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个后世史书都鲜见的传——《游侠列传 》，这是史记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分。由此，中国衍生出了无数关于任侠的文学。从《白马篇》到《侠客行》，再到后世的武侠小说，虽然后世的侠脱离了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侠，但司马迁对任侠文学是有开辟意义的，他将平民百姓的故事写进了帝王将相的家谱，但史记中的那些侠，又真的是平民百姓吗？
同样是记载西汉前期的“游侠”，《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却认为游侠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于强世者，以四豪为称首。”班固才是站在统治者视角看到了当时侠的实质——平民精英成为统治阶级的过渡阶段。这些大侠们并不是八辈子农民，他们往往是战国时期那些“游士”的后人，而“游士”却又是在 中没落的封建贵族。
归根结底，沦为平民的旧贵族虽然丧失了统治地位和资源，但他们是有贵族精神的平民，他们继承了先辈的贵族教育与社会人脉让他们成为新时代的精英。他们在和平发展的扁平化社会中再次积累优势，用行侠仗义来积累威望，用游走四方来建立社会网络，用人格魅力来积累人才为其所用；这些在民间能够呼风唤雨极具影响力的大侠，成了下一代统治阶级的始祖。
大侠的代表从汉初的朱家、田仲，再到汉武帝时期的郭解，越往后，他们在民间的势力就越强大，能调动起来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对中央的影响也就越大，也越受到统治者的打压，郭解等人都被中央打压处死。但因官僚体制粗放导致的基层社会权力真空与思想真空，是源源不断生产大侠的土壤，只要一个机会，他们便能茁壮成长。终于，机会等来了，武帝时漫长的汉匈战争让打压稍微放松，带来的便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全面失控。
武帝末年户口减半，政府统计的人口减少近两千万人；并不是战争导致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政府将主要精力对外导致内部治理出了问题。国家打仗自然要征税，武帝的横征暴敛让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寻求大侠的庇护，而大侠也借机兼并土地，这时的大侠在基层的统治已经稳固，蜕变成了豪族。他们藏匿人口（导致统计人口减少），私蓄家丁（建立武装力量），从农村包围郡县（向地方行政机构渗入），成为全新的基层统治阶级。
统治者在对外事务的间隙中回首一看，国内局势已沧海桑田，豪族已经无法打压下去了，新的治理方式势在必行，儒家思想被抬上台面。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教”调解了统治者与豪族的关系，独尊儒术的确立，也是统治者寻求与新兴豪族阶层合作的尝试。豪族们认同主体思想并将之带入基层，巩固政府对基层的思想控制，而政府则采用儒家化的豪族做官。与官僚体系结合了的儒家豪族，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统治阶级——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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