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
——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1964年9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当时没有大学生自找单位、自选职业一说，都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我被安排到正在筹建中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
重回学校，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到学校报到后不久，接到通知准备去河南许昌参加“四清运动”，到农村“阶级斗争”第一线接受“锻炼和考验”。此后，运动一个接一个，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告别了“干校”里炊事班“司务长”买菜、养鸡、杀猪、煮饭、算账的生活，回到教学岗位重执教鞭。那时我已35岁，最宝贵的这段青春时光就这样流逝了。
1978年以后，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1979年，被中断了15年之久的高校职称评定工作重新启动，已经38岁的我得到了讲师的头衔。但不久职称评定工作又中止数年，直到1985年才重新开展。当时教育部提出要打破“论资排辈”，选拔一批中年教师直接升教授，以改变当时高校教授年龄过大、青黄不接的局面。
按当时的规定，破格晋升的标准，一是教学工作成绩突出，二是要有两本独立完成或主编的著作，并获得省部级奖项。当时学校的教授有名额限制，但破格晋升不占学校指标，由北京市掌握。但是还有一项规定：申请破格晋升而未被批准的不得改评副教授。开始我对此事虽然心动但有顾虑，掂量评副教授没有问题，但破格升教授没把握。倒是院领导和人事处、教务处很热心，认为我符合破格晋升的条件，鼓励我大胆试一试。
23岁大学毕业之后，我整整15年没有搞教学与研究。从“干校”回京之后，我有一种把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的冲动，科研、教学两手抓，勤跑书店、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当时没有电脑，只得边看边写笔记、做卡片，一个字一个字抄，一张一张卡片录，再分类归档，最后攒了十几个卡片箱。
从1979年《光明日报》发表处女作《恩格斯论造就无产阶级科技队伍》后，从此笔耕不已。到1986年共在《红旗》、《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撰写和翻译出版6本书，主编3本高校通用政治理论课教材，其中有两本获得省、部级奖项。同时频繁参加社会学术活动，担任北京市高校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共运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编委，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参加了中央党校、中央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多项课题研究。在校内担任国际政治经济教研组长、政治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兼任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会会长。
经过层层审核，破格晋升教授
经过学院和北京市的层层审核，我终于通过了北京市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审，于1987年7月拿到了由国家旅游局签发的教授资格证书（当时北二外属国家旅游局主管）。我这个年近半百的人成了二外“最年轻”的教授，也成了当年北京市破格晋升的四名“青年教授”之一，之后又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如今，二三十岁的青年教授习以为常，可见社会进步的步伐在加快。
我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际遇的一朵浪花。如果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没有在教师职称评定上破除“论资排辈”、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革新，没有开明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自己有一点学术积累也不可能有这个幸运。
改革开放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遇。当然除了这个大背景，还与当时学校负责人的魄力、同事们的支持，我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老师的力荐分不开，因为申报破格晋升要有同行著名专家的推荐。
天时、地利、人和的耦合把这个历史的机会赏赐给了我。现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思考不息、写作不止，以我的学识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以不负改革开放赋予的思想自由的时代机缘。
□王兴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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