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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的商丘社会
1921年的12月初，商丘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商丘车站党组织成立。在开始讲这段历史之前，我有必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商丘人民仍在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丘一直处于北洋军阀的严密控制之下。特别是1918年反动军阀赵倜命其嫡系毅军主要首领宝德全主政商丘开始，商丘更成为北洋军阀一个反动统治据点。
这些军阀作为封建阶级的代理人，扼杀民主，镇压革命，搜刮民膏，祸害百姓。清政府时期的知县此时虽改称知事,但换汤不换药。例如县知事出门依然坐着蓝呢大轿，前打红伞，后跟卫队。1918年1月22日开封《新中州报》就对于睢县知事沿袭前清陋习，任用门丁，并纵容其勒索百姓钱财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军阀为扩充实力，在商丘频繁招兵买马。仅据天津《大公报》1918年6月下旬记载，不足10天商丘招兵事件就达3起。商丘人民在这样连年不断的招兵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军阀不仅拉夫抓丁，其部队还扰民害民。《虞城县志》载：1920年5月，马牧集毅军哨所士兵索饷哗变，抢掠店铺，枪杀平民，后散而为匪。《商丘县志》载：宝德全兼任师长的暂编陆军第二师留守之五营，1922年5月17日在商丘哗变，城内商店横遭抢劫，无一幸免……
军政府为维持反动统治，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商丘除按人口、土地计算的赋税外，还有捐税（费）不下40种。与此同时，地主豪绅，帝国主义列强也与封建军阀政府相互勾结，对商丘人民进行盘剥。
商丘人民生活的困苦，从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可以略知一二。1921年1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以《饥寒交迫的豫东人民》为题报道：“今冬此间大冷，交通简直断绝……天降大雪，寒甚。夏邑等处，均无煤可得。贫民取温之法，只有将玉蜀黍及芦粟等之壳于室中烧之，掩闭窗户人即坐于烟雾中……此等处并不在灾荒区域中，然人民患饥者甚多，以致盗贼亦蜂起。据吾之遇者云：数日前有一旅行车被劫，行劫之盗被获而枪毙。盗呼曰：‘饿极啦。’可见为饥所迫，诚可怜矣。”
中共车站党组织建立
苦难的生活，令商丘人民积蓄着反抗的力量。1921年11月20日至26日，陇海铁路工人在中共党组织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胜利举行了大罢工。商丘车站工人积极参加了罢工。这标志着商丘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商丘车站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大站，是全路机务工人七大集中地之一。车站领导权长期被法国人所掌握，工人饱受欺压。为了捍卫工人自身的权利，车站工人自发地结成帮会团体。因商丘以东到徐州各站工人多是安徽人，所以称为安徽帮。后来在洛阳、开封等站工人的串联影响下，成立了具有初级工会性质的秘密工人组织——老君会。机务车间工人程圣贤为商丘车站老君会负责人，也是车站安徽帮的头领。
程圣贤是安徽桐城人。他在老君会中经常组织工人秘密集会，并带领工人秘密传阅中共党组织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工人周刊》和《劳动周刊》，启发铁路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年11月8日“徐州八号门事件”发生后，程圣贤等与前来联络的徐州机务修理厂工人代表刁君等商议对策，积极准备罢工。11月17日，洛阳站西厂事件发生，商丘站工人又接到洛阳工人胡长青、周世发等代表请求支援，于20日实行全路同盟罢工的通知。
为支援徐州、洛阳两站工友的斗争，商丘车站工人公推程圣贤为领导罢工的负责人，并选派工人王连陛前往洛阳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决定11月20日参加全路大罢工。
11月20日午后，陇海铁路各站火车汽笛轰鸣，全路罢工开始。商丘车站机务车间和其他车间的工人召开罢工誓师大会，程圣贤宣读了罢工宣言书，表示不达罢工目的，决不复工。11月26日，为时7天的陇海铁路大罢工以路局被迫全部答复工人的复工条件而胜利结束。当晚20时左右，王连陛将罢工胜利的消息传达到商丘，工人们奔走相告，欢声雷动。11月27日早晨，商丘车站工人在程圣贤等人的组织下召开了庆祝大会。会上，工人们群情激昂，齐呼“工人万岁！”商丘工人阶级初次罢工，即取得胜利。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受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派，来陇海铁路检查指导基层工运工作。罗章龙在商丘党史中有着特殊地位。他是湖南浏阳人，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深入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1920年年初，他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又在李大钊指导下参加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1年12月初的一天，在游天洋、王符圣等4人陪同下，罗章龙巡视商丘、徐州等车站。抵达商丘车站的当晚，商丘车站便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会上，大家依照洛阳工会规章建立了陇海铁路归德工会。工会委员会由5人组成，程圣贤任会长。这次会议还产生了各部门的基层工会组织。商丘从此有了第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
在商丘车站巡视的两天中，罗章龙介绍程圣贤、王连陛、姚鼎三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商丘车站党组织，由程圣贤任负责人。这里有个事情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称为党组织，是因为当事人无法准确回忆当时成立时是称党支部，还是称党小组，所以罗章龙认为称为“党组织”是合适的。
商丘车站党组织的建立是商丘社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有着重大意义。可以说，从这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商丘活动历史的新起点。
商丘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商丘车站党组织建立后，通过工会迅速团结了广大工人，并在陇海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不同形式的维护工人权益的斗争。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商丘车站工会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并随即开展了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
在陇海铁路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影响下，商丘各县的工人也起来进行争生存求解放的斗争。尤其商丘县城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显示了商丘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在20世纪初，商丘是烟叶产地，卷烟业比较发达，当时商丘县城建有10余家烟厂。烟厂一般有工人20人左右，大厂有百余人。烟厂老板为了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利用多种手段拖延或克扣工人的工资，使工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为了反对烟厂老板的剥削，城内各烟厂工人进行秘密串联，选出代表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开展以提高工资为目的的罢工斗争。
1923年2月19日，商丘县城各烟厂工人250多人一齐行动，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厂方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形成僵局。工人们提出厂方不答复条件决不上工。厂方为了破坏罢工，采取解雇本厂罢工工人，雇佣新工人的办法相对抗。
为加强各烟厂罢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各厂推选代表，成立了以张如海为会长、张之轩为副会长的烟厂工会，以及工人之间互相救济的组织——互助会，把罢工斗争纳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
工会号召工人齐心协力，在厂方答复条件之前决不复工。工会还采取措施，阻止厂方雇新工人。为了对厂方施加压力，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集体去饭店吃饭，并在谈判中加上新条件：罢工期间一切费用由厂方偿还。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斗争，厂方不得不完全答复工人的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变月活为年活。
这次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商丘工人运动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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