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閩西的調查及其重要作用（下）
毛澤東在長期的嚴酷的革命鬥爭實踐中，極端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具體實踐出發，充分考慮到客觀事物方方面面的複雜因素和變動情況，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審慎的深思熟慮，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革命、指導工作。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一共進行了17次比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特別是從風雲突變的1929年開始，毛澤東先後多次到閩西，不僅親自主持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辛耕別墅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古田會議、閩西一大、南陽會議等，而且還進行了7次較長時間和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從而寫下了《古田會議決議》《閩西一大政治決議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調查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鄉調查》等光輝論著，對中國革命道路、黨和軍隊建設、黨的思想路線及其根據地建設進行了科學概括，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有效地指導和推動了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鬥爭。
（毛澤東極端重視調查工作，毛澤東在閩西進行調查的概況）
上杭才溪區蘇維埃政府舊址
毛澤東在閩西調查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創建閩西蘇區及中央蘇區，在贛南、閩西戰鬥和生活了6年，這在他22年的戎馬生涯中，是僅次於陝北的較長時期。在這6年中，儘管經歷過不順和逆境，但歷史第一次選擇了毛澤東，古田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四軍中的領導地位。在這期間，毛澤東深入閩西、贛南進行社會調查，在總結閩西、贛南的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已有了理論雛形，毛澤東思想初步形成。在閩西期間，毛澤東大興社會調查研究，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是為了解決問題”的論點，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作用。概括地說，毛澤東在閩西的調查，主要是規劃了中央蘇區藍圖，開創了革命道路；制定了建黨建軍的綱領；解決了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等問題。
規劃了中央蘇區藍圖，開闢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1927年秋，他領導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井岡山，建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開始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1929年春，為實施“圍魏救趙”戰術，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轉戰贛南，但由於離開根據地沒有依託，一路被動挨打。此時，考慮到閩西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已經建立工農武裝，開闢了小塊根據地，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又沒有國民黨嫡系部隊，便於紅軍的發展，於是毛澤東、朱德接受了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建議，進軍閩西，開闢新的根據地。1929年3月14日，紅四軍打贏了長嶺寨戰鬥，殲敵2000多人，擊斃敵旅長郭鳳鳴，解放了汀州城。毛澤東在長汀通過閱讀報紙，瞭解縣誌，召開調查會議，審時度勢，於3月20日在辛耕別墅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全國革命形勢和開闢根據地的有利條件，提出了紅四軍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即“在國民黨內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給予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的割據區域相連接”。在這次前委會上還認為“唯閩西贛南一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當天，毛澤東將會議情況寫成報告送交福建省委並報中央。從這次會議以及上呈中央報告中可以表明毛澤東經過井岡山到贛南，特別是進軍閩西后，在調查中，在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在農村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具體的含義則是清晰地勾劃了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一幅藍圖。”而經過在閩西的進一步社會調查，在召開閩西一大、古田會議後，經過進一步總結閩西在革命鬥爭的經驗，於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的協成店寫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勝結果；並且無疑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毛澤東在此文中的這些精闢論述，指明瞭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必須將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把經濟落後的農村變為革命根據地。並依託這根據地，發展革命力量，削弱瓦解國民黨統治，奪取城市和全國革命的勝利。這就進一步表明，毛澤東從《井岡山的鬥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所探索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已經成熟和形成。
制定了建黨建軍的綱領。為把紅軍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建軍原則。井岡山時期，又提出了紅軍的“三大任務”，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在轉戰贛南、閩西后，紅軍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先後創建了閩西、贛南兩塊紅色區域，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隨著革命的深入，紅軍的壯大，本來存在於紅軍及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由於環境的變化有了新的滋長。同時，紅四軍領導人對如何建設紅軍和根據地等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認識，一場大的論爭在紅四軍中展開，焦點是要不要在紅四軍前委之下設立軍委，實質上是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領導問題。
為了結束論爭統一思想，1929年6月22日在龍巖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在會上作了報告，毛澤東、朱德作了發言，由於黨內思想交鋒相對沒有統一，會議未能取得任何進展。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新的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地方開展社會調查並指導閩西特委工作。7月8日，毛澤東前往上杭蛟洋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制定了閩西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方針。不久，紅四軍八大在上杭城關太忠廟召開，由於過分民主，爭吵不休沒有結果。
此後，陳毅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及其爭論。中央決定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向紅四軍發出了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信中肯定了紅四軍創建的鬥爭經驗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肯定了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建黨建軍原則，特別指出：要將“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陳毅帶著中央“九月來信”回到閩西，並在汀州與毛澤東、朱德會合，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義，決定召開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汀州期間，毛澤東召開了工人調查會，聽取工人群眾對紅四軍的意見。隨後紅四軍離開汀州開往連城新泉，開展了新泉整訓。毛澤東在新泉召開了士兵調查會、農民調查會，對紅軍中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及其表現進行了深入的檢查。這些調查，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初步的準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學召開。會上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並作了反對槍斃逃兵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案》），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前委，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強調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黨和紅軍。《古田會議決議》長達2萬多字，共9個部分，內容豐富，含義深刻，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軍隊建設的理論。在思想建設上，《決議》指出：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是阻礙紅軍發展和黨的路線實施的癥結所在。因此，“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問題”，切實加強黨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黨和紅軍一項艱苦而重要的任務。在組織建設上，古田會議重申和發展了“三灣改編”所確立的原則，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前委統一領導下，班、排有黨小組，連建立黨支部，營、團設立黨委，紅軍的軍事、政治機關平行地執行軍事、政治工作。還規定了發展黨員的具體條件。《決議》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紅軍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是紅軍的三大政治任務。《決議》規定要加強紅軍軍事訓練和發展工作，加強紀律教育，實行官兵一致，軍民、軍政一致和瓦解敵軍、寬待俘虜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從而使紅軍真正成為新型的人民軍隊。
古田會議精神傳到各地紅軍後，大大增強了紅軍的戰鬥力。延安整風期間又一次掀起學習《古田會議決議》的高潮，促進了黨和軍隊建設。古田會議確定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併成了黨魂軍魂，指引著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解決了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問題。怎樣開展土地革命？如何開展，沒有現成的結論。在國外，蘇聯實行過，就是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國有，消滅地主富農。而國內的“左”傾領導人不顧中國國情，教條地照搬蘇聯經驗，提出“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毛澤東是中國土地革命的實踐和開拓者，他通過不斷的調查研究，在總結閩西土地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在不斷實踐和糾正錯誤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
閩西最早進行土地革命的是1928年6月永定大暴動後，在溪南成立了福建第一個紅軍營，第一個區蘇維埃政府，創立了第一塊紅色區域。為此，閩西特委和永定縣委一方面抗擊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方面抓緊領導土地的沒收和分配工作。因為這是第一次嘗試，沒有具體的綱領和政策，但是閩西特委，特別是鄧子恢、張鼎丞等同志排除一切困難積極依靠群眾，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和農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了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①“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自耕土地多一點的不動”；②分配的辦法是“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中農一樣分田”；③以鄉為單位分田，“各鄉農民原耕種的土地，歸各鄉農民分配”；④分田的方法是“按各人原耕地土地抽多補少，不要打亂平分。”溪南區蘇維埃政府依照這樣的土地政策，成立了沒收和分配土地委員會，進行人口和土地調查，召開各種會議，宣傳黨的土地革命主張和分配土地的辦法，力求做到公平合理。此後在金砂試點的基礎上，在全區推廣實行，很短的時間分配了十多個鄉兩萬多人口的土地。溪南蘇維埃區域的土地革命，是福建史無前例的首創，是繼澎湃的海陸豐、毛澤東的井岡山土地革命之後的一次重要的具有開創性的嘗試。在1929年7月由毛澤東親自指導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對溪南土地革命給予了充分肯定，並進行了經驗總結，閩西一大決議案明確指出溪南土地革命“是一個英勇的行動，發動了閩西的土地鬥爭，意義是很重大的。”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後進行了永新調查和寧岡調查，初步地瞭解到湘贛邊界的階級關係和土地佔有情況。他在1928年11月給中央的報告總結一年來土地鬥爭的經驗認為，按照中央的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雖然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但對於中間階級的打擊“過重”了。這樣使農民陷於孤立，於革命鬥爭不利。毛澤東同志說，“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鑑於這種情況，他提出可以考慮“向自耕農讓步問題”，但由於沒有討論研究，“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一個月後發佈的井岡山《土地法》，就是根據中央辦法規定了“沒收一切土地”的條文。1929年初，黨的“六大”決議傳達到井岡山，同時根據閩西調查和興國調查瞭解到的情況，改變了上述規定。這年4月頒佈的興國縣《土地法》，明確指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同年7月，毛澤東同志為了幫助開好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率領紅四軍前委派來的同志向代表們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在他的指導下，這次代表大會，提出“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對富農“不沒收其田地”，也“不派款”，爭取“中立”；對小地主“沒收其土地，廢除其債務，但不要派款及其它過分打擊”，並肯定了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的分配土地辦法和實行給地主及其家屬以生活出路政策。這些規定大大地限制了沒收範圍，縮小波及面，減少了土地分配鬥爭中的阻力。
1930年6月7日，毛澤東在上杭南陽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即南陽會議）。會議總結了黨在領導根據地建設和武裝鬥爭方面的經驗，著重討論了閩西和贛南蘇區一年來土地革命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對於在農村中佔有相當比例的富農和流氓階層的政策，作了深入的研究，分別通過了《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富農問題》決議最重要的貢獻，是對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土地政策中關於“抽多補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文件作了修正，明確規定土地分配的政策“應該於‘抽多補少’之外還加上‘抽肥補瘦’一個原則，並在文件上將‘不得妄想平均’改為‘不得把持肥田’。”
毛澤東通過深入閩西調查總結了閩西的土地革命經驗，結合自己在井岡山、興國的土地實踐，使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給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確辦法不斷豐富和完善。此後，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為黨制定了一條基本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曾漢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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