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數據與決策
興起於二線城市“搶人大戰”風潮，如今非但沒有“降溫”，反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使這場看不見硝煙的人才政策競賽，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在日前的報道中再次指出，激烈的人才爭奪背後，要清醒地認識到“讓人才真正留得下，並不是僅僅有大幅度的吸引政策就可以解決的，還要考慮能不能用好人才同時為他們解決後顧之憂”。吸納人才只是第一步，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關鍵，否則都不算真正引才成功。
一、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關鍵
近年來，每逢畢業季，武漢高校裡的一些畢業生，他們的襯衫上鮮明地印著四個橙色的大字——留在武漢！這不是學校的畢業衫，而是武漢挽留本地畢業生的活動。這只是武漢、重慶、鄭州、福州等二線城市展開人才爭奪戰的一個縮影。如今，北上廣的高房價一直是人才外流的首要原因，二線的引才手段真的能把人才留下來嗎？二線城市和一線城市相比到底差在哪裡？
離開或考慮離開北上廣深的人數達71％
如果要問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去向，人人都會猶豫；但是要問哪裡最賺錢，人人都能脫口而出——一線城市。
一線城市無疑是最有“錢”景的去處，2016年全國的平均工資排名，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分別位列前四。
看春運時的人口迴流的盛況就能直觀感受到，有多少外地人到一線城市工作。以移民城市深圳為例，2015年有常住人口1137.87萬人，其中非本地戶籍人口達到68.9%。
但是官方的邏輯認為，人太多了也不行，要把多餘的人趕出去。2016年時，北上廣深紛紛亮出了2020年的常住人口底線——北京2200萬人，上海2500萬人，深圳1480萬人，廣州1550萬人。
要控制人口，最有效途徑就是利用房價調控。2016年前兩個月，深圳、北京、上海的二手住宅同比漲幅分別是：52%、25.7%、17.4%。日本學者驚歎，深圳的房價快要到達東京房產泡沫最多的時候。
今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的問卷結果顯示，2000名正在或曾在北上廣深工作或讀書的受訪者中，已經離開或者在考慮離開北上廣深的人數達71％。
與一線城市拒人才於千里之外不同，二線城市彷彿看到了曙光，紛紛向人才伸出了橄欖枝，甚至上演無聲無息的搶人大戰。二線城市的殺手鐧，就是住房和戶口。
武漢提出五年內留住100萬大學生的口號，高校大學生只要在武漢就業三年就可以成為本地常住戶口；福州給予應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住房補助高達15萬元，購買人才公寓可以直接打七折；長沙的引進人才只要在本地創業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勞動合同，就能拿到最高100萬住房補助。
一些二線城市還專門盯著精英人才砸錢，重慶為了吸引“長江學者”，國家“千人計劃”入選者等高端人才痛下血本，住房補助高達200萬元，從2009年至今已近花費1.3億元引才；但是重慶還是趕不上廈門“剁手”的尺度——對頂尖人才團隊，資助最高有一個億，而且引進的碩士每人3萬元生活補助，博士每人5萬元，醫學方面的人才或者團隊最高可以拿到700萬元的安家補貼和工作補助。
而且與一線城市相比，二線城市的人才需求量更大。根據2017年第二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在交通運輸行業、金融行業和互聯網行業，二線城市的用工需求增長幅度都高於一線城市。
CIER指數（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也反映了二線城市人少職位多的情況。CIER大於1時，表示就業環境比較緩和，CIER小於1時，表示就業形勢比較嚴峻，競爭者很多，2017年前兩個季度，二線城市的CIER指數都比一線城市高。
但是為什麼二線城市要上演人才爭奪戰，恐怕不是說一句“留在北上廣”就能解釋的。
二線城市智力型勞動力的短缺
二線城市求賢若渴，首先是由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尤其是智力型勞動力的短缺。重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00年至2010年間，重慶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了12.1%，就業人口減少了121.21萬人。
由於重慶人口外流數量遠遠超過人口流入數量，導致巨大的勞動力缺口慢慢擴大。2000年至20 1 3年， 重慶 跨省流出人口從288. 30萬人增加到531. 98萬人；但是這十三年間，流入人口從46. 03萬人只增加到143. 56萬人，根本彌補不了流失的人口。
並且，由於流出人口大部分是年輕勞動力，加快了重慶老齡化的速度，在2000年至2010年的流動人口中，15 - 49歲的人口占七成以上，高達71.33%。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不是經濟最發達的北京、上海，而是西部的重慶，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重慶65歲以上的老人達到11.56%，居全國首位。學者推測，2020年重慶老齡化程度將達到12.6%。
從2000年到2010年，重慶16歲至34歲的年輕勞動力比重下降了7.2%，但是55歲至64歲的老年勞動力卻增加了113.09萬人，而這些老年勞動力將在十年內逐漸退休，享受由越來越少的年輕勞動力提供的服務。2014年，重慶的生育率為1.164，遠遠低於能保證世代更替的2.1最低生育率。
此外，重慶的勞動力教育水平也很低，只有12.8%的智力型工作者，有超過一半的人從事的是農、林、牧、漁、水利生產行業，要知道同年，上海只有3.3%的人幹這一行。即使在教育水平相對高的城鎮，重慶也只有7.7%的勞動力學歷在大專以上。但是上海在2009年時戶籍居民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就超過了20%。
其實老齡化的打擊是很多二線城市面臨的問題，其中最典型的地區莫過於東北的二線城市。例如，哈爾濱的人口增長一直是比較緩慢的，但是老齡化的速度極快，2014年底人口總數為987.29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72.76萬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為17.5%。根據人口灰色預測模型，預測到2020年時老齡化人口增加到25%，2030年時增加到31%。
到了南方，福建的三個二線城市是一起面臨嚴重老齡化的難兄難弟，廈門的60歲以上的老人早在2008年時就達到了12.4%，福州在同年也達到了13.1%，泉州2013年的老齡化程度也達到了11.58%。可以說是“萬里河山一片老”。
有學者將2010年全國各省市的引才投入做成量化指標，雖然勞動力流失問題已經暴露地非常明顯了，但是重慶、黑龍江、吉林的人才投入在全國幾乎是倒數，排在貴州，青海等地區後面。先天不足，後天不努力，現在只能砸錢買人才也不算預料之外了。
二線城市留人才，也要留得住企業
與重慶共飲長江水的武漢，也有自己難唸的經。武漢坐擁80多所高校和超過一百萬大學生，包攬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但是在幾年前，卻給人“留不住本地高校人才，一直在為他人做嫁衣”的印象。
一方面，武漢留不住本地高校產出的人才，另一方面自身又面臨著人才缺口，2013年第三季度武漢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為1.49，這意味著三個崗位只有2個人應聘。
勞動力空缺最嚴種的行業中，工程技術也在列——要知道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本地理工科高校都是工程技術人才的發源地。小米的創始人雷軍、微信之父張小龍以及華為的26歲天才副總裁都是從武漢高校輸出的。
與留著人才相比，留住企業也同樣關鍵。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生創辦的PPTV和卷皮網都曾經在武漢安家，但是最終PPTV搬到了上海、卷皮網在深圳成立了第二總部。
目前卷皮網在武漢、深圳設有雙總部，並在北京、杭州等城市建立辦公室，公司規模超過千人。
之所以在武漢、深圳設雙總部運營，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前武漢當地互聯網環境相對一般，而卷皮網又需大量的互聯網人才進入，而武漢當地雖然大學生眾多，但優秀的互聯網人才較少。
卷皮網就想能不能到一線城市吸引人才，最後反向把一線人才輸送回武漢當地發展。卷皮網CEO黃承松說，設立雙總部的好處是，卷皮相當於伸了一隻觸角引進人才，又在外面學到更多的經驗。
武漢和深圳兩個總部分別擔負不一樣職責，其中，卷皮網供應鏈核心是在武漢，但前線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方，這使得卷皮網在穩固後方的同時，能衝到前線和別的企業進行“戰爭”。
不過黃承松表示，二線城市其實偏務實，想著實實在在怎麼活。任何企業發展都要考慮怎麼活，武漢務實的會使得互聯網創業氛圍更好。這兩年武漢互聯網慢慢起來了，這個時候包括資本和配套的東西就會慢慢遷移到武漢。
成都也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目前成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只有8.1%。奇怪的是成都並不缺大公司大企業，從1999年開始發展IT產業，戴爾、聯想、西門子、飛利浦、富士康都在這裡落戶，但是成都的IT產業做的不是研發而是生產，說到底，成都引以為豪的IT產業只是製造業而已。
雖然成都的富士康號稱制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但是中國人用的IPad背後還是清楚地標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成都也有一系列IT研發中心，但是和深圳相比就遜色，根據廣東社科院2016年發佈的中國城市創新指數，深圳排在第一，甩了成都不知道幾條大街。因此打造“成都製造”並不能把人才留在生產線上。
同樣地，緊鄰著蘇州常州無錫和上海的南京，雖然高校林立，但是因為以製造業為主，所以留不住本地的人才；而且和南京的房價收入比（房價和收入之比，能夠反映購房壓力和生活壓力）比周圍的杭州，蘇錫常經濟圈都高，導致了人走茶涼的局面。
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學畢業生留在本地比例從40%下降到33%，其餘人才聚集在上海和蘇錫常地區。從2010年江浙地區人口遷移網絡圖來看，遷移核心城市在上海和杭州，卻沒有南京，往無錫遷移的的人卻比省會城市南京要多。
但是並非所有二線城市都這麼急迫地挖人，他們中出了一個例外——杭州。
杭州本地大學生的忠誠度相當高，而且對外地畢業生和留學人才的吸引力也很大。2016年浙江大學的本碩博畢業生中，58.24%的人選擇留在浙江，其中超過80%留在了杭州；而杭州接受的畢業生中有70.5%來自外地。2016年，LinkedIn（領英）發佈的榜單顯示，杭州的海歸人才流入流出比排名全國第一。
2016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的《阿里零售平臺帶動就業問題研究》顯示：2015年，阿里平臺總體為社會創造3083萬個就業機會，包含了交易型就業，電商物流，電商服務業和批發業、金融、物流等衍生產業，例如 中通在2016年創造了6萬個就業崗位。
杭州靠新興的互聯網企業吸引了人才留下來，不至於在人才爭奪戰中落後。杭州聚集了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公司，擴大了對金融、物流、營銷、大數據、雲計算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杭州比重慶等二線城市優越的地方在於，互聯網產業在這裡已經成為了聞名全國的特色產業。就像上個世紀一提大慶人們都能想到油田，現在一提杭州，人們就能想到阿里巴巴和網易等知名企業；提到重慶，人們想到只是火鍋。
與浦東和中關村等一線城市的高科技園區相比，二線城市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經濟環境和科技環境都還有待改善，不過，現在這種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了，例如光谷成為全球最大光纖光纜研製基地，近幾年還誕生了估值數十億美金的獨角獸企業——鬥魚，一大批知名企業考慮在光谷設立第二總部。
用才環境好，人才方能穩得住
《人民日報》近日刊文指出，近縱觀部分二、三線城市的“人才爭奪戰”，大多出臺了買房打折、租房補貼、落戶降標、項目資助、一次性獎勵等引才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然而，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物質激勵等“彩禮”難以攀高的條件下，如何引鳳求凰成為人才工作的一大考驗。
豐縣是江蘇省的“窮縣”，但近幾年經濟發展開始走上快軌，最大的心得就是實施差別化人才戰略。我們發現，在當前激烈的引才競爭中，優惠的政策已經成為聚 才的基本面，這意味著人才流動的代價越來越小，而代價越小，則流動性越強。因而，做好引才只是開始，留住人才，使之成為發展金鑰匙，才是努力方向。
產業有前景，人才方有未來。抓住產業結構升級的機會，夯實產業發展的優勢，方能產生“水深則魚知聚，林茂則鳥有歸”的效應。豐縣這幾年形成了煤鹽化工、 智能製造、農產品加工等八大主導產業，先後建成省級科技孵化器2家，省級高新技術產業園1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9家，省級高新技術企業6家，擁有企業院 士工作站等省級企業研發平臺24家，實現人才工作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互促互進，為人才發揮聰明才智提供了廣闊空間，不僅留住了現有人才，也為引進9類高 層次人才打開了強力磁場。
用才環境好，人才方能穩得住。實踐證明，一時紅利留不住人，哪裡的體制活，哪裡才是人才幹事創業的沃土；哪裡 的服務好，哪裡就能讓人才落地生根。其中關鍵，不在於出臺多少政策，而在於政策落實的速度與溫度。這幾年，我們在制定優惠政策針對性上下功夫，抓好子女入 學、家屬就業、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等細節呵護；在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上多使勁，既避免“騎著駿馬找良駒”，又防止“大松樹當柴燒”，以真心實意拴心、主動服 務留人來彌補地區先天條件的不足。可以說，鳳巢築得越好，人才必能育得出、長得快，從而為高階引才搭橋鋪路。
近日，媒體、專家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無非是提醒各地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人才政策競賽中，莫要偏離了初衷和方向。正如有的觀察者指出，此番看似一夜間驟起的“搶人大戰”，與很多地方特別是二線城市近年來遇到的發展瓶頸有很大關係，總結起來這些因素包括：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人口結構壓力增加”，高質量發展觸發的“人力資本面臨結構性短缺”，城市規模擴張中的人口外流，土地財政遇到了房地產庫存的瓶頸，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紛紛出臺優惠性政策，“押寶”人才儲備也就不難理解，一方面它符合了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創新驅動實際上是人才驅動這一新的發展理念，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各個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基於此，城市爭奪人才應該著眼於解決這些影響長遠的結構性問題，推動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各地爭相用“送房、送錢、送戶口”加大搶人砝碼的同時，要格外警惕避免“政策式搶人”的潛在弊端。一種情況是，為搶而搶。透過一些報道可以看到，一些致力於“國家中心城市”目標的城市，近年出現了人口緩慢流出的趨勢，於是“爭奪人才大戰”就變成了為人口規模“達標”而展開的“爭奪人口大戰”，這就很容易導致在政策上缺乏長遠規劃，結果搶到了卻留不住。還有一種情況是，片面地搶。在一些地方，對人力資本的儲備僅限於所謂的“高端人才”，於是以學歷、創業等簡單標準區分，一邊是對大學畢業生等群體“零門檻”，一邊是對低學歷卻從事大量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群體的就業、落戶限制，結果忽視了城市各方面的實際需。
吸納人才只是第一步，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是關鍵，否則都不算真正引才成功。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邱建新教授說：“進人還包括用人、養人、留人，宜居一定是一個終極目的，同時用人如何保障公平的競爭？在養人方面如何通過城市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這是地方政府必須考慮的方面。也要考慮到，未來對公共資源服務的需求，因為這部分人才對教育、文化、醫療、體育的需求上升，政府如何切實履行好服務型職能，以滿足宜居的需求。”
二、人才留下來了，做什麼？
2017年以來，以武漢、南京、西安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出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以住房補貼和戶口等來吸引人才在當地就業、創業。一年過去了，這些政策執行效果如何？是否吸引到城市亟需的人才？求職者對這些政策的反應如何？經濟欠發達地區該如何應對人才大戰？
人留下來了，可做什麼又成了問題
去年春天，北漂族雷特決定離開呆了10年的北京，因為越來越貴的房價讓他覺得在京城安居無望。備選的城市有武漢和成都。在他看來，成都互聯網產業發展得比較好，之前在騰訊製作視頻的工作經驗可以用上，而武漢教育資源豐富，離老家荊州也近。
正在猶豫時，武漢頒發了人才落戶政策，只要是碩士生不限年齡皆可落戶，這意味著雷特可以立馬拿到武漢戶口並買房。於是，去年6月，32歲的雷特在武漢重新出發。人留下來了，可做什麼又成了問題。
“武漢的騰訊沒有合適的崗位，待遇也沒法（和北京）比。”他感慨道。現在，雷特在鬥魚上班，這已經是他能找到的最合適的工作了。
雷特的經歷並非個案。根據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對2017屆留漢就業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的調查，七成人留漢的首要原因是離家近，三成人認為受家人或戀人影響，僅有26.72%的人選擇看好城市經濟發展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馬亮指出，如果城市無法圍繞其本身地就業機會制定人才政策，很難真正吸引和留住人才。
“城市政府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就需要從人才政策的核心命題出發，形成差異化的競爭策略，並採用多管齊下的‘組合拳’。否則，就可能導致城市吸引的未必是其迫切期望的人才，而導致‘願者上鉤’的尷尬後果。”他說。
留住人才是一場持久戰
留人難是武漢長期以來面臨的問題。根據武漢市2017年統計年鑑，武漢市共有84所高校，從數量上看僅次於北京，位居全國第二。但每到畢業季，有近一半的畢業生會離開武漢。武漢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佈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從2007年起，畢業生留漢的就業比例就逐年遞減。到2014年，30萬畢業生中，只有10萬留在武漢就業。
2017年2月，武漢在全國率先打響“人才大戰”。彼時剛履新武漢市委書記不到兩月的陳一新聯合了市房管局、市人社局、市發改委等單位，表示要在五年內把100萬大學生留在武漢。為了吸引到合意的人才，陳一新親自上陣掛帥，專門成立招才引智工作領導小組，設置“虛擬機構、實體運作”的“招才局”，落實推進人才政策。
不僅如此，陳一新還提出“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號召如雷軍、董明珠等在武漢有求學經歷的企業家回漢投資。據《武漢晚報》報道，截至去年11月，這些校友們的簽約項目總投資達13014億元，佔2017年全市招商簽約總額的五成多，簽約項目數達294個。
相比其他城市，武漢的人才政策看起來“奇招”更多。除了規定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的人才可直接落戶，本地大學生僅憑一張畢業證就能成為“武漢人”外，當地政府還出臺了大學生就業最低指導工資，甚至發放了一個“超級福利”：未來五年，武漢將建設和籌集250萬平方米以上大學畢業生保障性住房，爭取“讓更多留漢就業創業的大學畢業生以低於市場價20%買到安居房、以低於市場價20%租到租賃房”。
今年25歲的小陳是武漢實施人才新政後的首批“新武漢人”。來自湖北荊州的她2015年畢業後就留在武漢工作，先後從事過服裝銷售、電話客服等工作，現在一家保險公司銷售保單。小陳不僅順利在武漢落戶，還享受到了武漢推出的大學生租房“8折優惠”福利。
從提交資料到選房，她只花了2小時，就在武漢洪山區魔方大學生公寓租到一套66平方米的一室一廳房子，租金是每月1750元，而周邊40平米左右的房子至少需要1700元的租金。不僅如此，人才公寓還配備了生活必需的家電和傢俱，拎包即可入住。
“這裡住的都是大學生，素質很高，整棟樓還專門用圍欄圍起來，比周圍安全多了。”小陳說。現在這棟23層的建築只剩6個樓層沒住人。
類似這樣的人才租賃房武漢還有6000多套。去年7月，武漢以商品房配建、購買、租賃、政府投資等形式在13個區公佈了首批3600套人才房的選址，此後又公佈了第二批3011套人才房的籌集情況，畢業生拿著畢業證和身份證，就能排隊申請相應優惠房。
從政府公佈的數據來看，人才政策的效果似乎不錯。2017年，在人才政策實施後的第一個畢業季，有30.1萬名大學畢業生來到武漢工作，是2016年的2倍，新增落戶大學生14.2萬人，是2016年的6倍。
不過，從短期看來，情況並不是十分樂觀。根據武漢大學《2017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2017年，該校58.72%的本科生選擇讀研或出國，剩下四成求職者中，留在湖北工作的只有25.46%。所以，留住人才是一場持久戰，還需要多方面堅持不懈地努力。
決定人才去留的最關鍵因素是職業前景
在專家看來，相比行政手段的優惠政策，人才的流動更多是受到就業機會和職業前景的影響，因此，一個城市的經濟活力、產業發展和創業氛圍才是決定人才去留的最關鍵因素。
“留人最核心的其實是城市提供的崗位和潛力有多大。”武漢某知名高校新聞專業的教師對界面新聞說，該校新聞學院的畢業生留在武漢工作的很少，“因為這裡沒有對應的好企業”。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副院長範子英教授表示，吸引人才的最終目的是要服務當地經濟，因此要與當地經濟特點結合起來。“要發展哪些產業？要吸引什麼樣的人才？都沒看到具體的說法。”他在談到二線城市的人才政策時說。
由於產業結構不同，對人才的需求不盡相同，引才應各有重點，建立完善人才系統。田伯平表示，以南京為例，創新科學和技術型人才比較緊缺。
二線城市人才引進政策大多集中在戶籍和住房兩大方面。比如南京允許研究生以上學歷及40歲以下的本科學歷人才憑畢業證書辦理落戶手續，並籌建人才安居房和延長住房租賃補貼權限。長沙政府也在去年實施高校畢業生零門檻落戶，根據學歷發放金額不等的生活補貼及購房補貼的政策。
即便不考慮這些“以房為主”的政策是否真的吸引到一個城市迫切需要的人才，在地方財政日益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住房補貼政策的可持續性也有待檢驗。
對於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能省下一部分房租固然是好事，但並非對所有的大學生來說，二線城市的優惠房租都比“北上廣深”的發展機會更有吸引力。
“我之後還是會先去大城市吧，”一位武漢大學計算機專業的大三學生對說，“武漢新興產業的發展剛開始，在它起來前，先出去鍛鍊下。”
和很多中國城市一樣，武漢也將互聯網產業列為轉型方向之一。武漢市政府表示，要將武漢打造為中國互聯網第四極，位列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之後。從官方披露的信息來看，2017年，有24家人工智能和互聯網企業的總部或第二總部落戶武漢光谷，其中包括小米科技、科大訊飛、海康威視、ofo等行業龍頭企業。
不過，一線城市因為經濟上的先天優勢，依然是富有吸引力的地方。2017年，從全國範圍來看，一線城市中的深圳和廣州的常住人口分別增加62萬和45.5萬，人口增量分列全國第一、第二位。其中，深圳去年共引進人才約23.37萬人（不包括留學生、博士後引進），同比增長36%。
即便是去年常住人口下降的上海，外省市生源畢業生在滬就業的意願也持續增強。上海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就業促進中心會同上海市學生事務中心聯合發佈的《上海市2017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報告》顯示，2017屆上海高校畢業生中，有34.6%的外省市生源留在上海就業，較2016屆提高了2.5個百分點。
三、西安“房荒”：“搶人戰”需綜合考量
《新京報》近日刊文稱，短短三個月內，之所以有24萬多人最終把奮鬥的座標定在西安，除了工作之外，居住問題也需要納入當地決策視線。
“還有房嗎？”“沒了。”連日來，關於西安“房荒”的新聞引發關注。據當地媒體報道，今年以來，西安房價上漲明顯，即便如此，仍舊房源緊俏、一房難求。在此背景下，部分區域還出現了開發商設置全款優先、捆綁銷售、捂盤惜售以及故意營造緊張氣氛等現象。
今年以來，西安連續3次放寬落戶限制。這促使一季度落戶西安的人數高達24萬餘人，然而，西安市2018年預計推向市場的房源尚不足23萬套，房市供不應求的確是現實，房價上漲則不難理解。
但對一個城市來說，短期內供不應求，顯然還不是致命傷。倘若部分房地產商和炒房者，藉此刻意營造緊張氛圍，並在暗地裡搞一些全款優先、捆綁銷售、捂盤惜售的小動作，無疑會讓這個原本失衡的房產市場雪上加霜，甚至會徹底擾亂市場的節奏。對於西安相關部門來說，不可不警惕。
其實，短短三個月內，之所以有24萬多人最終把奮鬥的座標定在西安，除了工作之外，房價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標。截至2017年底，西安平均房價為每平米10427元，在二線城市中，尚處於低位。可以說，西安承載著這些新市民“安居樂業”的美好期待。可房價上漲、無房可買的現實，儼然給這些如火的奮鬥熱情潑了一盆冷水。
對於數年來一直較為平穩的西安樓市來說，對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缺乏充分的政策準備和實施細則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缺房”是現實，相關部門不妨再積極、主動一些，增加新盤供給、建設公租房、治理市場亂象、懲戒違規樓盤和炒房者等方面多管齊下，讓政策與市場共頻共振，穩定“新市民”預期，避免因被動解決市場遺留難題而造成“無房焦慮”。
西安“房荒”事件對其他城市也是個提醒。眼下，很多一二線城市都加入了“人才搶奪戰”，拋出了各種落戶、購房等優惠政策。但人才引來後，如何應對人才湧入帶來的住房需求大漲挑戰，需要相關政府部門未雨綢繆。短期來說，有關政府部門可以給“新市民”提供公租房等形式的租賃房源，以滿足他們的居住需求；長期來說，爭奪人才還需要相關配套舉措同時實施，以解除“新市民”的後顧之憂，讓“人才”能夠真正不後悔當初的選擇。
總之，“引才”是一項系統政策工程，不僅涉及就業，也涉及住房、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城市只有在綜合層面上為人才搭建起紮實的平臺，才能讓他們進得來，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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