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及其重要作用（下）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极端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情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革命、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共进行了17次比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从风云突变的1929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多次到闽西，不仅亲自主持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辛耕别墅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古田会议、闽西一大、南阳会议等，而且还进行了7次较长时间和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而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论著，对中国革命道路、党和军队建设、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根据地建设进行了科学概括，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毛泽东极端重视调查工作，毛泽东在闽西进行调查的概况）
上杭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毛泽东在闽西调查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创建闽西苏区及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战斗和生活了6年，这在他22年的戎马生涯中，是仅次于陕北的较长时期。在这6年中，尽管经历过不顺和逆境，但历史第一次选择了毛泽东，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在这期间，毛泽东深入闽西、赣南进行社会调查，在总结闽西、赣南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了理论雏形，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在闽西期间，毛泽东大兴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论点，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概括地说，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主要是规划了中央苏区蓝图，开创了革命道路；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问题。
规划了中央苏区蓝图，开辟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秋，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9年春，为实施“围魏救赵”战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但由于离开根据地没有依托，一路被动挨打。此时，考虑到闽西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没有国民党嫡系部队，便于红军的发展，于是毛泽东、朱德接受了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建议，进军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打赢了长岭寨战斗，歼敌2000多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毛泽东在长汀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县志，召开调查会议，审时度势，于3月20日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提出了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在国民党内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给予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域相连接”。在这次前委会上还认为“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当天，毛泽东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送交福建省委并报中央。从这次会议以及上呈中央报告中可以表明毛泽东经过井冈山到赣南，特别是进军闽西后，在调查中，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清晰地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而经过在闽西的进一步社会调查，在召开闽西一大、古田会议后，经过进一步总结闽西在革命斗争的经验，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的协成店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胜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毛泽东在此文中的这些精辟论述，指明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经济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根据地。并依托这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削弱瓦解国民党统治，夺取城市和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从《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探索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经成熟和形成。
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为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原则。井冈山时期，又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转战赣南、闽西后，红军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先后创建了闽西、赣南两块红色区域，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红军的壮大，本来存在于红军及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环境的变化有了新的滋长。同时，红四军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一场大的论争在红四军中展开，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军委，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
为了结束论争统一思想，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作了发言，由于党内思想交锋相对没有统一，会议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地方开展社会调查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毛泽东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闽西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不久，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由于过分民主，争吵不休没有结果。
此后，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及其争论。中央决定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向红四军发出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创建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原则，特别指出：要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并在汀州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义，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汀州期间，毛泽东召开了工人调查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四军的意见。随后红四军离开汀州开往连城新泉，开展了新泉整训。毛泽东在新泉召开了士兵调查会、农民调查会，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了深入的检查。这些调查，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初步的准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委，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古田会议决议》长达2万多字，共9个部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在思想建设上，《决议》指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阻碍红军发展和党的路线实施的症结所在。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切实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红军一项艰苦而重要的任务。在组织建设上，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前委统一领导下，班、排有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红军的军事、政治机关平行地执行军事、政治工作。还规定了发展党员的具体条件。《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决议》规定要加强红军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加强纪律教育，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红军真正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精神传到各地红军后，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延安整风期间又一次掀起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高潮，促进了党和军队建设。古田会议确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并成了党魂军魂，指引着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怎样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开展，没有现成的结论。在国外，苏联实行过，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有，消灭地主富农。而国内的“左”倾领导人不顾中国国情，教条地照搬苏联经验，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毛泽东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实践和开拓者，他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在总结闽西土地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和纠正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闽西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是1928年6月永定大暴动后，在溪南成立了福建第一个红军营，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第一块红色区域。为此，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一方面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方面抓紧领导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但是闽西特委，特别是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排除一切困难积极依靠群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①“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土地多一点的不动”；②分配的办法是“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农一样分田”；③以乡为单位分田，“各乡农民原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④分田的方法是“按各人原耕地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依照这样的土地政策，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和分配土地的办法，力求做到公平合理。此后在金砂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区推广实行，很短的时间分配了十多个乡两万多人口的土地。溪南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是福建史无前例的首创，是继澎湃的海陆丰、毛泽东的井冈山土地革命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在1929年7月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溪南土地革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经验总结，闽西一大决议案明确指出溪南土地革命“是一个英勇的行动，发动了闽西的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初步地了解到湘赣边界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对于中间阶级的打击“过重”了。这样使农民陷于孤立，于革命斗争不利。毛泽东同志说，“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可以考虑“向自耕农让步问题”，但由于没有讨论研究，“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一个月后发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就是根据中央办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1929年初，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同时根据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上述规定。这年4月颁布的兴国县《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开好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率领红四军前委派来的同志向代表们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他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对富农“不没收其田地”，也“不派款”，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
193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议总结了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着重讨论了闽西和赣南苏区一年来土地革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在农村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富农和流氓阶层的政策，作了深入的研究，分别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中关于“抽多补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文件作了修正，明确规定土地分配的政策“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毛泽东通过深入闽西调查总结了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结合自己在井冈山、兴国的土地实践，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不断丰富和完善。此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曾汉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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