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朝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南京城西的羅寺轉灣，有兩個男人相遇了。
其中一個是來自上海松江之畔的讀書人，考中過順天府第一名舉人，正在準備三年後的京城會試。他叫徐光啟，三十九歲。
另一人來自遙遠的意大利，是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他叫利瑪竇，四十九歲。
利瑪竇來到中國已經多年，他從老家帶來了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比如聖母像、世界地圖、三稜鏡、自鳴鐘等，吸引了眾多中國人好奇的目光。
跟利瑪竇結交的中國名士很多，徐光啟只是之一。與眾不同的是，他的興趣不在於那些小玩意兒，而是這個大鬍子老外本人。
徐光啟是個從小熟讀聖賢書的傳統知識分子，但絕不是死讀書的考試蟲。他喜歡鑽研實務，古代流傳下來的農業、曆法、算術等方面的書，他幾乎翻了個遍。而利瑪竇從歐洲帶來的數學、物理、天文、水利等知識，又給他打開了另一扇門。
徐光啟大概沒有想到，這次結交會成為自己命運的轉折點。
三年後，即將參加進士考試的徐光啟，與另外兩個朋友一起接受了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
2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這是無數寒門學子孜孜以求的夢想。
徐光啟也一樣，他出身農家，只有通過科舉取得功名，才能實現家族振興的希望。
他在科舉之路上跌跌撞撞二十幾年，才終於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站到了金鑾殿前。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新科進士徐光啟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相當於內閣後備幹部），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好不容易爬到這個位置，按照一般人的套路，接下來就該結交權貴、積累人脈、經營仕途了。可徐光啟並不care，他只想利用這段不太忙碌的時光，潛心研究自己喜歡的學問。
他想到了利瑪竇。此時這個大鬍子也來到了北京，就住在宣武門附近的天主教堂。
徐光啟經常穿著粗布衣服，步行來到利瑪竇的住處，恭恭敬敬地向他請教各種問題，甚至包括西洋火器的製作方法。
四十多歲的徐光啟，像剛進私塾的小童生一樣充滿好奇心，凡是利瑪竇能教的，他都有濃厚的興趣。
在利瑪竇的書架上，徐光啟發現了一部《幾何原本》，裡面所講的很多內容跟中國傳統數學不一樣：中國傳統數學側重於解決某些具體問題，但缺乏系統嚴謹的理論架構，《幾何原本》正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
徐光啟捧著書就去找利瑪竇商量，想跟他一起將《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拒絕了。
他的真實身份是由教皇任命的中國區傳教主管，傳佈福音、發展信眾才是第一要務。至於淵博的科學知識，主要用來換取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感。
利瑪竇以歐洲“使節”的身份長住北京，受到萬曆接見，還能享受官員的俸祿。他是個聰明人，不想節外生枝。
徐光啟卻沒想那麼多，他反覆糾纏利瑪竇，把對方竇弄得煩不勝煩，最後只得答應。
1606年初，兩人開始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無論嚴寒酷暑，風雨雷電，工作從未間斷。利瑪竇雖然不太情願，一旦投入到翻譯狀態中，態度卻極其認真嚴謹。
一年後，這部世界數學名著的前六卷（即平面幾何部分）終於用簡潔而優美的中文翻譯出來了。此後幾百年間，它成為許多人學習數學的啟蒙讀物。
一個是身為翰林的中國高官，一個是旨在傳教的洋人“使節”。他倆不僅給中國帶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創造了許多中文詞彙，如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圓心、外切、幾何等等，一直沿用至今。
只可惜，當時的情況不允許他們繼續完成《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這也成為徐光啟終身難以釋懷的遺憾。
3
前六卷剛翻譯完，徐光啟的父親病故了。按照儒家禮儀，他必須扶柩回家，開始三年的守喪生活。
守喪期間，徐光啟謝絕一切交往應酬，埋頭致力於學術研究，寫成《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和《勾股義》三部數學著作。
這年夏天，江南連降暴雨，洪水氾濫，農田顆粒無收，饑荒和瘟疫導致大量難民湧入城中。徐光啟所在的上海縣城，也擠滿了沿街乞討的難民。
書齋中的徐光啟坐不住了。本來守喪的官員是不用過問政治的，他卻毅然給萬曆皇帝寫了一道奏疏，呼籲儘快撥款賑災。
奏疏送出後，徐光啟開始苦苦思考一個問題：天災人禍總是難免，有沒有一種生存能力更強的糧食作物，能讓農民們受災時可以填飽肚子？
無論出於儒家的憂國憂民，基督徒的仁慈博愛，還是科學家的務實精神，徐光啟都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
恰好這時，一位商人朋友從福建過來拜訪他，得知此事後，向他推薦了一種福建的高產作物，名叫甘薯（紅薯）。它是從海外傳來的，適合山坡高崗栽種，不怕颱風，也不怕乾旱。
徐光啟聽後很高興，請求客人下次再來時，務必帶一些秧苗，他想在上海試種。
第二年春天，福建朋友如約帶來了種子和秧苗。於是鄰居們便經常看到這樣一幕場景：披麻戴孝的徐光啟赤著腳，揮著鋤頭，在園子裡忙得團團轉。
然而皇天偏負有心人，栽種實驗失敗了。
難道真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麼？
徐光啟不服輸。他想了個辦法，請求福建朋友先把紅薯栽在木桶裡，開春之後連桶帶泥運到上海，他再移植到自家的土地裡。
這次終於成功了。秋天裡，徐光啟挖開泥土，一畝地收穫了數十石紅薯，果真比稻麥的產量高得多。
徐光啟立即以當今翰林的身份，編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冊子《甘薯疏》，詳細介紹紅薯的特點和栽種技術。
《甘薯疏》問世後成了熱銷讀物，這種生長於南方的作物，從此在北方地區推廣開來，還傳到了朝鮮和日本。
北方人民能吃到紅薯，應該感謝徐光啟。
4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冬，徐光啟守喪期滿，回京復職。而利瑪竇已於半年前去世。
利瑪竇知道徐光啟對水利學很感興趣，去世前曾告訴他：若想學西方水利，可以向另一個傳教士熊三拔請教。
熊三拔也像利瑪竇一樣顧慮重重，不願意教徐光啟，在他反覆請求之下才終於同意。
徐光啟把熊三拔所講的知識詳細記錄下來，整理出版了一本《泰西水法》。
利瑪竇的尊稱是“泰西儒士”，徐光啟給新書冠名“泰西”，是對這位良師益友的致敬。
當時朝政大權由魏忠賢領頭的閹黨把持，徐光啟不願奉迎他們，便在1613年春天請了病假，離開北京，到天津找了塊地，搞農業研究去了。
天津屯田，重點是引進水稻，首要問題便是興修水利。《泰西水法》正好派上用場。
濱海地區多為鹽鹼地，蓄水和洩水都是難題。徐光啟採取的方法是先放一遍淡水灌田，通過熱氣蒸發鹽鹼，然後放掉這些水，再換上新水，就能栽種水稻了。
他還建起了一座農莊，請來附近的農戶幫忙，跟他們四六分成，經營得有模有樣。
1616年初夏，徐光啟準備回北京復職，正當他收拾行李的時候，轟動一時的“南京教案”發生了。
南京禮部侍郎沈漼連續三次上疏，要求立即驅逐外國傳教士，理由是他們用西洋曆法擾亂中國綱紀，以及不祭祖先、不孝不悌等等。
沈漼還含沙射影地說：不但百姓之中信教的很多，連士大夫也有人信。
閹黨淫威之下，所有官員誠惶誠恐，誰都不敢為傳教士說話。這時徐光啟站了出來，指著沈漼說道：
“你不敢點名是嗎？那我替你把話說明白，我就是你所說的信教的士大夫！”
徐光啟也寫了封奏疏，向皇帝解釋那些傳教士是怎樣的人，做過怎樣的事，並說：如果他們真的都是邪惡之徒，我願與其同罪！
這封奏疏寫得慷慨激昂，送入九重宮闕後，卻只得到三個字回覆“知道了”。
萬曆是個很“神”的皇帝，因為不能立愛妃的兒子為太子，竟然像孩子一樣賭氣不去上朝，躲進深宮二十多年，不見大臣，不問政事。無論外面發生什麼雞飛狗跳的事，他一律只回一句“知道了”。
正因為摸清了皇帝的脾氣，閹黨才有機會將朝廷大權攬到自己手中。
就在徐光啟設法周旋的時候，沈漼來了個先斬後奏，在南京拘捕了二十餘名傳教士，給他們安上“白蓮教餘黨”的罪名，然後把他們押解出境。熊三拔被遣送到澳門，不久就去世了。
徐光啟知道自己無力阻止，便將沒有被閹黨點名的傳教士藏了起來，還給上海老家的兒子寫了封信，囑咐他：如果西洋傳教士有逃到上海的，就收拾屋子給他們住。
因為不堪忍受北京的汙濁空氣，徐光啟再次請了病假，迴天津繼續當農夫去了。
5
這一次他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遼東前線吃緊，皇帝把學過兵法的徐光啟召回北京，讓他負責練兵的事。
徐光啟不但熟讀中國兵書，還學習過西洋武器，力主鑄造西洋大炮。這次回來，他打算把自己的強軍計劃付諸實踐。
理想總是豐滿的，現實卻太骨感。
晚明是個什麼國情？黨爭傾軋，吏治腐敗，國庫空虛，軍備鬆弛。潔身自好的人紛紛辭職回家，只剩一群名利之徒，把政局攪得烏煙瘴氣。
徐光啟既不屑於跟閹黨同流合汙，又不願一走了之圖個輕鬆，他努力想要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
然而同僚們都是混跡多年的官油子，對他這種沒有靠山的官兒愛理不理，該配合的地方敷衍了事，要人沒人，要錢沒錢。他提出的措施，沒有一個能落實。
這種環境下，練兵必然失敗。
1621年，天啟皇帝接了萬曆的班，成為這個外強中乾大帝國的新主人。
天啟是另一種風格的奇葩，他是個木工愛好者，整日把自己關在宮中敲敲打打，做器皿，做玩具，沉浸在魯班傳人的幻想中。政務全都甩給宦官魏忠賢處理。
徐光啟心灰意冷，稱病回上海老家休養，一住就是六七年。
政治上的失意，卻使他獲得了幾年空閒時間，將數十年來對於農業研究的心得加以總結，寫成一部煌煌鉅著《農政全書》。
它是我國古代農業科學史上最完備、最傑出的一部著作。
所謂鐵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1627年，天啟時代結束，崇禎皇帝接掌了這個已經空心的帝國。
1628年初秋，徐光啟奉旨進京，沒帶家眷，只有一位老僕人服侍他。
崇禎皇帝很看重他，讓他主持修改曆法，還任命他為禮部尚書（相當於教育部兼外交部部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相當於第一副首相）。
在中國古代，曆法被當作一種“通天”的手段，改革曆法就意味著改變天命，總會遇到各種阻力。
徐光啟多年來沉浸於西洋學術，那些守舊人士早就看他不順眼了。即使徐光啟能夠證明西洋曆法更科學更有效，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亂了祖宗章法，萬萬不可。
跟守舊派打了這麼多年口水戰，感覺身體都被掏空了，還在咬牙堅持。
七十歲時，徐光啟向皇帝獻上了一部《崇禎曆書》，希望能將西方先進的“日心說”引進中國。與此同時，他提出了辭職，想要告老還鄉。
他的辭職信寫得很是傷感：
“願意學習有用知識的人太少了。只有我一個人倡導，後繼無人，即使寫再多的書又有什麼用？將來恐怕都是一堆廢紙。”
崇禎六年（1633年）十月初七日，一代科學家徐光啟與世長辭。
他像一顆流星，短暫照亮黑暗時代的某個角落，不久又迴歸一片死寂。
農政全書6
就在徐光啟出生的前一年，遠在西歐的英國也誕生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叫培根。
不是我們喜歡烤著吃的那種，是人名。
培根所處的時代，正是歐洲經歷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宗教改革之後，而英國又恰好是個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家。擺在他面前的，是廣闊而明亮的發展前景。
培根是“實驗哲學之父”，開啟了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思維，被馬克思譽為“唯物主義的始祖”。
他和徐光啟不但年齡相當，而且思想接近，都屬於實驗派科學家，可地位和影響卻有云泥之別。
如果讓他倆互換一下身份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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