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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期的商丘社會
1921年的12月初，商丘最早的中共黨組織——中共商丘車站黨組織成立。在開始講這段歷史之前，我有必要先給大家介紹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統治，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商丘人民仍在遭受壓迫和剝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商丘一直處於北洋軍閥的嚴密控制之下。特別是1918年反動軍閥趙倜命其嫡系毅軍主要首領寶德全主政商丘開始，商丘更成為北洋軍閥一個反動統治據點。
這些軍閥作為封建階級的代理人，扼殺民主，鎮壓革命，搜刮民膏，禍害百姓。清政府時期的知縣此時雖改稱知事,但換湯不換藥。例如縣知事出門依然坐著藍呢大轎，前打紅傘，後跟衛隊。1918年1月22日開封《新中州報》就對於睢縣知事沿襲前清陋習，任用門丁，並縱容其勒索百姓錢財的行為進行了揭露。
軍閥為擴充實力，在商丘頻繁招兵買馬。僅據天津《大公報》1918年6月下旬記載，不足10天商丘招兵事件就達3起。商丘人民在這樣連年不斷的招兵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軍閥不僅拉夫抓丁，其部隊還擾民害民。《虞城縣誌》載：1920年5月，馬牧集毅軍哨所士兵索餉譁變，搶掠店鋪，槍殺平民，後散而為匪。《商丘縣誌》載：寶德全兼任師長的暫編陸軍第二師留守之五營，1922年5月17日在商丘譁變，城內商店橫遭搶劫，無一倖免……
軍政府為維持反動統治，徵收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據有關資料記載，當時商丘除按人口、土地計算的賦稅外，還有捐稅（費）不下40種。與此同時，地主豪紳，帝國主義列強也與封建軍閥政府相互勾結，對商丘人民進行盤剝。
商丘人民生活的困苦，從當時的一些新聞報道中可以略知一二。1921年1月22日上海《民國日報》以《飢寒交迫的豫東人民》為題報道：“今冬此間大冷，交通簡直斷絕……天降大雪，寒甚。夏邑等處，均無煤可得。貧民取溫之法，只有將玉蜀黍及蘆粟等之殼於室中燒之，掩閉窗戶人即坐於煙霧中……此等處並不在災荒區域中，然人民患飢者甚多，以致盜賊亦蜂起。據吾之遇者雲：數日前有一旅行車被劫，行劫之盜被獲而槍斃。盜呼曰：‘餓極啦。’可見為飢所迫，誠可憐矣。”
中共車站黨組織建立
苦難的生活，令商丘人民積蓄著反抗的力量。1921年11月20日至26日，隴海鐵路工人在中共黨組織和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領導下，勝利舉行了大罷工。商丘車站工人積極參加了罷工。這標誌著商丘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
商丘車站是隴海鐵路上的一個大站，是全路機務工人七大集中地之一。車站領導權長期被法國人所掌握，工人飽受欺壓。為了捍衛工人自身的權利，車站工人自發地結成幫會團體。因商丘以東到徐州各站工人多是安徽人，所以稱為安徽幫。後來在洛陽、開封等站工人的串聯影響下，成立了具有初級工會性質的秘密工人組織——老君會。機務車間工人程聖賢為商丘車站老君會負責人，也是車站安徽幫的頭領。
程聖賢是安徽桐城人。他在老君會中經常組織工人秘密集會，並帶領工人秘密傳閱中共黨組織創辦的馬克思主義刊物《工人週刊》和《勞動週刊》，啟發鐵路工人的階級覺悟。1921年11月8日“徐州八號門事件”發生後，程聖賢等與前來聯絡的徐州機務修理廠工人代表刁君等商議對策，積極準備罷工。11月17日，洛陽站西廠事件發生，商丘站工人又接到洛陽工人胡長青、周世發等代表請求支援，於20日實行全路同盟罷工的通知。
為支援徐州、洛陽兩站工友的鬥爭，商丘車站工人公推程聖賢為領導罷工的負責人，並選派工人王連陛前往洛陽參加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決定11月20日參加全路大罷工。
11月20日午後，隴海鐵路各站火車汽笛轟鳴，全路罷工開始。商丘車站機務車間和其他車間的工人召開罷工誓師大會，程聖賢宣讀了罷工宣言書，表示不達罷工目的，決不復工。11月26日，為時7天的隴海鐵路大罷工以路局被迫全部答覆工人的復工條件而勝利結束。當晚20時左右，王連陛將罷工勝利的消息傳達到商丘，工人們奔走相告，歡聲雷動。11月27日早晨，商丘車站工人在程聖賢等人的組織下召開了慶祝大會。會上，工人們群情激昂，齊呼“工人萬歲！”商丘工人階級初次罷工，即取得勝利。
隴海鐵路罷工勝利後，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羅章龍受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委派，來隴海鐵路檢查指導基層工運工作。羅章龍在商丘黨史中有著特殊地位。他是湖南瀏陽人，1918年4月與毛澤東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1919年投身五四運動，開始深入研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1920年年初，他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又在李大釗指導下參加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組織，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1年12月初的一天，在遊天洋、王符聖等4人陪同下，羅章龍巡視商丘、徐州等車站。抵達商丘車站的當晚，商丘車站便召開全體工人大會。會上，大家依照洛陽工會規章建立了隴海鐵路歸德工會。工會委員會由5人組成，程聖賢任會長。這次會議還產生了各部門的基層工會組織。商丘從此有了第一個工人自己的組織。
在商丘車站巡視的兩天中，羅章龍介紹程聖賢、王連陛、姚鼎三等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商丘車站黨組織，由程聖賢任負責人。這裡有個事情需要解釋一下，之所以稱為黨組織，是因為當事人無法準確回憶當時成立時是稱黨支部，還是稱黨小組，所以羅章龍認為稱為“黨組織”是合適的。
商丘車站黨組織的建立是商丘社會開天闢地的大事件，有著重大意義。可以說，從這裡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在商丘活動歷史的新起點。
商丘工人運動蓬勃發展
商丘車站黨組織建立後，通過工會迅速團結了廣大工人，並在隴海鐵路總工會的領導下進行不同形式的維護工人權益的鬥爭。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商丘車站工會選派兩名代表參加，並隨即開展了聲援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鬥爭。
在隴海鐵路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影響下，商丘各縣的工人也起來進行爭生存求解放的鬥爭。尤其商丘縣城菸廠工人的罷工鬥爭顯示了商丘地區工人運動的新發展。
在20世紀初，商丘是菸葉產地，捲菸業比較發達，當時商丘縣城建有10餘家菸廠。菸廠一般有工人20人左右，大廠有百餘人。菸廠老闆為了儘可能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利用多種手段拖延或剋扣工人的工資，使工人的生活難以為繼。為了反對菸廠老闆的剝削，城內各菸廠工人進行秘密串聯，選出代表召開秘密會議，討論開展以提高工資為目的的罷工鬥爭。
1923年2月19日，商丘縣城各菸廠工人250多人一齊行動，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廠方對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形成僵局。工人們提出廠方不答覆條件決不上工。廠方為了破壞罷工，採取解僱本廠罷工工人，僱傭新工人的辦法相對抗。
為加強各菸廠罷工鬥爭的統一領導，使罷工鬥爭堅持下去，各廠推選代表，成立了以張如海為會長、張之軒為副會長的菸廠工會，以及工人之間互相救濟的組織——互助會，把罷工鬥爭納入到有組織、有領導的軌道。
工會號召工人齊心協力，在廠方答覆條件之前決不復工。工會還採取措施，阻止廠方僱新工人。為了對廠方施加壓力，工會組織罷工工人集體去飯店吃飯，並在談判中加上新條件：罷工期間一切費用由廠方償還。經過半個多月的頑強鬥爭，廠方不得不完全答覆工人的要求，提高工人工資，變月活為年活。
這次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商丘工人運動的發展史上也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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