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文学从不承诺只提供真善美,它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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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

差不多半年前莫言在清华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吃饭,他突然跟我说你那个《望春风》里面有一段写一个人鼻子流血,他在一个鼻孔里塞上纸,然后抽烟。莫言问我,你写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没写他的烟从一个鼻孔里冒出来?当时我想了半天,确实如此,我忽略一个细节,当一个人的鼻孔里塞着草纸的时候,烟只能从另外一个鼻孔冒出来。

我在读莫言这些短篇小说的时候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在细节方面的功夫,不管是《故乡人事》还是《左镰》还是《天下太平》《等待摩西》,有大量涉及细节的部分,他在写《天下太平》的时候,我看到一老一少父子俩捕鱼时,突然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人,不光是我们生产队,我们整个村庄里面,所有鱼都他一个人捕,甚至邻村有时候办什么大事也会请我父亲去捕鱼。我很小的时候跟着他,那个时候捕鱼如果捕到鲫鱼和野鱼可以拿回家,白鲢要给别人,鲫鱼是别人不要的,所以我在莫言小说里面读到大概两到三段详细描写整个渔网怎么撒向水面,在水里怎么托,为什么要托,渔网四周有铅砣,这个过程写得特别准确,我不知道莫言有没有干过那个活儿,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每个小的节点都特别出色,这让我觉得非常佩服,这些地方都是见功力的。

莫言的近作当中有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他是在试图做一个“整合”,他有乡村记忆,有童年视角的乡村的蒙蒙眬眬又带有强烈民间传说色彩的记忆,当然也有他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在乡村生活的记忆,这个记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城市化进程之后,很多新的要素进入,比如手机,比如网红这样的概念,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怎么来描述乡村?这一点特别了不起,他有一个非常宏阔的视野,莫言现在完全有资格,在某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去生根,去写一些想写的某些东西,但是莫言没有这么做,他在整合历史记忆的过程里,做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东西同样体现在他的剧作中,让我觉得最震撼的是他的《锦衣》这个剧本。莫言没有说为哪个剧种来写,我觉得恐怕不是为京剧写的,虽然前面有京胡,但是前面出现了合唱队,京戏里面没有合唱。我也是老戏迷,从“文革”的样板戏之后,基本新编类似题材的剧我都看不下去,因为对于整个戏曲的书写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语言方式,很难有一个新编剧让我觉得非常信服。但是莫言《锦衣》这个作品,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里面人物的旁白也好,对白也好,唱词也好,设计很精彩,语言非常通俗化,非常简洁,还押韵,像打油诗一样。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的戏曲对中国章回体的影响极大,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人物的对白、独白、人物的话语来塑造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这个是中国章回体小说和中国民间戏曲里面相通的部分,在莫言的作品里面这一点反映得特别突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微妙的变化,当然他用的这些方法恰到好处,当年王元化先生归纳中国戏曲的三大特点,所谓的程式化、象征性、写意性,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夸张。

可以跟莫言商榷的一些意见是,这个戏里面既然用了合唱队,说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京剧,京剧要么自报家门,要么也是通过人物的唱腔交代自己的身份、历史事件,一般都是这种方式。但是越剧里面保留了合唱队,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来几句唱是“上虞县祝家庄有一个祝英台”,它是来帮助交代人物,要不然一开始祝英台站在窗口看到南来北往的人都往杭州跑,观众看不懂。越剧《红楼梦》刚开头说,“乳燕离却旧时窠,幼女投奔外祖母,记住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上来就把一个事件从哪里开始讲告诉观众,这是越剧里面的处理。当然越剧里面还有更多合唱的部分出现在剧中,有很多不好交代的人物复杂心理,合唱队配合。但是莫言合唱的部分仅仅出现在开头和结尾,我很希望他将来写戏的时候充分运用合唱的形式。尼采评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希腊戏剧里面的合唱队特别重要,有时候是上帝在说话,有时候是作为一个作者没有办法来描述的部分,全部由合唱队取代,合唱队表达人在描述一个事件当中最深邃的部分。所以我看到莫言作品里面出现合唱特别高兴,我不知道山东戏曲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

第二个想法是,传统戏曲里面大段的抒情性片段,无非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可能是感怀,比如,“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日月轮流催晓箭,看青山绿水在面前。”这是传统叙事,勾画感怀的部分。当然还有写景,写景的部分现代戏曲完全采取这样一种形式,比如汪曾褀先生说京剧是很俗的东西,你看它前三句意境非常壮阔,风景非常美,到第四句就不对了,第五句就开始进行叙事。所以我读莫言的作品,比如人物心理的很多部分,包括对周边环境的部分,完全可以通过唱词部分来再做一些设计,使得整个剧作更丰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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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180522《北京青年报》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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