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1936年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華僑大學中文系任教，現為福建師大中文系教授，本文為2012年孫紹振教授紀念吳小如教授的文章。）
初進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說講師、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聞專業去上課，一般講師只能上上輔導課。
當然，剛剛從保加利亞講學歸來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個例外。現代漢語本來是中文系大部分學生覺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卻以他原創的概括、縝密的推理和雄辯的邏輯獲得爆棚效應，200人的課堂，去晚了就沒有座位，只好靠在牆邊暖氣管上站著。
何其芳先生那時是北大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是鄭振鐸），與吳組緗先生先後開設《紅樓夢》專題。吳先生得力於作家創作經驗，對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對藝術有獨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頗有人道主義胸懷，不同意他把薛寶釵分析為“女曹操”，認為她不過是一種家族體制禮教意識的犧牲品，兩人同樣受到歡迎。一次，我在北大醫院排隊掛號，護士問前面一人姓名，聽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幾眼。
然而北大泰斗學富五車者眾，善於講授者寡，加之北大學生眼高，哪怕學術泰斗，講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習者有之，遞紙條、畫漫畫者有之。
古代漢語本來是魏建功先生開設，但公務繁忙，往往從課堂上被叫出去開會，且到比較關鍵地方，有茶壺煮餃子，學生替他著急的時候。此課後來改由王力先生開設，先生取西歐人學拉丁文之長，構造了中國古代漢語課程體系，舉國傳承至今。
一代宗師，治學嚴謹，我聽過他的《漢語史》、《漢語詩律學》，但是，語調往往由高到低，餘音嫋嫋，杳不可辯。且第二堂課往往花幾分鐘訂正前堂之誤，上午第五六節課要上到12點鐘，每每拖課。調皮如我，遂將隨身攜帶的搪瓷飯碗從階梯教室的臺階上滾下，先生愕然問何事，答曰“飯碗肚子餓了”，先生乃恍然而笑。
王瑤先生自然是公認的博聞強記、才華橫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為何給人以口中含有熱豆腐、口頭趕不上思想之感。
系主任楊晦教授德高望重，講中國文藝思想史，出入經史、小學、鐘鼎藝術，其廣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靈光，一語驚人，令人終生難忘。其批評郭紹虞新版《中國文學批評史》曰：用現實主義的原則去修改，還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實實在在的資料。其批評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學生作文”，如果把三部併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講了半學期，裝著講義的皮包還沒有打開，學生也無法記筆記，兩個多月過去了，還未講到孔夫子，在學生的抗議下，不得不草草停課。
宋元文學權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請中山大學王季思教授講宋元戲曲，王先生舍長用短，以毛澤東《矛盾論》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牆頭馬上》、《陳州放糧》，心高氣傲的北大學生，保持著對客人的禮貌，紛紛搶佔最後數排以便自由閱讀。
那是1958年“大躍進”、“拔白旗”的年代，大字報貼滿了文史樓，從學術泰斗到吳小如這樣的青年教師，無不被肆意醜化。
就在這種情況下，吳小如先生為我們講宋代詩文。當時懷著姑妄聽之的心情走進課堂。吳先生的姿態，我至今還記得，雙手籠在袖子裡，眼睛不看學生，給人一種硬著頭皮往下講的感覺。然中氣甚足，滔滔不絕，居然是聽得下去，接下來幾課，還頗感吸引力。
我對朋友說，平心而論，這個講師從學養到口才都相當不錯。一些具體分析，顯然和以藝術分析見長的林庚先生路數不同，然而明快、果斷。至今仍然記得他對陸游晚年的詩的批評是，用寫日記的方法寫詩，以至出現了“洗腳上床真一快”這樣的敗筆。
“大躍進”運動很快把課堂教學沖垮，下鄉勞動有時長達一個月，課上不下去，後來乾脆就停課了。我對吳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當年粗淺的層次上。彭慶生同學對他評價道：“先生口才不遜文才，三尺講臺，傳道授業，解惑沁入學子心脾，20世紀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便有‘講課最成功的吳小如’之說，故課堂常常人滿為患。”
慶生同學晚我一年畢業，可能系統聽過吳先生的課，有權作全面評價，當然，不無偏愛，若論啟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種俯視蘇聯漢學家、放眼世界語言學、深入淺出、在學術上開宗立派的大氣魄相比，吳先生應該略遜一籌。不可忽略的是，慶生當年可歸入全系攻讀最為刻苦者之列，曾經以躲入冬日暫閉之洗澡間抄寫劉大傑解放前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而聞名。
吳先生能得如此學生的如此評語，當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吳先生答《中華讀書報》記者問，雖然自謙為“教書匠”，但是，就是在當年，我還是感到了他學養深厚。閱讀北大中文系所編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感到極大的滿足。畢業後不久才知道，這兩本資料主要是吳先生執筆通稿的。
然而意味深長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後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訴我的，他語重心長地警示：這兩本資料，尤其是兩漢卷，資料過詳，原因是執筆者意在“多掙稿費”。這在當時，就給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覺。當然，僅憑此二冊，對於先生的學養，所知畢竟有限。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學術警察”形象出現於文壇，對於學界之虛浮硬傷，筆陣橫掃，語言凌厲，鋒芒畢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對先生的敬意。現在知道先生的學術著作凡數十種，僅其中《讀書叢札》在香港北京兩地出版，前輩學者周祖謨、吳組緗、林庚先生均給以高度評價。吳組緗先生認為“吳小如學識淵博，小學功夫與思辨能力兼優”，甚至有“無出其右者”之讚語，哥倫比亞大學權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當人手一冊”。
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改革開放形勢下，這位當了30年講師的“講師精”，被歷史耽誤了，人所共知；又有吳組緗、林庚先生推薦其直接提升為教授，應該順理成章一路綠燈。
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過，差一點被慧眼識珠的中華書局引進。不可思議的是，吳先生沒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學術上頗為權威的歷史系週一良和鄧廣銘教授“三顧茅廬”的“阻撓”，結果是小如先生成了歷史系教授。
對於這樣的荒誕，中文系至今沒有感到荒誕，而作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魯迅先生的一句話：“嗚呼，我說不出話。” 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話：這是恥辱。對這種恥辱的麻木，則是更大的恥辱。在這種恥辱感麻木的背後，我看到一種令人沉重的潛規則。
回顧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系史，這樣的潛規則源遠流長。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從文，把他弄到歷史博物館去當講解員，這還可以歸咎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氛圍。
1957年驅逐了後來成為唐詩權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當了右派來辯解。
但是，楊天石在五五級當學生的時候，就以學養深厚著稱，後來獨立開創了蔣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譽海內外。當年他並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個培養拖拉機手的短訓班，後來靠刻苦治學，輾轉多方，調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獲得盛名之後，中文系有沒有表現出任何回收的願望呢？沒有。
錢理群是學生公推的最受歡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際，就“按規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語文教學研究所，又掛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無實，連開個作文研討會都沒有他的份。
從這裡，似乎可以歸納出一條定律：這些被驅逐的，本來是可以為北大中文系增光，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為北大爭光的當然也許不在少數，但是，靠北大中文系這塊牌子為自身增光，從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數。
更為不堪的是，還有一些為北大中文系丟醜的，如那些學術投機者。至於一些在學術上長期不下蛋的母雞，卻順利地評上了教授，對於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當寬容的，從學術體制上說，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著神聖的旗號，遂使學術素質的整體退化不可避免。
當然，北大中文系畢竟是北大中文系，選擇學術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楊晦在1962年為吳小如講話，盛讚他的貢獻，其結果是到了1964年在黨內遭到兩星期的嚴厲批判。
據知情人告，當時骨氣奇高的楊先生一度產生跳樓的念頭。
1984年嚴家炎先生為系主任時，一度欲請吳先生回系。然吳先生出於對週一良、鄧廣銘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謝絕。這樣的學術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顯得多麼微弱。
半個世紀多來，倖存下來的學術泰斗先後謝世，北大中文系不但喪失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學術上那種顯赫的優勢，而在許多方面呈現衰微的危機，北大中文系這塊招牌的含金量已經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近年報刊上風傳錢學森世紀之問，紛紜的討論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蓋在於，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如果以吳小如先生為個案作細胞形態分析，則不難看出逆向淘汰的潛規則之所以不可阻擋，具有學術良知者，在行政體制中顯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於此，也許能夠把錢學森之問的討論切實地推進一步。
這幾年北大中文系當道者不乏從內地到港臺反覆宣揚“大學精神”，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幷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幷包”講上一萬遍，如果不與痛苦的歷史經驗教訓相結合，在危機中還以先覺先知自慰自得，甚至還流露出優越感，其所云無異於欺人之談，北大中文系沿著九斤老太的邏輯滑行並非絕對不可能。
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吳小如先生九十高壽的時候，學生們想到了為之祝壽，北大中文系居然毫無感覺，這隻能說明那些動不動拿蔡元培來誇誇其談的人，其大學精神已經酣睡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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