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又称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2年12月11日夜，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陕南上元观、私渡河、钟家沟，结束了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的长途跋涉，开始筹划创建新根据地，标志川陕苏区的开端。1935年5月初，为打破“川陕会剿”接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四川江油附近召开高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作出撤出川陕根据地的决定，标志川陕苏区的结束。历时二年六月的川陕苏区，位于川陕交界的米仓山和大巴山区，覆盖四川巴中全境和达州、南充、广元、绵阳部分区域，及陕西汉中和重庆城口部分区域。在其鼎盛时期，东起（重庆）城口，西到嘉陵江东岸，北至陕南镇巴、宁强，南控营山、渠县，纵横四五百里，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
一、革命风暴的酝酿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运动失败。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陕西省委认真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坚持不懈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川陕边的地方党组织逐步恢复，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武装斗争此伏彼起。
川陕边的地方党组织逐渐恢复。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抓紧对党组织的思想、组织和纪律进行整顿，消除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四川，“1928年夏，中共达县县委和中共梁山县委相继成立，宣汉、万源、开江等县建立了党的特支。”1930年9月，中共川北特委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组成中共巴中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在通江和巴中（今巴州区）两县“发展了200多名党员，400多名共青团员，组建了12个党支部和52个团支部”。在陕西，“到1927年9月，仅汉中地区约有共产党员30余人”，“先后在宁强、城固、南郑建立了党的支部，筹建了中共陕西特委。”“（1930年初）再次建立了陕南特委。辖城固、洋县、宁强等县委，并在褒城、凤县、西乡、勉县等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在此基础上，11月在南郑城西南的龙岗寺召开了陕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陕南特别委员会。”恢复后的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改造地方民团和组织农民武装。
川陕边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随着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川陕边“民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各地的工会、商会、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革命团体也相应发展起来。”“开江县在顺庆起义军的帮助下，在回龙、甘荣镇、普安等场建立了七个农会和一个商会，共有会员1400余人，其中商会会员百余人。”“到1927年底达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三千多人，仅蒲家一乡即达1200人”。1931年秋至1932年底，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和陕西的城固、洋县、西乡等地，暴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吃大户”运动和抗捐斗争。
川陕边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四川和陕西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四川，1927年10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省军委会，具体负责组织全川的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随后拟定的《四川军事运动计划》《四川暴动计划》明确提出，做好农运、军运等工作，以保证四川武装斗争的顺利开展。1928年，党中央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李鸣珂、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穆青等同志派回四川工作，直接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开展。四川党组织在1928年到1932年间，先后领导了近40次武装起义。其中，在川陕边影响较大的有万源固军坝起义、遂蓬旷继勋起义、梁达边界农民起义和升保起义。在陕西，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陕西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和九二六会议精神，领导农民暴动和士兵武装起义，1927年至1932年间，共发动武装起义20余次。其中，在川陕边影响较大的有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商南兵变。
川陕边逐步恢复的地方党组织，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此伏彼起的武装斗争，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奠定了厚实的思想群众基础，培植了强大的力量智慧源泉。
二、历史的基本面
川陕苏区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川陕边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成功实践。
苏区的进攻和反“围攻”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川陕苏区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后倪志亮）。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1932年12月中旬，由于鄂豫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川陕边，在陕南西乡县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钟家沟会议，作出“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川陕苏区的武装斗争由此拉开序幕。1932年12月18日，红军占领通江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18日解放江口（今平昌县城），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解放通南巴的战役共歼敌0.4万余人。1933年2月至6月，红军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和“节节抗敌，伺机反攻”的战略方针，成功粉碎以四川军阀田颂尧为首向苏区发动的“三路围攻”，歼敌2.5万余人。1933年8月至10月红军发起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歼敌1万余人，迎来苏区鼎盛时期。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红军成功粉碎以四川军阀刘湘为首向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1935年1月至2月，为吸引嘉陵江沿岸敌人向北，红军发动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歼敌约0.6万人。1935年3月至4月，红军成功强渡嘉陵江，歼敌1万余人。两年多的川陕苏区武装斗争，红军和苏区人民共歼敌16万余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武装斗争的胜利。”“正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才使得这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区域。”
伴随着武装斗争的重大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红军主力进入川陕边时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三师，共4个师1.4万人。1933年7月按照木门军事会议的决定进行扩编扩军后，红军辖第四军（以原第十师为基础）、第九军（以原第十二师为基础）、第三十军（以原第十一师为基础）和第三十一军（以原第七十三师为基础），共4个军4万余人。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经过三次进攻战役后的扩编扩军，1933年12月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人。除有编号的部队外，红军建有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等，直属红军总部领导。“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一团”建于1934年3月，近1000人，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建于1934年冬，约1000人，政委兼主任曾广澜。妇女独立团是党的建军史上第一支团级以上的正规武装。
苏区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基础。”“改土分田是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根本所在。”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涵盖宣传发动、分田确权、清查纠错等内容。颁布土地法令是首要前提。苏区以小册子、报纸、石刻、会议等为载体，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怎样分配土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编印）、《平分土地须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编印）、《平分土地办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编印）和《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编印）等土改政策法令，指导和推进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分配土地是关键环节。第一步打土豪运动，打垮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扫清分田工作的障碍。第二步审定阶级成分，大致划出雇农、贫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富农和地主五种成分。第三步清田亩和划等级，由各村土地委员会组织调查全村的土地总数、土地等级和人口总数等，登记造册，作为分配土地的依据。第四步分田地，抽出红军公田后，余下土地根据全村人口、劳力强弱、土地等级和山林池塘、竹园等总体计算，搭配均匀，混合分配。第五步发放“土地使用证”或“田凭”。查田查阶级运动是重要保障。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土地革命逐渐转入查田查阶级运动阶段。一查地主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二查富农是否仅仅留下坏田；三查贫雇农、红属是否分得好田；四查红军公田耕种得如何；五查下级苏维埃委员的成分和工作情绪，配合“改造苏维埃”的工作。
土地革命使生产资料为少数人占有变为大多数人占有。苏区时的赤江、赤北和红江三县，南江和长赤两县，长胜和仪陇两县等地，“共没收地主、富农和庙产、学田等土地53.8万亩，分配给了贫雇中农514790人”。“陕南镇巴县苏维埃的16个乡苏维埃，共没收了167户地主豪绅的18600多亩土地，分给了1589户贫苦农民耕种。”土地革命摧毁了川陕边农村封建势力，打垮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使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
苏区在政治架构层面加强党政群团组织和地方武装建设。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是核心。先后召开四次中共川陕省党员代表大会和三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苏区内部分为省、道、县（特别市、特别区）、区（街道）、乡、村六级，建有相应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首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首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1932年12月至1935年5月，苏区建有46县4特别市2特别区。在其鼎盛时期，辖赤北、赤江、红江、南江、长赤、清江、江口、恩阳、陕南、嘉陵、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营山、阆南、渠县、红胜、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23县和巴中1特别市及洪口、苦草坝2特别区。群团组织是外围。群团组织包括工会（雇工会）贫农团、少共（共产主义青年团）、儿童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苏区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有自己可以参加的组织，通过组织参加革命活动。地方武装是力量。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独立连、游击队、战斗连、赤卫军、袭击队、团少先模范连等，担负保卫赤区、维持治安、侦察敌情、剿匪反霸、扩大红军、配合作战等任务。脱产地方武装共约2.8万人。独立师有少年先锋独立师1400余人、工人独立师600余人、川陕省独立师2000余人、川陕省补充师4000余人等。地方武装由省和县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战时接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1933年8月起在省和县苏维埃政府内分别成立川陕省军区指挥部和县军区指挥部，作为地方武装的领导机构。1934年夏成立川陕省游击总指挥部，下分东西南北四路，指挥各县地方武装。
川陕苏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三、革命斗争的延续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时，留下一支革命队伍坚持战斗在川陕边。从1935年2月组建到1940年5月最终失败，坚持战斗长达五年之久，建立了以南江县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称为巴山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扩大革命影响，深得川陕边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多次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先期主要领导人刘子才，后期主要领导人赵明恩。组建之初，300余名红军战士，300多条枪。极盛时期，部队发展到500多人，游击根据地“以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为中心，纵横约百里”，游击队活动区域“北达汉中南部、南至南江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纵横约300里”。
巴山游击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从其所处历史阶段和斗争基本性质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组成部分。“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刘子才、赵明恩等先后英勇牺牲，“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四、执政的合法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是党执政历程发展的起点，是党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川陕苏区是党在川陕边的局部执政，始终践行党的执政为民理念。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四川和陕西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火不息的局面”，1912年到1932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军阀把工农出生的士兵的当炮灰，把农民的田地当战场，将农民的财产当军需，“每次战火，烧毁民房、街房无计”。官吏、军阀对农民课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全川人民需交纳的捐税据计达70多种”。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农民土地，“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而占人口9%至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至80%的土地。”由于军阀、地主、买办、官僚、流氓、党棍、特务、土匪头目联成一体的反动机构，剥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和基本权利，加之大工业一无所有，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鸦片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瘟疫对人民身体的侵害等，在红军到来前，川陕边变成民不聊生、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茅草棚棚篱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就是广大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对凡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施以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南江上两乡被杀害983人，杀绝43户。通江县被杀害924人，吊打113人，霸产27户，烧房485间，夺妻55人。”“通江县游击队员李崇金家的2头牛、3头猪，全部被地主豪绅抢走，还罚大洋60元，又勒令扯良民证，再度勒索大洋1.6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反攻倒算，加上1936年至1937年天大旱，川陕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吃无穿的社会悲惨境况随处可见。南江县“民食短缺，已达极点，故每日饿死约400余人”，“惨悼之象不堪目睹”。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时期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苏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1933年12月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地方党员发展到3万余人。“党员的基本情况，以（南江县）正直区的118名党员为例：其中文盲占56%，初识字占4%，小学占40%；雇农、贫农成分占97%，中农和其他成分仅占3%；30%的党员担任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都有公民权，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员、僧道流氓和一切剥削阶级、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公民权”。“长赤县下两区1933年5月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180名代表中，铁器木具工人28名，贫苦农民128名，地方武装和红军士兵15名，所有代表中有妇女代表9名。”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通南巴1933年和1934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1932年增加一倍多，一般达到亩产300-400斤，个别地方达到500斤”，粮食的丰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马鞍山，马鞍山，人在云中穿，人也笑来马也欢”，表达了苏区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时的喜乐心情。
从川陕苏区及其前后川陕边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可见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无怪乎革命是被统治阶级的盛宴，是统治阶级的丧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执政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这是川陕苏区时期党在川陕边局部执政，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所在。
五、历史作用与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往往与“山”紧密相连。井冈山、大别山、祁连山、大巴山、宝塔山等，他们都是浴血革命斗争的代名词。“井冈山和大巴山是令国民党蒋介石发抖的两座大山。”大巴山象征着独特的血与火的革命历史意蕴。
川陕苏区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中国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强渡嘉陵江战役分散了四川军阀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压力。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军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曾在川陕苏区战斗过的徐向前、李先念、秦基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巴中籍（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县和巴州、恩阳两区）的共和国开国将军有吴瑞林、傅崇碧、何正文等27名。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川陕边政治文明的进步，促进了川陕边人民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川陕边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发展。苏区的识字运动和戒烟运动促进了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身体素质的增强。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川陕边生产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1933年8月起，省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历时3个月，疏通了巴中县城到江口，再到通江苦草坝的300里河床。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为解放战争时期川陕边的胜利解放产生了积极作用。苏区留在川陕边的革命战士，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为最后解放川陕边贡献了力量。
川陕苏区的斗争形成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在两年多的苏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川陕边32万余人参加红军、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和群团组织，260万余人参加运输等支前工作，14万余人为苏区创建发展献出宝贵生命。巴中（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县和巴州、恩阳两区）在苏区时期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地方党政群团组织和地方武装约12万人，参加支前工作约150万人，牺牲4万余人。苏区人民支援粮食5亿多斤，其中巴中（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县和巴州、恩阳两区）支援粮食1.5亿斤。“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方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苏区军民以“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和四川各路军阀。在接到中央政治局及军委“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吸引川敌主力于自己方向，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的电令后，红四方面军毅然挥师西进，强渡嘉陵江，挺进北川河谷，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懋功。苏区精神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川陕苏区的斗争为苏区精神作了生动注脚。“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是具有川陕边特色的苏区精神表述。
大巴山，“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长眠着许多革命先烈，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这块土地。这是一个革命的摇篮，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从这里走出来，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这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用英勇斗争的历史为中国革命竖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川陕苏区是共和国的基石之一，共和国也从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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