深圳去年共引进人才约23.37万人（不包括留学生、博士后引进），同比增长36%。
即便是去年常住人口下降的上海，外省市生源毕业生在沪就业的意愿也持续增强。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会同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联合发布的《上海市201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201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中，有34.6%的外省市生源留在上海就业，较2016届提高了2.5个百分点。
三、西安“房荒”：“抢人战”需综合考量
《新京报》近日刊文称，短短三个月内，之所以有24万多人最终把奋斗的坐标定在西安，除了工作之外，居住问题也需要纳入当地决策视线。
“还有房吗？”“没了。”连日来，关于西安“房荒”的新闻引发关注。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西安房价上涨明显，即便如此，仍旧房源紧俏、一房难求。在此背景下，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开发商设置全款优先、捆绑销售、捂盘惜售以及故意营造紧张气氛等现象。
今年以来，西安连续3次放宽落户限制。这促使一季度落户西安的人数高达24万余人，然而，西安市2018年预计推向市场的房源尚不足23万套，房市供不应求的确是现实，房价上涨则不难理解。
但对一个城市来说，短期内供不应求，显然还不是致命伤。倘若部分房地产商和炒房者，借此刻意营造紧张氛围，并在暗地里搞一些全款优先、捆绑销售、捂盘惜售的小动作，无疑会让这个原本失衡的房产市场雪上加霜，甚至会彻底扰乱市场的节奏。对于西安相关部门来说，不可不警惕。
其实，短短三个月内，之所以有24万多人最终把奋斗的坐标定在西安，除了工作之外，房价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截至2017年底，西安平均房价为每平米10427元，在二线城市中，尚处于低位。可以说，西安承载着这些新市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期待。可房价上涨、无房可买的现实，俨然给这些如火的奋斗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对于数年来一直较为平稳的西安楼市来说，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缺乏充分的政策准备和实施细则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缺房”是现实，相关部门不妨再积极、主动一些，增加新盘供给、建设公租房、治理市场乱象、惩戒违规楼盘和炒房者等方面多管齐下，让政策与市场共频共振，稳定“新市民”预期，避免因被动解决市场遗留难题而造成“无房焦虑”。
西安“房荒”事件对其他城市也是个提醒。眼下，很多一二线城市都加入了“人才抢夺战”，抛出了各种落户、购房等优惠政策。但人才引来后，如何应对人才涌入带来的住房需求大涨挑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未雨绸缪。短期来说，有关政府部门可以给“新市民”提供公租房等形式的租赁房源，以满足他们的居住需求；长期来说，争夺人才还需要相关配套举措同时实施，以解除“新市民”的后顾之忧，让“人才”能够真正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总之，“引才”是一项系统政策工程，不仅涉及就业，也涉及住房、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城市只有在综合层面上为人才搭建起扎实的平台，才能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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