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还是那个鲍鹏山

鲍鹏山还是那个鲍鹏山

青鹿deer

逐章逐句读《论语》,谈何容易。好几个礼拜过去了,我还在绕着孔庙的城墙打圈圈,做着起跑前的热身运动。昨日读完鲍鹏山的《孔子归来》,欣喜地发现:鲍鹏山还是多年以前那个我喜欢的鲍鹏山。他的思想文字与刘再复先生有相似处,多带有自省、自觉的私人经验的痕迹,你可以从他们的文字里读出对昨日自我的无情批判和悔悟,以及进入一层新境界的狂喜与自得。然而,一个感性的生命,会因始终无法把控好情感力度,而使其思想走偏。他俩最难能可贵之处,便是意识到此种感性特质的危害,常以中庸之道来矫正。但中庸之道在他们口中听来,就好像是穷人偶然吃了顿鱼翅燕窝,见人便诉说不停,穷尽鱼翅燕窝的色香味形,还作了形而上的发挥。不似一些生来便是富人的理性主义者,比如李泽厚,说起鱼翅燕窝也不过是寻常的一顿饭,谈的也都是吃饭哲学,很少有形而上的高蹈。

我崇拜冷静理性的头脑,也更喜爱感性真诚的表达。他们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可以让读者从中照见自己。正如老子所说: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镜子。一本真诚的书,也是一把打开读者心灵之门的钥匙,能让读者坦然面对自己身体里的不善,给予他们关爱的温情和向上的动力。鲍鹏山的书就带着如此人性的温度。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午,我捧着一碗面,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观看《百家讲坛——鲍鹏山说水浒》。他的一句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原话已记不清,大意为:为求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报偿而努力,他人若不认可,你的努力就白费,为自己的兴趣和人格的成长而努力,即使得不到一分报偿,也没什么损失。那时候,我恰好经历人生的低谷,内心有万般的委屈,这句话顿如醍醐灌顶,让我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争取人群中的名份、他人眼中的表现而努力,但实际上我们除了能决定自身的努力外,根本不能决定努力可能带来的成果收益,如果始终将身外之物作为人生的奋斗方向,而又不能改变自己,迎逢社会,那有可能终生郁郁不得志。于是我放弃了仕途的追求,在工作上屌儿锒铛,做出一副我不想获得也绝不多付出的消极抵抗态度。现在想来,当初的做法看似潇洒出世,实为弱者的自卫。遭受一点外部伤害,就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错过了青春的绽放。人是完整的整体,人生的态度会贯通全体,无有内外之别。我们总以为对外消极对抗,是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过积极精彩的内在生活,殊不知这内在也会因此传染上外在对抗的情绪,而变得不那么沉静、专注。如果一个人总是依据外界对他的态度而做出不同的反应,他就是一个灵魂受绑的不自由的人。人要对人生抱着永恒的信念和一贯的行动,这信念和行动不会因一时的际遇所动摇所改变,任何的患得患失的心理都会破坏人生的完整性,造成人格分裂。但这永恒一贯的信念和行动并非天生具备的,需得到人世历练一番后方能清晰起来,牢固扎根。

我在十多年后,读鲍鹏山的书,读到了许多辩证的理性的忠告。不能说当年鲍鹏山误导了我,也许鲍鹏山的思想一直如此,是我十多年前误读了他。也或者这十多年来,他也在文字中不断地修正和成长,而这种同步的成长,让他在我眼中看来,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恰恰好对我起到点拨的作用。

比如鲍鹏山在《孔子归来》一书中写到老子对孔子教诲的章节。孔子在三十岁时曾去周朝问道于老子。对于一个三十而立,雄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得到老子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高人指点非常重要。老子让他认识到了道的另一面。老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一个人很聪明、明察秋毫,会比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喜欢议论人。一个知识广博、能言善辩的人,可能时时处于危险中,因为他喜欢揭人隐私。人能看到道的另一面,并视其为常道,才是真正接近于道的本质。我们从小所受的都是价值观的正面教育,我们也一直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因而当我们积极努力的行动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时,就会觉得这世道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而老子告诉我们:正面之中本身就隐含着负面的危机,这世上不按原则出牌的事,实际是道负面作用的结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以此种双向辩证的思维来看问题,就不会动辄怀疑人生,也不会对人生丧失信心。老子告诫孔子四句话: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聪明要用愚来守;功劳要用让来守;勇敢要用怯来守;富有要用谦来守。我们说下棋的高手,落一子能掌控后面好几步。而老子的眼光也能看到事物运动变化的多种可能性,采取一种有攻有守,有进有退的弹性哲学。

鲍鹏山还在书中谈到“极端就是恶”。《论语.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必”就是极端。人生“必”多了,心灵的自由就少了,社会“必”多了,人民的自由就少了。读到这儿,我突然发现,自己说话行文中常有“必”字。极端就是边界、悬崖,无法立人处。人往极端跑,多为寻求快感,逞一时之强,唯辩论才会各执一端。但辩论除练嘴皮子外,实不是探求真理的方法。将来若行文中出现“必”,就等于亮起“极端”的警示灯,即时反省。

鲍鹏山的孔子传与黎东方相比较,文学色彩更浓。他所述的史实基本与黎东方所述相符,他又加以文学的联想,使故事更为栩栩如生。他笔下的孔子也是有血有肉有鲍鹏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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