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專家，我沒有發言權，連崔永元小崔同志都受到的抨擊，那麼我們來聽聽專家的態度吧。
蔣高明，現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導，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與生物圈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植物生態學報》常務編委、《生態學報》編委、《植物學通報》副主編，中國植物學會植物生態學專業委員、北京植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治沙學會會員、中國社會公益協會創會會員、國家氣象局氣候委員會委員等。
1985年畢業於山東大學生物系，1993年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1991-1992和1995-1996分別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恢復生態學與全球變化生態學合作研究。研究興趣在恢復生態學、植物生理生態學，全球變化生態學，生態系統管理等。
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50餘篇，主編與副主編專著8部。
一個令人振奮的事實是：我帶領我的研究小組，經歷四年艱苦探索，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所謂的六項現代農業技術，將農民手裡的低產田變成了高產田（小麥玉米週年畝產2000斤糧食以上）。我們的產量並不是回到"原始社會"才獲得的，也不是回到拉黃包車的時代獲得的，而是用了許多人類積累的科學知識。
在《對轉基因的無知與偏見》一文中，柯貝先生因為沒有認真讀過我的文章，對我的許多觀點採取了斷章取義做法。這裡，有必要把我對轉基因科學研究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真實態度澄清出來，讓讀者判斷我是否阻擋了中國的分子生物學科技進步。
我的主要立場如下： 第一．轉基因科學技術中國人一定要搞，而且要集中力量搞，要像當年中國人搞"兩彈一星"一樣，搞出來是嚇唬人的。我們被人欺負怕了，別人有我們沒有心裡就緊張，就害怕，所以我們必須自己要發展這樣的科學技術。但用轉基因來提高糧食產量，並進入人類主糧之前還需要時間來檢驗，需要客觀告訴公眾我們的做法，不要藏著掖著。正如用核武器打常規戰爭一樣，我們不能為了打一場地區戰爭，就動用儲備的核武器。但是，人家有核武器，我們沒有不行，中國人不能吃啞巴虧。
第二，用常規成熟技術能夠解決糧食增產問題，就不一定要用高但新的科技，因為那是將簡單問題複雜化而且還要冒未知風險的做法。其實，中國糧食產量走低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中國的種子不爭氣，而是農民不再願意種地。另外，耕地質量因為長期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出現了地力嚴重下降。因此，在沒有抓住限制中國糧食生產的主要矛盾之前，急迫地將主糧轉基因，且採用中國人沒有自主創新的生物技術，是非常危險的。高鐵的教訓，不得不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第三，為什麼農藥打得這麼多，害蟲不減反而越來越嚴重呢？山東一帶農民種植6種作物約打24遍農藥。轉基因技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蟲害問題，這是因為轉了基因以後依然要使用農藥，害蟲要麼產生抗性，要麼轉而危害別的植物。這樣，農藥殘留，轉基因Bt毒蛋白，尤其草甘膦除草劑在轉基因糧食中的積累，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就不得不防。長期種植轉基因作物引起生態環境的變化，正是筆者長期關注度的問題。
第四，我們用生態學的辦法恢復了生態平衡，一遍農藥不打，反而控制了害蟲，實現了將低產田向高產田的轉變。電力、拖拉機、中耕機、聯合收割機、水泵、物流系統、信息技術，這些技術，原始社會或"拉黃包車"的時代是不會有的。我們並非拒絕現代科學技術，只是不用那些對生態環境會造成嚴重危害的技術而已。在生態學家眼裡，物種就是最高科技，生命就是物質運動的最高形式，轉基因技術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要解決的問題，只能是"按了葫蘆起了瓢"。
第五，爭論就是爭論，謾罵不是戰鬥。我從沒有標榜自己是生物技術專家，但從宏觀生態學角度出發，我質疑的是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帶來的生態環境與健康風險。轉基因技術在不同國家應用，視不同國情而不同。美國之所以發展這樣的技術，是因為他們只有很少的農民從事農業，且需要國家大量補貼才能發展農業。美國農民打農藥是用飛機或大型設備噴灑，中國農民是用噴霧器近距離（打轉基因專用除草劑、專用殺蟲劑亦然）噴灑。農藥和除草劑對農民尤其農村婦女的傷害作用，轉基因技術並不能從源頭上解決。中國北方棉農種植轉基因以後，依然噴霧器不離身就是明證。
第六，作為轉基因最大的轉基因試驗場的美國，他們的生態環境與農民面臨的麻煩，不能要全世界都重複一遍。轉基因這麼好，歐洲人、日本人、美國人、韓國人、印度人、俄羅斯人、甚至非洲人，還對其心懷防備。難道歐洲人、日本人、美國人、韓國人、印度人、俄羅斯人、甚至非洲人都和我一樣無知嗎？
如果是在大面積的無人區種植農作物，且不顧環境汙染與地力下降，我承認轉基因技術無疑有很強的優勢。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人口密集，耕地與生態環境嚴重退化這樣嚴酷現實來講，持續增加環境汙染物質，用地而不養地，與人家拼資源，我認為這不是可持續的農業之路。因之，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還需要慎重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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