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開始時人數不多，主要是負責內廷的服務，可以說是皇帝的“身邊人”；而且他們不能生育、沒有後代，不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是皇帝最值得信賴的人。漢和帝時，大將軍竇憲憑藉外戚的身份，掌握了朝廷大權。漢和帝為了剪除竇氏的勢力、奪回權力，能依靠的只有宦官。也正是在鄭眾等宦官的幫助下，漢和帝才得以誅滅竇氏。鄭眾也因此被封為鄛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後又增封三百戶。漢和帝也非常信任鄭眾，朝廷大事都要同他商量。從此，宦官正是登上了政治舞臺。
有意思的是，宦官儘管是憑藉與外戚的鬥爭“上位”的，但形成宦官專權的政治氣候，依靠的恰恰是外戚；而最終剿滅外戚勢力的也是宦官。宦官專權正是在這種怪異的政治環境中形成的。
從漢和帝開始，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壯年去世，其結果，是接連不斷的太后臨朝聽政。外戚雖然控制了朝政，但內廷事務卻不得不依賴宦官；而宦官又憑藉皇帝與外戚、以及外戚與外戚之間的爭鬥，逐漸做大。漢安帝不滿鄧太后專權，鄧太后剛一去世，漢安帝就在宦官江京、李閏等人的幫助下清除了鄧氏的勢力，江京和李閏都被封侯；漢安帝時外戚閻氏控制了朝政，對閻氏專權不滿的宦官孫程等發動宮廷政變，迎立了漢順帝，孫程等被封為列侯，宦官也因此得以參與朝政。漢順帝時外戚梁冀干政，將近20年時間，但最終也還是在單超等宦官的幫助下，漢桓帝才得以除掉梁冀，單超等五人被封為縣侯，稱為“五侯”。從此，朝廷的權勢完全由宦官控制了。
外戚干政時，宦官與外戚的勢力相互制約，同時又相互依賴；一旦沒有了外戚的制約，宦官勢力便一家獨大，更加肆無忌憚，“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單超的侄子單匡為濟陰太守，倚仗權勢貪贓枉法，兗州刺史第五種和河南尹楊秉等依法進行追查，查獲贓物五六千萬，但結果卻是楊秉被判罰勞役，第五種被流放到朔方。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的門客公然搶劫行旅客商，濟北相滕延將這些人全部捕殺，侯覽和段珪向皇帝告狀，將滕延投入了大牢，免去了官職。宦官專權的結果不僅擾亂了政治秩序，更是激化了社會矛盾，“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對於宦官專權局面的出現，一些比較正直的大臣針鋒相對進行了鬥爭，並抓住機會打擊宦官勢力。中常侍侯覽的哥哥侯參為益州刺史，他殘暴貪婪，貪贓數以億計。太尉楊秉將他押送進京，侯參在中途自殺身亡。楊秉又藉此彈劾侯覽，漢桓帝不得已，只得將侯覽罷免。司隸校尉韓縯彈劾中常侍左悺與其兄太僕左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奸，左悺、左稱畏罪自殺。因此，這時朝臣對宦官勢力還能夠進行抗衡。但更多的時候，漢桓帝都是站在宦官一邊，最終引發了宦官與大臣鬥爭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太尉陳蕃、河南尹李膺等名士同外戚竇皇后之父竇武結成了聯合陣線，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宦官對陳蕃等一時無可奈何，便將矛頭對準了李膺等人，誣陷他們“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漢桓帝大怒，命令逮捕黨人，並由宦官負責審理此案。陳蕃上書勸誡，結果也被罷免。由於此案牽涉的大多是天下名士，宦官迫於輿論的壓力，加上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牽連，便向漢桓帝建議大赦天下。黨人們因此獲得釋放，放歸田裡，禁錮終身。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不久，漢桓帝去世，竇皇后同竇武以及宦官曹節等迎立年僅12歲的劉宏為皇帝，是為漢靈帝，竇皇后以太后身份臨朝，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他們想趁此剪除宦官的勢力。但宦官卻拼命拍竇太后的馬屁，博得了太后的信任。不久，竇武等決定下手，他們借日食為由，殺掉了中常侍管霸、蘇康等，並要求太后同意處死曹節，可太后卻猶豫不決。而就在此時，將宦官一網打盡的計劃洩露，宦官們搶先動手，發動了宮廷政變，劫持了太后，發兵抓捕竇武等人。竇武被迫自殺，陳蕃遇害，宦官們重新控制了朝廷大權。為了打擊朝臣，宦官又掀起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宦官們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終於激起民變。黃巾起義之後，各路群雄並起，東漢朝廷也在亂局中覆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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