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38年前採訪菏澤原地委書記周振興的稿子再次點燃菏澤人民的關注熱情。事情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仲春時節，菏澤電臺的一名記者，有幸隨時任中共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同志到曹縣革命老區曹縣韓集鄉紅三村看一位楊得志將軍當年的老房東、老共產黨員伊巧雲老人，親眼目睹了這位幹部對人民的赤膽忠誠和擔當。隨同的有時任曹縣縣委書記、武裝部部長等6人。
到韓集後，周振興書記沒在鄉鎮和村委停留一步，直奔伊巧雲老人家中。此時老人已重病在身，當週振興握住老人枯瘦的手問老人還有什麼要求時，伊巧雲老人猶豫了一下，說“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帶瘦的豬肉。”說完，老人又後悔了，用另一隻手拍打著周振興的手背：“也就是這麼一想，周書記別當事。”歷來以雷厲風行、低調工作作風著稱的周振興，一下子淚流滿面。他雙手握住老人的雙手:“怪我，怪我們啊，老人家，對不起您。”他抹了一把臉，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錢，遞到趕來的鄉鎮書記手中，縣、鄉領導紛紛掏自己的衣袋，被周書記一把按住了。無用言說，老人當天就吃上了肥中帶瘦的肉。
隨後，周書記回到縣城參加了縣委的一個彙報會。會上他眼含熱淚地講了一段話，“伊巧雲老人今年83歲，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她犧牲了丈夫和三個孩子。抗戰時期，在抗戰堡壘紅山村，在做楊得志將軍房東時，為接待來往的將士，她曾一天做過9頓飯，為讓將士吃飽吃好，她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物件和孃家陪送的嫁妝。現在，在我們領導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帶瘦的肉。同志們，我們還有臉當他們的書記嗎？”說著，周書記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個耳光，說，我們這些大大小小書記的臉還叫臉嗎？
這一記耳光打得是那樣清脆，話說得那樣沉重。坐在他身旁的縣委書記一下俯在桌上，低聲哭出聲來。
“周書記，該打的是我，是我，請地委處理我。”一時間，所有與會人員都低下了頭。收起了原先準備好的各自工作成績的彙報稿。
時間已過去38年，可週書記那一記耳光至今迴盪在我的耳畔。現如今，這些老領導早已退出領導崗位，但他們那種為小事的自責，為黨、為國、為民的擔當，樹起了一代共產黨幹部的風範。願那一記清脆的耳光，能扇去層層不實的政績觀和種種官本位的自尊盲從。
其實周振興還在菏澤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1978年他在東明縣小井村率先推行的包產到戶，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早了半年。
周振興
周振興，1927年出生，山東齊河人。194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曾在渤海區委任組織幹事，跟著組織委員串村找地下黨，做工作發展黨員，宣傳抗日。1945年後，歷任中共齊禹縣委組織部幹事、十二區區委書記。建國後，先後任中共齊河、禹城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中共禹城縣委、德川縣委、夏津縣委第一書記，聊城地委委員兼秘書長，聊城地委副書記等。1978年，周振興任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說，“到菏澤兩天，家人也都跟著來了， 我們就在菏澤安家落戶了。”從此，他天天面對的是菏澤的老百姓，心裡裝著的也是菏澤老百姓。 當年3月，在全區推行“大包乾”，也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周振興說：“菏澤的土地大包乾最早是從東明縣開始的，曾有記者問我這個決定是不是一時衝動做出來的。這肯定不是一時衝動做出來的決定，也不單純是幾個小時的會議就能想出來的決定，這和我十多年來抓土地工作所做的一些嘗試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1961年，周振興在聊城地委任秘書長時，就在《聊城工作通訊》上發表過一些有關“借”地的文章，鑑於當時餓死人這種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悄悄鼓勵下級幹部把地“借”給百姓，一戶“借”給一分二分的地，雖然不多，但也讓老百姓們填飽了肚子。
“作為一名領導幹部， 就應該心裡想著、裝著老百姓，應該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事。”1977年底1978年初，周振興開始對菏澤一些農村進行走村入戶調查，令他的內心震撼很大，特別是看到東明縣小井村張殿興家的破敗景象：三間房子扒掉了兩間，拿去買了口糧，屋子裡連張床也沒有，一家7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他心疼得流下了眼淚。隨後，周振興在東明召開會議，並做出兩項決定：首先把小井村及周圍十幾個窮村劃在一塊，成立小井公社；其次把全縣鹽鹼地分給群眾自種自食，三年免徵農業稅。菏澤農村土地改革的序幕就此拉開。全國的土地改革也得以在三農發展歷程中發生歷史性轉折。併為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分地政策若有錯，我周振興一人扛。”這是當年他說過的一句話，為了將分地順利開展，他把所有責任攔在了自己身上。“那時人人自保，誰敢站出來說支持分地？只要不公然提出反對就是對我的支持了。而想說服他們就必須先把自己給推出去，當時為讓百姓儘快填飽肚子，我豁出去了！”
鑑於當時的情況，周振興認識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他下定了決心進行改革。1979年春節過後，他召集了區、縣、公社三級幹部會議，正式推出“包產到組”、“包乾到組”的生產責任制形式。周振興在會上一連講了8個小時，其中的一些話至今聽起來仍讓人熱血沸騰。
“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勞動力，他們卻沒有自主權，吃不飽飯，我們能不能對得起良心？”“在座的縣委書記同志們，你們把筆記本拿出來，把我下面這段話記下來。今天我的講話有錄音，你們再留一份書面證據。如果上級說這件事我們幹錯了，追查下來，我周振興一個人承擔責任，你們都是被迫的！”周振興的講話無疑振奮了人心。這次會議，正式推出了“包產到組”、“包乾到戶”的生產責任制形式。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充滿了個性色彩，而這，正是一個地委書記真實的心聲。
萬里
1978年，《人民日報》報道了萬里領導的安徽省委制定的落實經濟政策的六條規定，主要內容就是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制等。一天早晨，周振興正在散步，從收音機裡聽到後，他馬上讓人記錄下來，隨後據此推出了“菏澤八條”。
1980年春天，當全國關於“包乾到戶”的爭論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菏澤已經率先邁進了家庭承包責任制的門檻，這就是我們俗稱的“大包乾”，菏澤大地到處是拿著尺子丈量土地的人群。
周振興總結責任制實施原則時講了一句話：“辦法越簡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責任越具體越好。”後來這句話傳到了來山東視察的萬里耳朵裡，又由萬里傳向全國，載入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史冊。
土地包產到戶效果立竿見影，菏澤一舉由糧食淨調入地區變成淨調出地區。1980年代中期，人口不到全省十分之一的菏澤，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糧。
“我當時是豁出去了！沒辦法，眼看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不動大手術是不行了。我在那次三級幹部會議上也說了：只要叫我當這個地委書記，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飽飯。否則，這個地委書記我寧可不幹！”再次說起這句話，他依然是鏗鏘有力。 因為周振興的敢作敢當，菏澤老百姓填飽肚子比別的地方早了三四年。菏澤的發展，一是靠菏澤人民自己的開創和奮鬥精神，但每一個歷史節點都與一個英明的領導有著莫大的關係。
從周振興那裡，現在我們知道，創新和發展，勇氣和擔當，一個人是可以改變世界的，而好的政策，作為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幹部，是最能造福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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