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確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和自主性
從歷史上看，中國自晚清開始的現代化進程本身，不過是全球化的一個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其結果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在這一“世界歷史”背景下，中華民族一開始是被動地捲入全球化浪潮之中的。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折射著這種受動性。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華文化從總體上來說處於守勢，其主體性難以彰顯。今天，我們實行對外開放，真正實現了由被動角色向主動角色的歷史性轉變。若要同其他文化之間進行平等對話，就需要我們提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在全球化時代，文化面臨著同質化的危險，這將直接妨礙文化多樣性的維繫。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拓展和深入，民族的狹隘性被逐漸打破。物質生產是這樣，精神生產同樣如此。現代新儒家當年所焦慮的究竟是什麼？實際上，他們的焦慮無疑是一種文化的焦慮。他們所焦慮的乃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面臨著西方文化的同化。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就將喪失最基本的前提。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現代化”不應該被等同於“西方化”。探索並走出一條非西方化的現代化之路，無疑是非西方國家無法迴避的歷史任務。我們的現代化歸根到底是中國的現代化，只有從中華文化根基上生長出來的，才是真實的、有生命的，才是中華文化主體性和自主性的表現。民族之為民族，最終是由特定的文化及其傳統塑造並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和自主性的確立，只有通過對於自己所從屬的文化及其傳統的自覺體認和弘揚才能夠得以實現。所以，強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不會妨礙文化的開放，反而恰恰是確立文化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必然之舉。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對現代化固有侷限的預警和免疫
現代化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特別是對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東方大國而言，現代化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環節。但現代化也內在地包含著矛盾，它既促成了歷史的巨大進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帶來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理念；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的緊張乃至衝突，“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就是一個典型的歷史表徵。作為現代化最深刻的世俗基礎，商品經濟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從而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存在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內在本性，為利己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意識形態提供溫床，西方啟蒙辯證法的歷史表徵就充分說明了現代化的內在悖論。從“人的發現”到“人的喪失”，都是源於同一個事實，這就是啟蒙現代性。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並不是非辯證的、純線性的、簡單化的進步觀，而是在邏輯脈絡上呈現為通過否定之否定達成的螺旋式上升的開放的“圓”。毋寧說，它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礎上向出發點的復歸，這才是辯證否定的基本邏輯軌跡和內在要求。馬克思曾經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以隱喻的方式指出：“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道：“不應該特別害怕‘古代’一詞。”所謂“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就意味著否定之否定所達成的向出發點的復歸。
這昭示我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決不能遺忘出發點的要求。惟有如此，才可能先行地獲得對於現代性弊病的足夠免疫力。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恰恰能夠為我們實現現代化提供某種預警作用和深刻啟迪，從而對於現代性發揮其補偏救弊的重要功能。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保持文化民族性與時代性之間的必要張力
近代以降，西方進化論的觀念開始傳入中國並大盛，一時間成為一切變革方案的合法性來源。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被移植並應用於社會領域，嚴復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作“天演論”，刻意突出了進化邏輯，而有意無意地淡化以至遺忘了倫理原則，剩下的僅僅是赤裸裸的進化論模式了。在進化論的框架中，文化的時代性得以過分地張揚，而文化的民族性則走向隱遁。
其實自晚清以來，特別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文化演進所呈顯的實際歷史軌跡既非“全盤西化”，也非“全部保留國粹”，而是中西融會貫通的模式。完全囿於時代性而拒斥民族性，必然會陷入文化上自我迷失的誤區；反之，完全固守民族性而反對時代性，則難免走向復古守舊的歧途。對於中華文化的健康發展來說，這兩種模式不僅在理論上是片面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當年毛澤東同志曾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國革命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化，這種“互化”正是在文化民族性和時代性之間保持均衡的成功範例。馬克思主義無疑代表著文化的時代性訴求，而中國化則意味著本土化訴求，它為文化的民族性所決定和建構。在文化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就體現著文化時代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統一。從文化層面說，普遍性對應於時代性，它意味著不同文化之間的可通約性；特殊性則對應於民族性，它意味著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可通約性。
為了在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我們今天需要格外標舉民族性維度。因為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激進的反傳統主義提出“打倒孔家店”，把中國的落後完全歸咎於傳統文化的失效。在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之間出現傾斜和失衡的情形下，我們有必要凸顯被遮蔽和被忽視的方面，使之歸於均衡。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內在需要
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究竟來自何處？除了受制於文化“硬實力”的不斷增強之外，文化自信還取決於本土文化傳統在當代價值的日益自覺和不斷彰顯。離開了固有的文化傳統，縱然有再多的物質財富積累，也談不上真正的文化自信。說到底，文化自信取決於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
中國擁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夠使自身文化延續至今的國度。這種悠久歷史本身就能夠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適應能力、包容能力和同化能力。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而綿延不絕，能夠在不斷損益中保持中華文化的特質、根性和道統，這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蹟。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之建立，無疑需要多方面條件的配合，需要文化“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支撐；但弘揚本民族文化及其優秀傳統，以彰顯其時代價值和積極意義，無疑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一個民族只有擁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擁有開放的眼界、寬容的胸懷和學習的勇氣，去接納一切外來文化中有價值的成分，並能夠同一切外來文化進行平等對話和建設性互動。
（作者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2015YZD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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