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至少在1949年之前，在蘇家灣一帶，過年——也就是過春節時。人們新年第一次見面，都要彼此恭喜。恭喜什麼呢？恭喜發財呀？見了面，大老遠就彼此抱拳：“發財啊！”，“發財、發財！同發啊！”。
不知道從哪一年起，好像也沒有明令禁止，但人們卻自然而然，不約而同地不再使用“發財”這個詞語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事實上當時非但沒有明令禁止使用“發財”這個詞語，而且“勞動致富”“勤儉發家”好像還是動員農民積極生產的口號。
然而“發財”就是從日常的話語中消失了。究竟是從什麼時候消失的呢？細想起來應該是從土地改革開始的。發了財的都是地主老財，你還想發財？你想當地主老財啊？
再而後，想“發財”直接就等於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發財”一詞在中國大陸的日常話語體系中，居然几几乎整整消失了三十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實際情況是沒有人不想發財！
“發財”雲者，過“好日子”之謂也。
沒有人不希望過好日子！
沒有人不希望日子過得更好！
無需什麼特殊的教育，人們都知道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努力奮鬥。打家劫舍，敲詐勒索，坑蒙拐騙，雖然也可以一夜暴富，但終究為一切正常人所不齒，而且對“惡有惡報”深信不移！
蘇家灣油坊，是所有蘇家灣一帶想發家致富的人的榜樣。農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他們幾乎都知道，單靠種田，好日子尚且過不上，更何談日子過得更好？要過上好日子必須另找出路。沒有條件開油坊，能不能找個能幹的事兒乾乾？
於是中間村子便有了蘇自元開的粉坊，蘇自廣家開的槽坊。
粉坊生產粉絲，下腳料粉渣，是上好的豬飼料。在主產粉絲的同時，自元家還從事養豬業。不但養肥豬，還養母豬，自產小豬仔，自產自銷，每年至少有二三十頭肥豬出欄。且不說主產粉絲的收入如何，但肥豬出售，每年就是一大筆很可觀的收入。自廣家開槽坊吊酒，其實酒糟也是很好的豬飼料，但自廣家就沒有興辦飼養業，日子過得也不錯，但不如自元家火紅。油坊，粉坊，槽坊，還有蘇遠之開的豆腐作坊，所有這些算是農產品加工業。
除了農產品加工，還能幹點別的嗎？當然有，比如餐飲業。蘇家灣大小禿子就是開飯店的。大禿子叫蘇遠定，小禿子叫蘇遠明，他倆可能是堂兄弟，各自都是單傳。他們的父輩是誰，不知道。單憑他們都不識字，都是瘌痢頭，估計總是在貧困中長大的，父輩也沒給他們留下多少田產。全靠他們自己勤儉持家，積少成多，大約在1947年前後都蓋起了大瓦房。他們兩家的日子在蘇家灣是算得上的。村裡村外都知道這兩家挺殷實。否則，兩家又何至於各自買了一支步槍用以防盜呢？
以上這些都是想務農兼商的。
務農兼商的當然不限於此，還有，蘇家灣葛家的短途販賣，蘇遠圖南京——蘇家灣往返跑單幫，蘇遠龍開雜貨店，宋家養兩頭小毛驢由兩個童養媳趕腳。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蘇遠光。遠光和遠龍、遠圖是胞兄弟。遠光好像沒有把種田以外的事兒當事兒來做。但也曾突發奇想，讓蘇家灣人大跌眼鏡！也巧。別人家飼養的耕牛都是水牛，唯獨他家飼養的是一頭黃牛。黃牛的力氣可能不如水牛，但行走的速度比水牛快。家養黃牛，這是一巧；抗戰勝利後，合浦公路通車，來往的人和貨物增多，這是二巧。這兩巧湊在一起，就激發了他的想象：何不製造輛牛車來跑運輸？他這樣想，就這樣幹；不聲不響牛車真的製造造出來了。但因為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和牛車的實用性，生意終究沒有做起來。雖然創業失敗，但至少也表明想過上好日子的願望和別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即便眼睛依舊盯在土地上尋找致富之道，但是種植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例如蘇自木就在自家草山上種植了一片桐油果林。又例如蘇自修把宅邊的田塊改造成果園，蘇自強把門前的田塊改造成菜園。他們已經認識到評價土地價值的不僅僅是農作物的產量，更重要的還是土地的經濟價值。也就是說不僅僅是畝產多少糧食之類，而是畝產多少鈔票！
除了這些，還有從事其他副業的，如瓦匠，如機匠，如茅匠，如鞋匠，殺豬匠，劁豬匠……。劁豬匠朱老大，殺豬匠朱老五，另外一人我已記不清其職業，是朱老四。他們都是外姓。從哪兒移居過來的？不知道。他們是胞兄弟還是堂兄弟？不知道。
劁豬，就是閹割豬的睪丸或卵巢。公豬母豬，統統劁，免得胡思亂想，消耗營養不長膘。劁了，就一門心思地吃了睡，睡了吃，多長肉。劁豬是個技術活，穩，準，狠，一刀下去就解決！因為是技術活，會的人很少。農村人家不養豬的極少，凡養豬就得劁，所以劁豬是挺吃香的行當。朱老大走村串戶替人家劁豬之外，還養了頭老公豬，用以給周邊養母豬的人家配種。配種是要付錢的。我們那裡有一句很粗俗的歇後語：老母豬賣×——倒貼。朱老大外號就叫“老豬×”。他也毫不介意，聲叫聲應。
對朱老四的記憶很模糊，倒是他有個繼兒，叫趙文義，和我倒是小學同學，年紀至少比我大六七歲。十七八歲還能讀書，況且還是繼兒，這至少說明朱老四的家境還是可以的。他是從事什麼行當的？無記憶，反正不是種地的。朱老五是殺豬匠，在界墩集擺肉案子，只要界墩集逢集，他就殺一頭豬銷售。朱氏三兄弟在蘇家灣好像沒有田產，但日子都過得很不錯。
回想蘇家灣的這些往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句大實話：“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無需什麼這教育那教育，無需這“化”那“化”，只要有一個和平、自由、安全的社會環境，農民就自然而然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自鄉村向城市轉移，自不文明向文明轉移，用不著煩那麼多神，操那麼多的心，……而後來自然也用不著那麼多大小官老爺。這不能不使我想起一個人，這個人就是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的董時進——一位孤獨的智者，哲人。（網絡圖片）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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