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乃是南开大学著名的教授，然而其晚年却与民间读书界有着密切的交往，这种做法与一些名教授的处事姿态有着不小的差异，而其平易近人的语态在读书圈内有着广泛的夸赞之声。
我与来新夏先生的相识时间大概在二十年前，某天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文荟版主编韩小蕙老师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南大教授来先生将到北京来办事，他想约你见面。来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听闻，他的主动约见当然令我很高兴。几天之后，韩小蕙带来先生来到了我的寒斋，而我则拿出一些善本来向来先生请教。
中午的吃饭之所
中午我又请他们二人吃饭，在席间听到来先生讲述他的藏书历史。由此而让我了解到，这位著名学者从小就喜欢藏书，其藏书历史之长远超我的年龄。
关于来先生为什么要来京找我这位晚辈后生，他在见面时并未提及，只是称听说我在藏书方面有些成就，他只是想来看一看。到了2004年底，我所写的《书楼寻踪》得以出版，而后给来先生寄呈一册请他斧正。此后来先生写了一篇《友朋赠书录》，本文提到了几十位作者赠书给来先生的记录，其中也提到了我的《书楼寻踪》。他在此文中对我多有夸赞，他认为这种写法：“不是一般游山玩水，偶有所遇，信笔写下的随意之作，而是有文献准备，有行动规划，有寻访目标的一次藏书楼研究的田野工作，是一项对地面文物的专项考古工作。《书楼寻踪》不仅为后来求访者授一指南，又为藏书文化研究增若干可靠资料，而征文考献之方法更对今之浮躁学风给以棒喝。”
油画与版画
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夸赞之语很是兴奋，毕竟来先生是目录版本学界的名家，能够得到他的首肯当然给我以很大的鼓励。而他在这篇书评中也简略地提到了我们相识的过程：“我认识韦力很偶然，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年秋天，有一位专讲收藏的报纸编辑来家采访，向我介绍了中年藏书家韦力。经过辗转周折，我们终于通上电话，但尚未谋面，亦未看到他的藏书，似感微憾。隔了几个月，我借去京之便，和《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同往韦力寓所，得到韦力君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们谈到他正在实施一项行动计划。他在搜集了解有关藏书楼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亲自走访各地藏书楼及其遗址。”
自此之后，我跟来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而我渐渐也了解到他的学术体系不仅是在图书文献学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他在历史学和方志学方面也同样是大家，这正如谢辰生先生给他所题之辞“纵横三学，自成一家”。将这三门学问熔铸于一炉，其学问之博大，足令人赞叹。
“纵横三学，自成一家”
然而来先生在其晚年于治学方面有了一些变化，他连续地出版了多本随笔记（集），那种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以足见其腹笥之深厚渊博。而来先生每出一部新作几乎都赠送于我，可能他知道我的藏书偏好，故其每次都在新作的扉页上写一篇颇为不短的题记，以讲述本书的主旨以及相关的故事。如此的爱护使得我十分感受这位前辈，而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们也时常通电话了解彼此的情形。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也渐渐了解到来先生的家学，而后我读到他所撰《我的学术自述》一文，方对他的生平有了概念性的了解。关于他的出身，来先生在本文中写道：“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中，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20世纪初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本期间，曾在同盟会主办的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长。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
会客厅
来先生出生在江南的读书人家，而他的祖父来裕恂乃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早在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他所撰的《汉文典》。他还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而我在撰写《觅文记》时也参考过该书。从文献上得知，来裕恂还撰写过《萧山县志稿》以及《匏园诗集》《易经通论》等。因为来新夏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故幼年之时他是陪伴祖父身边，这样的饱学之士当然会对来新夏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
另一侧
来新夏在7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了天津，因为父亲供职于此，而他在天津上学期间又遇到了好老师，使得他对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考上了北平辅仁大学，而他的授业老师有多位都是学术界的大名家，比如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启功、赵光贤等等。正是这些名家的培养，使得来先生的学术眼光更为广博。
从1951年春开始，来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自此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来先生一直站在此校的教席上。他在南开大学教过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古典目录学、历史档案学、鸦片战争史专题和北洋军阀史专题等。除了教学之外，来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他从1952年开始就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到了1957年，他将此记录整理为《北洋军阀史略》一书。 此书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得以出版。
还是书
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来先生仍然做着深入地探求。他与人合撰了《北洋军阀史稿》，后来又与他的学生共同编纂了三百多万字的《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而后他又主持撰写出了百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由此而让来先生成为了国内著名的北洋军阀史研究大家。
正是由于这样的研究，以及他对祖父《萧山县志稿》的整理，使得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批斗。文革结束后，来先生与梁寒冰共同发起了全国性的修志工作，而来先生从1983年开始，按照华北、西北、中南、东南的区域划分举办了四个修志培训班。在讲课的过程中，他编纂了一部《方志学概论》，该书乃是中国第一本修志教材，由此而使得他成为了国内方志学权威。之后他撰写出了《志域探步》之书，而后他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约对该书作了全面的增补与修订，并将此书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此书亦是中国方志学领域的名著。
与前两个领域的学术成就相比，来先生在图书馆领域的贡献也同样令人瞩目。对于这一段经历，他在《我的学术自述》中有如下调侃式的说法：“命运往往拨弄人，十年动乱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切又归于平静、正常。我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那种百无是处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问题结论了，政策落实了，我的‘聪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我临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准备退休，而我却方被起用，迎来了一生中唯一的‘辉煌’瞬间。我在一两年内先后荣获了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诸多头衔。校墙外面的虚衔，也如落英缤纷般地洒落到头上来。”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机遇，来先生将自己的精力转向了图书文献学，为此他写出了一系列的著作：“我结合新的事业，又转向于图书文献学领域。在这公务十分繁忙的十多年中，我主持和参与编写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撰著了若干专门性论文，开辟了我学术研究工作的图书文献学领域。”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由，使得他对中国藏书史有了系统地梳理，同时他也开始留意当代藏书的现况。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使得他对我有了兴趣。他竟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特意到北京与我相见，而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更多者是跟他学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他曾向我讲述自己在被批斗被关押之时依然不放弃对生活的信心，他想尽办法能在那样困难的时段里继续研究学问。因为他认定一切都会过去，而这样的心态给我以很大的鼓励，使我处在自己人生的低潮期时，依然能够面对一切。
三年多前来新夏先生去世了，但他的晚年却很幸福，因为他有焦静宜老师的照顾，同时因为他的德高望重以及平易近人使得他朋友遍天下。我记得他晚年每到盛夏之时都会跟焦老师到蓟县避暑，他会时常打电话给我，劝我不要太劳累，要学会劳逸结合。以他的话来说，搞文史的人活得长久最为重要，因为文史需要长年的知识积淀，到了老年才是展现成果的时候。虽然如此，但上天还是把他召唤去，不知他在那里是否还在研究自己的三学，而在现实的三个学术领域里确实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饱学之士。
对我而言，有一件遗憾事一直耿耿于心：我跟来先生有着十七八年的交往，然而在其生前我却未能走进他的书斋。其实在这么长的时段内我去过天津很多回，但心下里总不愿打扰老先生的治学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使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弥补上这样的一个遗憾。而2017年底，萧山图书馆举办了“传承学术精神，感悟人格魅力——缅怀来新夏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我在此会上再一次见到了来先生的妻子焦静宜老师。在讲座之余我向焦老师提出自己想去拍照来先生的书房，而焦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在2018年3月3日，我第一次走进了来先生的书斋——邃谷楼。
这座老楼也有着丰富的故事
此趟的天津之行，乃是应天津著名学者王振良先生之邀，前往他主持的问津书院办一场讲座，故而王先生陪同我一同走进了南开大学，因为他也是南开的学子。我们三人在用餐之后，焦老师与王先生带我在南开校园内一路参观。王振良曾有一度致力于研究天津的名人故居，故其在校园之内每到一处，他都能给我指出这里曾经住过哪位名人。焦静宜同样毕业于南开大学，从毕业后她在本校任教至今，所以对校园内的变迁也是如数家珍般能够一一讲述。而我几次走入该校，每次都是办完事就离去，从没有像今日这样能够在校园中闲庭信步。
寂静的校园
南开大学图书馆
残荷有藕
当我们走到一片平房区时，王振良马上说，当年来老就住在这个区域内。而焦静宜则向我讲述着来新夏居住在这里时的惨痛遭遇，因为在文革之时，来了一群红卫兵小将，正是在这里把来新夏所藏的线装书点了一把火几乎烧了个干净。
通往书籍之路
来新夏的藏书在这个院落被焚烧
对于这件事，我在来先生的几篇文章中都曾经看到过，可见此事对他的心理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我与古旧书》一文中写道：“四十多年前，这一面墙的二十四史竟于1966年的8月间，丧身于红卫兵的‘文革’烈火中。另一些线装书，也都不是充公，便是烧掉，我的数千册古旧书几乎一扫而空，仅剩下从灰烬中扒出和后来所谓发还的查抄物资，总共只有百多册。2004年10月，我想念那批书，写过一篇《我的线装书》的小文，来悼念这些无声的密友。”
画像
此文所写颇为简略，然来先生在《我的线装书》一文中则有着如下的细节描写：“1966年一个炎热的下午，一群年轻后生闯进我家，声言‘扫四旧’而且自称按最高指示办事。他们卷走了我收藏的书画、唱盘和集邮画册外，主攻方向是我的线装书。这伙勇士们首先看中倚墙而立的那套二十四史，争先恐后地把一箱箱书倒在地上，把小木箱摔砸成木片，架在一起点火。樟木易燃，火势熊熊，整抱的史书一次次抛到火堆上。我只能痴痴地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乱说乱动。书箱和书多少年来像亲兄弟那样相依为命，从未分离，我呆呆地看着火势，内心悲切地目送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兄弟同归于尽。我忽地想到‘煮豆燃豆箕’的故事，虽然这不是书箱对史书的‘相煎何太急’，但仍然隐约地听到若断若续的‘烧书燃书箱，书在火上泣’的呻吟。勇士们把其他线装书也以化私为公的名义用板车拉走，把剩下的二十四史一股脑儿推在火堆上，便得胜还朝般地扬长而去。他们不知道，线装书压多了就不起火苗，所以最后一压，火熄烟起，我急从余烬中抢救一些未燃尽的书，像从死亡边缘上抢救出垂危者那样庆幸。一经整理，还残余几十册，约是全套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史记》还是完整的；屋里的平装书也被勇士们从书架上胡乱扔在地下成堆，不料书堆下也压着一部分线装书；后来发还查抄物资时，我又收回象征性的几十册，总共有百余册之谱，这就是我劫余后的线装书总数。历尽人间沧桑，何物不可付之烟云！”
来裕恂的著作
看到这样的描写，真让我有揪心之痛，虽然说来先生一再告诫我无论遇到怎样惨痛的经历，也要努力坦然面对。但他在看着红卫兵在烧自己的藏书之时，依然有着要与书同归于尽的想法，而这样的心情若非对书不是珍爱之人难以体味。
关于来先生何以爱上了藏书这件事，他在《我与古旧书》一文中有着如下表述：“八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祖父教诲下读启蒙读物，但并不是时新的新版教科书，而是三、百、千，千和《幼学琼林》等等，都是扫叶山房极简装的线装书。祖父常命我用这种本子和好一点的版本对照诵读，纠正错讹。当年虽然不懂版本校勘之类的专称，但亦算一种初步的童蒙训练，成为我与古旧书结缘的开端。”
来新夏的大名
祖父的影响对来新夏影响至深，祖父在教他读书之余同样告诉他读书要读好的版本，只有这样才不会把书读错。而这样的概念扎根于来先生的心中，使得他对书籍的版本有所留意。因此他来到天津之后，渐渐养成了转旧书店和旧书摊的习惯。而其转旧书店的地址，他在《旧书店》一文中有如下记录：
我从十七岁读高中时就开始逛旧书店、摊。那时天津的旧书店、旧书摊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商场二楼，旁边的劝业场和马路对面的泰康商场则显得零散。开始偶尔去逛逛，渐渐成为每周必到的常客，和书店的老板也慢慢地熟悉起来。
书画作品
天津的天祥商场乃是民国年间旧书店最集中之处，我曾特意到天津寻找过这处著名的旧书集散地。可惜的是，天祥商场已经不见了踪影，带我前往一看的朋友只能向我指认天祥商场的原位置。故而，那个时代的书界繁荣场面已经成了绝响。但天祥商场却保留在许多爱书人的记忆之中，故很多人的文章里都会提到在天祥商场买旧书时的美妙时光。而来先生也正是在这里跟书商学得了一些目录版本学界的概念，他在《旧书店》一文中写道：
有时店堂清闲，老板还会邀请我这位常客坐坐，端上一杯“高末”清茶，饶有兴味地谈论些关于书的知识，那都是他几十年书贾生涯的经验之谈，尤其是版本目录方面的内容时时引起我极大的兴致，我那时知道的什么“金镶玉”、“四大千”、“鱼尾”、“黑白口”、“黄批顾校”、“活字本”和“精刻本”等等知识，都是从这位六十多岁的老板口中学到的，也许这些知识给我埋下了后来专攻古典目录学的种子。
书桌上的摆设
关于来先生当年在天祥商场买到了哪些书，因为他的藏书在文革中被烧掉了，而他又没有目录留传下来，故使得邃谷楼藏有哪些珍本今日已难知其详。然而，他的藏书中有一个门类，因为品种特别，所以他在几篇文章中都曾提及，例如他在《我与古旧书》一文中写道：“六十年前，天津解放，古旧书散出不少，价格也跌差很大，我在京津两地的书摊和街头地摊上，论捆买到不少古旧书。粗加整理，较多的是清人年谱和皇历。年谱引起我日后撰写《清人年谱知见录》的兴趣。那几十本皇历有不少是挨着年的，可惜在‘文革’中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葬身在家门前那堆无情的烈火中，我那不轻易流的眼泪，不自觉地顺着面颊流下来，而那些无知的男男女女却哈哈大笑地欢庆自己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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