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懂”似乎越來越奢侈而難得，所以才有了“你若懂我，該有多好”的喟嘆。想起梁漱溟先生有云：“鰥寡孤獨，人生之最苦，謂曰無告。無所告訴，便為最苦”，“無告”者，與“懂”有萬縷千絲的聯繫，琢磨一番，似乎發覺到了“無告”的一些社會學質素。
一、“無告”的發生學
“無告”暗示社會支持的無法實現，即“無依”，觸及到人的存在這樣的本體論命題。
發生在日常生活世界，“無告”的反面——“告”的展開依賴於主體間性，主體間的共識促成了“視域的融合”。認知上的同理和情感上的共鳴，既是“有告”的前提，也是其結果。換言之，我相信你能懂我，便會告你，這樣的自我暴露，也緊密了我們的紐帶。
再來看“告”的對象。伴隨時空壓縮、流動頻繁、結構重組等一系列變革，現代人的人格構成也豐富和分化了，某種意義上說，一般情況下我們彼此都是“陌生人”。
在齊美爾看來，時間（他總會分離）和空間（他屬於別處）上的距離，帶來了我們與陌生人的心理和社會距離。恰是這種“由遠而近、冷淡和關懷構成的特殊的姿態”，使我們對陌生人懷有了一種特殊的親近，有可能對之一訴衷腸，因為這樣告的風險低。
齊美爾側重人際互動的形式，舒茨則強調其間的意義構造。在舒茨看來，陌生人是那些生平情境與我們沒有交集的人，即他們的過去對我們而言是陌生的。在碎片式、去中心化、跨時空交往的今天，這樣的陌生越發普遍。
於是，同樣是陌生人，既能夠獲得，也可能阻止我們的信任，前者因為“安全”，後者因為“不熟”。基於損失規避的心理，為避免“真心錯付”，比之於“告”，“無告”似乎佔了上風。
但是“告”的需求愈被壓抑，尋求釋放的動機也就越強烈，更何況在消費社會，它又怎麼能不被激活、開發呢？
於是，心理諮詢也成為了可以買到的商品化服務。它來自科學的、職業化、普遍主義的專家，處理的則是個性化的親密關係，原可能“無告”的我們選擇告訴諮詢師，所依託的是工具理性（或者說是打了折扣的溝通理性）的信任。
（顯然，“無告”的存在，也向實證式的方法論提出了挑戰。）
二、“無告”的類型學
從關係取向、情境化了的視角出發，“無告”的內涵多元。我們可以把“告”看作一項社會行動，按帕森斯對單元行動的分析，將“告”拆解為一系列考量的綜合作用：
首先是目標，即告的意願（想不想）；接著是包含手段和條件的情境，即告的可能性（能不能），例如在技術上，有沒有可以傾訴的話語表達，再如在對象上，有沒有可以放心說話的人；此外還有規範取向，即告的合法性（應不應，但“應”不代表鼓勵，而只表示消極的不被否定）。將每個範疇粗略分為“可”“不可”，便出現了許多可能，當然並不會出現全部的八種可能，因為如果第一步“我”就不想告，那麼不論“能”和“應”如何組合，也不會出現“有告”。當確立了“想告”的前提後，則：
①能告，告不被否定：通常的傾訴；
②能告，告被否定：雖然告訴的客觀條件存在，但主流文化對此持否定態度，譬如謠言；
③不能告/無人可告，告不被否定：多是由於沒有可以告訴的對方，於是“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微斯人，吾誰與歸？”
④不能告/無法去告，告被否定：因為“告”的內容自外於主流文化，所以可能都沒有合適的、可用的語言來“告”，無可名狀剝奪了“告”的內容的可見與其行為的可行，例如弗裡丹在上世紀60年代發現的美國主婦遭遇的“無名的煩惱”（《女性的奧秘》），困擾一些人的軀體化和病恥感也可歸於此。
後兩種“無告”易誘發孤獨感，成為梁先生說的“最苦”。雖然“享受孤獨”一句彷彿雞湯，但焉知他人眼裡的矯情，不是自己心中的深情，祝福所有人，都能安放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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