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濟時報
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已出錯。經歷了債務危機、難民問題和分裂浪潮後的歐盟，已遭遇“存在性危機”。本文選自《亞太經濟時報》2018年6月14日第三版。
5月以來的意大利勾起了歐洲對歐債危機期間“歐豬五國”的慘痛回憶。
從英國到意大利，再到匈牙利；從勒龐到艾利斯·威德爾，再到歐爾班，脫歐的聲音此起彼伏，民粹主義和反歐元反移民的右翼黨派持續沖刷著歐洲的團結。
先是貿易問題，隨後是伊核問題，歐洲與其傳統安全盟友美國的關係愈發緊張，以致於在剛結束的G7峰會中，默克爾對特朗普擺出了“逼宮”的姿態。
何為“存在性危機”
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已出錯。喬治·索羅斯引用經典的墨菲定律道出歐盟近年來的錯誤發展歷程。
這位能夠攪動世界金融市場的巨鱷上個月底前往巴黎，在法國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CFR）發表了題為《如何拯救歐洲》（How to Save Europe）的演講。他認為，當前的歐盟一直以來賴以生存的價值觀和發展理念正逐漸褪色，一場“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crisis）將歐盟逼到絕境。
從表象來看，這場危機由三個主要原因引起：難民問題、經濟緊縮政策導致的復甦緩慢，以及由脫歐引起的分裂浪潮。
實際上，三者相互影響，互為表裡，以致於牽一髮而動全身，導致歐盟在這些問題的應對上舉步維艱。
經濟不平衡是根本
索羅斯在演講中稱，歐盟價值觀和理念的瓦解始於2008年。為應對經濟危機，歐盟採取了財政緊縮政策，直接導致了歐債危機的爆發，也將歐元區內部變成債權國和債務國的關係。
債權國為債務國設下必須滿足、卻又可能無法滿足的條件，導致兩者之間產生了既非自願也非平等的關係——這與歐盟成立的信條背道而馳。
早在2012年，索羅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德國作為歐洲主要的製造業強國，也是歐洲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卻沒有承擔起對歐洲經濟的帶動作用和對歐元的維繫作用。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緊縮政策下，德國憑藉強大的製造業虹吸整個歐洲的資本、人才和技術，但自身疲弱的需求卻無法帶動歐洲其他國家的產業發展。由此德國不僅在與美國的貿易中獲得順差，也在與歐盟內部國家的貿易中賺取大量順差。
也就是說，德國變相地引起了歐盟其他國家的資本外逃和人才流失，卻又將債務轉嫁給這些國家，形成了歐盟內部經常項目的分配失衡。
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恰恰導致了歐盟的分裂。英國《每日電訊報》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是德國本身，而非英國的脫歐導致了歐盟的分裂。
在這樣的經濟關係下，歐洲，尤其是南歐、中東歐等歐盟邊緣國家的新一代年輕人認為，他們的就業機會、穩定的發展前景正在消失，而歐盟本身就是罪魁禍首。對歐盟的不信任直接導致了各國右翼政黨的抬頭。
難民潮激化矛盾
2015年從西亞席捲而來的難民潮更將這種不信任推到一個峰值。歐洲各國民眾意識到，他們國家優良穩定的社會福利體系正被這些難民侵佔。更讓他們悲觀的是，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透露出的無力導致難民問題逐漸成為歐洲各國面對最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緊接著發生的，就是各國政壇的右傾化趨勢。德國的艾利斯·威德爾打著反歐盟、反穆斯林化、反難民的旗號，率領極右翼民粹主義黨派德國選擇黨成為德國最大的反對黨派，讓默克爾新政府的組閣困難重重。
被稱為“法國最危險的女人”的瑪麗娜·勒龐旗幟鮮明地反對歐盟，反對多邊主義和經濟全球化。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自詡為基督教歐洲的捍衛者，以保護歐洲傳統價值觀為由，封鎖該國邊境，反對難民的湧入。
意大利更是在朱塞佩·孔特的率領下建立了西方世界首個右翼民粹政府。儘管他還是委任不支持退出歐元區的經濟學家特里亞和曾任歐盟委員會副秘書長的米拉內西分別擔任經濟和外交部長，但意大利在對待俄羅斯的問題上已經表露出與歐洲分裂的立場。
而歐盟與英國長達數年的分手連續劇則會像鈍刀割肉一樣，對歐洲的團結帶來持續的傷害。
外交夾縫
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的自行其道讓歐洲處於尷尬的外交夾縫中。在強勢美元洗劫了意大利等歐洲債務國後，不顧盟友顏面的關稅措施讓歐洲經濟頻頻受制於人。
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又對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聯盟名存實亡，也給經濟上四面楚歌的歐盟帶來外交上的額外壓力。
美國地緣政治情報公司（Geopolit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s）研究員Prince Michael認為歐洲在這樣的夾縫中患上了“歐洲精神分裂症”，即一方面在歐洲的安全問題上還需要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卻在中東、貿易等問題上希望依靠中國和俄羅斯制衡美國。
在這種背景下舉辦的G7夏洛瓦峰會自然引人注目。
峰會開始前馬克龍就與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展開鬥嘴；峰會期間兩人的握手中，馬克龍更用手勁“暗算”了特朗普一把。
特朗普提前離場前往新加坡後，默克爾發佈的一張照片中，她更是以“逼宮”的姿態直視前者。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隨後也加入，與特朗普展開隔空對罵。
種種花絮的曝光只為了表明G7，或者美歐之間的關係已不僅僅是貌合神離。但即使這樣，歐洲依然在貿易和伊核問題上對美國無可奈何。
峰會開始前，馬克龍曾揚言不怕G7集團演變為“G6+1”，即使少了美國，剩下的6國也同樣強大，以及團結。但現實卻是，在默克爾發佈的照片中，雙手交叉環胸的安倍晉三顯然想從雙方的爭論中置身事外。
即使是歐洲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最後的聯合公報中反對歐洲對美國進行報復性回應措施。
這就是歐洲正遭遇的“存在性危機”。經濟上債權國和債務國的不平衡關係和難民的湧入導致歐洲的分裂浪潮愈演愈烈，導致在當前遭遇的外交困局中竟無法以對外一致的立場應對美國的強勢。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投資個體，都需要在合作中化解這些風險。
危機中的自救
美國政治思想家薩繆爾·亨廷頓認為，政治制度的首要問題是其發展進度遠落後於社會和經濟上的變革，導致政治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步履蹣跚，以及必然會隨之發生的政治動盪和騷亂。
歐盟今日的困局印證了他的這一思想。脫胎於上世紀的歐洲煤鋼聯合體的歐盟體系在面對當今變幻莫測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時，已顯得過時和無所適從。其開放的邊境政策完全無法阻隔難民的湧入。
而歐元與歐盟的關係讓索羅斯認為讓歐元區在歐盟中的地位尤其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也讓其他成員國逐漸抗拒以歐元建立更緊密的歐盟的目標。
成立歐元區政府：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曾提議建立歐元區政府，為使用歐元的歐盟國家提供單獨的治理體系，由此更能體現雙速歐洲的發展模式。
權力返還：在布魯塞爾與歐洲各國首都的權力平衡中，波蘭總理貝婭塔·希德沃曾指出，歐洲國家有必要加強對歐盟決策過程的監控和影響，讓歐盟更傾向於成為類似美國的聯邦合眾國。
擺脫歐盟理事會：奧地利議會議員烏爾裡克·盧拉克希望將歐盟理事會變成一種參議院的模式，在歐盟建立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體系，將歐盟委員會重新塑造為歐盟的立法機構。
直接選舉歐盟主席：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曾指出，歐盟的範圍內理事會主席應該由全民直接參與的形式選舉出來。但在英國被全民公投推向脫歐的道路上之後，這樣的選舉方式或許難以實現。
讓希臘退出歐元區：隨著難民和脫歐的浪潮在歐盟內部此起彼伏，人們很容易忘記南歐仍然難以走出債務危機。以保羅·克魯格曼為首的經濟學家認為，問題在於單一貨幣。除非希臘得到真正的重大債務減免，否則，退出歐元區是其逃離無休止的經濟噩夢的唯一途徑。
索羅斯認為，歐盟的發展觀念需要從“多速歐洲”轉變為“多軌歐洲”，讓成員國有更廣泛的發展選擇空間，也能夠重新提高歐盟對成員國的吸引力。 （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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