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永,1970年生,山东章丘人。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跟随蒋维崧教授、徐超教授攻读古文字与书法方向的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顾问。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奖、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山东省“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称号。
宗绪升对话靳永博士(节选)
宗绪升:请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以及治学蕲向。
靳 永: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十年,从本科到博士。本科是汉语言文学,硕士是训诂与书法文化,博士是古文字和书法。我长期追随徐超先生读书,受到章黄学派的影响,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方法比较熟悉。这影响到我本人的书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书法问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扎实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宗绪升:读你怀念蒋维崧先生的文章,很感动。能不能谈一下你师从蒋先生时难忘的经历?在你人生路上,蒋先生给你作了怎样的范式?
靳 永:从1998年起,我在徐超先生的引介下,得以时时向蒋先生请益。2002年,年登耄耋的峻斋先生接受文学院的礼聘,成为古文字学和书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三生有幸,忝列门墙。2006年,我甫一毕业,先生即溘然长逝。
蒋先生以书法名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渊雅的学者。很多师长都曾以一唱三叹的口吻谈起先生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记忆力,举凡四部之书,靡不贯通。蒋先生的作风很像清儒刘端临,勤于读书而懒于著述。《世说新语》载郭林宗形容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这大概就是后来宋儒所说的“气象”,而蒋先生就是一个有“气象”的人,他无论学问、识度,都是“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有时候一段时间没有到归网室趋谒,总有“时月不见黄叔度,使人鄙吝之心顿生”之感。陆游《读梅尧臣集》诗云:“导源积石源流正,惟岳嵩高气象尊”,正可移用来形容蒋维崧先生。
宗绪升:请谈谈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修养对书法研究的帮助。
靳 永:您说到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是传统文化赖以存活的载体。书法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深厚修养。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书外功”,与书法研究无涉。事实上,一个学者在这些根柢之学上的修养越深厚,他的成就就越大。沙孟海、启功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自己在书法研究方面,还是初学。仅有的一点成绩,也是得益于这些根柢之学。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传苏轼书方干诗卷辨伪》,就是从文献学角度解决书法问题。
宗绪升:你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有哪些感受?
靳 永:近现代书家里,我喜欢的是乔大壮、沈尹默、潘伯鹰、朱家济等人。我认为“雅”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书家腹内书卷多,下笔自然高华。但学问的大小和书法的高下还不能画等号,因为书法还有一个技巧的习得问题。如果不在临池上痛下苦功,肚子里的学问也转化不成好的书作。很多大学者下笔不免惡札之讥,除去才性,没有在书法临习上下功夫也是重要的因素。我个人比较懒惰,读帖多而临池少,下笔不免蹇涩。
山东有很好的书法传统和积淀。蒋维崧先生、徐超先生之外,我还常常向陈梗桥、梁修、郑训佐、顾亚龙等先生请益,获益良多。
宗绪升:你认为当代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创作的书法家最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靳 永:当代考古学发达,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这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我们有可能度越前贤的地方。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书法创作,对书法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书家必须至少在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一是要勤研古文字之学,二是要关注新材料的发现。
宗绪升:请为与你有相同研究志向的朋友推荐几部参考书如何?谢谢!
靳 永:近年来我一直搜罗阅读宋代以迄清代的学术笔记,关于书法的讨论虽然是吉光片羽,但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专门讨论书法的著作,有的放言高论,有的辗转相抄,像《书谱》那样有见解、有意思的文章少。一愚之得,我姑妄言之,大家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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