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竹林七賢來到焦作,僅僅是萬般無奈的塊擇面已,起碼前期是這樣。我們知道,竹林七賢之中,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幾個年齡較大者,當時大大小小都是曹魏政權的官員,嵇康還是皇族的女婿,官拜中散大夫。山濤儘管只是河內郡的主薄功曹(負責收稅、錢、糧),但是,他是司馬昭的中表親戚,隨時都有加官晉爵飛黃騰達的可能。
那時,司馬氏為了積蓄力量,實現以晉代魏的目的,千方百計地網絡人才,怎麼可能會斷然拒親戚(山濤)於門外呢?從阮籍酣醉兩個多月,委婉地拒絕大將軍司馬昭派來的求婚使者來看,司馬氏還是“求賢若渴”,尊重名土的,而且頗有容人之量。魏晉交替之際,是一個處處閃耀著刀光劍影,充斥著腥風血雨的年代,也是一個名教禮法所謂正統思想,和新興的玄學激烈搏殺的年代;是一個新興士族和門閥世族權力較量的年代;也是一個個性張揚和思想禁錮並存的年代。這個年代註定了是一個群雄並起,英雄輩出,碩果累累的年代。
在這個充滿了矛盾和殺戮,人們進退維谷動輒得咎的特殊時期,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命運的轉折點,彷彿處處都隱藏著陰謀和殺機。沉默,並不是人們唯一的抉擇,更不是有思想、有抱負的新興士族知識分子的的選擇。於是,竹林七賢不約而同來到焦作這塊黃土地上,為我們留下了流傳千古的佳話。
我們知道,曹操當年在聚集力量,積極準備以魏代漢時,曾顧一切的招賢納士,即使“不忠不孝者”,只要有一技之長也委以重任。從而,贏得了一些士庶出身的文官武將的真心擁,另一方面,這種政策也打擊了一些不肯就範的豪強地主,削弱了東漢政權的統治基礎,收到了一箭雙鵰的效果。同時,曹操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實行了殘酷的殺戮,毫不手軟。實話實說,三國時期誅殺名士的惡風濁流,曹操是名副其實的始作俑者。司馬氏集團對於名士的鐵血政策,不過是東施效顰的邯鄲學步而已。
起初,竹林七賢都以玄學家自詡,是曹魏政權的擁戴者,對於司馬氏的所作所為自然是反對的。然而,他們也清醒地看到,腐化墮落的曹睿已經將航船引入了惡浪滔天的漩渦。他橫徵暴斂,驅使能工巧匠三萬餘人、勞工三十多萬人,大造樓堂館所,廣集奇花異石、珍禽異獸,甚至強迫文武百官到芳林園服役;還廣選天下美女數千人…,引起了“天怒人怨”,國庫為之一空。年僅九歲的曹芳上臺之後,更是風雨飄搖每況愈下。與此同時，司馬氏集團則憑藉南征北戰,和“受遺二主,佐命三朝”的功勞,聚集了足夠的力量,並逐漸攫取了曹魏政權的絕對權力。
為了給以晉代魏做好輿論準備,司馬氏集團不失時機地打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旗幟,大力推崇名教、禮法,專門和何宴、王弼倡導的玄學唱對臺戲,企圖動搖和摧垮曹魏政權理論基礎。這無疑給嵇康、阮籍、劉伶等玄學家出了一個大難題,使他們一下子陷入了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的絕境。試想,以竹林七賢諸人的學識和眼光,自然對形勢瞭如指掌,對雙方的未來也洞若觀火,然而,他們又不可能從感情上背離日益沒落的直魏集團。同時,他們雖然對於司馬氏的所作所為十分反感,卻不敢公開反對,徹底決裂,只好退而求其次——談玄說虛,侈談老莊哲學,並以憤世嫉俗的舉動表示自己的抗議和憤懣。
這自然是十分艱難的抉擇,也是萬般無奈勢在必行的抉擇。已經獲得的權力和利益,畢竟是痛苦的。然而,面對堅守與放棄、榮與辱、生與死等敏感問題,經過痛苦而反覆的思索,他們先後不約而地選擇了“迴避”。不久,他們紛紛離開了權力鬥爭的漩渦——洛陽,來到焦作這塊瑰麗而多情的土地上,開始了段“春遊紫竹林,夏飲王烈泉,秋嘗菊花酒,冬賦白雪詩”的逍遙自在的生活。
可惜,這種“逍遙自在”的表象之下,是憤怒的慷慨陳詞是泣血的長歌當哭;是無奈的自暴自棄,是無盡的痛苦思索。代價,畢竟是太大,太大了.
在我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是第一個長期分裂動亂,群雄並起的時期,也是一個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個性張揚,碩果累累的年代。三國時期無疑是春秋戰國的再版和重演。恃才做物、生不逢時的竹林七賢無奈地來到了焦作。焦作敞開溫暖的懷抱,以她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淳樸的風土人旗接納了他們,並給以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啟迪。他們的竹林之遊還給我們留下了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文化資源。如此看來,竹林七賢來到焦作,是他們的幸事,也是焦作的幸事。焦作造就了竹林七賢;竹林七賢為焦作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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