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幾個故事了。
今年7月初，隨孫立忠教授的主動脈團隊去武漢參加“第三屆心臟重症大會”。會議結束的那天，暴雨如注，我們三五人坐在酒吧，輕鬆地聊著天。
人一放鬆下來就容易敞開心靈，而心外科大夫一敞開心靈，就會震憾你的心靈，關於生，關於死。
1
每個人承受的壓力不同，抗壓力的閾值也不同。
孫立忠教授說：“無論做什麼工作，一定要學會自己調節，千萬不要讓過去的事情給自己造成壓力，尤其我們心外科大夫，一旦出了問題造成壓力無法排解的話，你可能都活不下去。”
記得多年前，孫教授說起80年代他還是小小住院醫時，經歷的第一個主動脈瘤患者，是和他同齡的一個農村小夥子，沒人敢做給他做手術，在病房住了好幾個月，兩人朝夕相處無話不談。直到一位國外專家來中國講學，給他做手術。結果小夥子死在了手術臺上，手術室裡血流成河，把醫生的拖鞋都粘住了。
這個患者曾經讓孫立忠對主動脈手術非常絕望，當領導找他談話希望他去帶領摸索這個專業時，他堅決拒絕了。
但對於一位真正的醫生來說，悲傷和壓力最終會化為動力。他作為學科帶頭人，二十多年後，不僅把中國的主動脈外科帶出了困境，讓更多主動脈疾病患者活了下來，而且他首創的“孫氏手術”還使中國的主動脈外科走向了世界。
主動脈外科手術是心血管外科中技術難度最大的手術，一向被稱為“血戰、夜戰、死戰”，這個專業的醫生經歷的死亡，也許是所有外科大夫中最多的。100多年前，一位美國醫生感嘆：“沒有一種疾病如主動脈瘤那樣讓外科醫生蒙羞。”
主動脈手術因為涉及的重要臟器多，死亡率曾經高達20%以上，一直是棘手的世界性難題。如今，孫立忠教授領軍的主動脈團隊，把這種手術的死亡率降到了不到4%。
距離那個農村小夥子死亡已經三十多年，作為中國最頂尖的主動脈外科醫生，孫立忠教授接手的往往是最複雜、風險最高、難度最大的手術，患者死亡的風險也最高。
（以下內容為孫立忠教授的講述整理）
我們當外科大夫的，就是一個手術接著一個手術，一個病人接著一個病人，週而復始。
我的患者上手術之前，早上查房，我都會對他說：“一會兒就要進手術室了，你放心，踏踏實實的，我會好好做這個手術，我們一起安安全全下來。”
心外科的患者上手術前，能滿地遛達，能和你開玩笑、聊天，思維清晰，求生慾望很強，對給自己的手術醫生完全信任。然後我們把他送上了手術檯，做了幾個小時手術，他死了……
我晚上回到家，半夜會突然驚醒，然後死去的患者早上和我說話時的表情就清晰地出現在我眼前——無論年輕的、年老的、長得漂亮的、長得醜的。
這麼多年，直到現在都是這樣，久久無法平靜。
外科醫生的每一臺手術都是非生即死，會面對各種風險，醫生從來不敢有絲毫閃失，但依然避不開死亡。
到我現在這樣的年資，這樣的地位，我做手術死亡的病例不計其數，我都還會這樣，可以想像，那些年輕醫生面臨的壓力會有多大？
這麼多年來，不管手術是不是我做的，只要是我的科室、我的團隊做的，最後都是我來承擔責任。這種壓力，常常會讓我夜裡突然驚醒，死去患者生前的樣子就出現在腦子裡……天亮之後起床，依然還要去面對新病人、上新手術。
2
去武漢開會期間，孫立忠教授牽掛著一個患者——張軍（化名）。前幾天，孫教授剛給他做完一臺大手術，胸腹主動脈替換。
翻看著值班大夫的查房彙報，孫教授感慨萬千。
他平靜地講這個故事時，在場的人都落淚了，他反過來安慰我們說：“別哭，這個病人結果不錯，他應該能活下來。”
但是，對於他來說，當一個大夫，在和患者討論病情時，還要討論那些問題，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所以，我們當大夫，不止是純學術問題，還要有人文關懷。”他說。
（以下內容為孫立忠教授的講述整理）
這是一個特別複雜的患者，以前在別處做過一次手術，現在要做第二次大手術，找到我了。他們只有22萬塊錢，如果手術一切順利，錢勉強還夠，稍微有一點波折，術後在ICU多呆一天，錢就不夠了。
患者妻子沒來，只有80多歲的老父親陪著來，在我們病房住了3個月，說寧可死在這裡也不走。
這個病例，我們科裡前前後後討論了六七次，大家都非常謹慎，顧慮很多，因為手術太複雜了，患者活下來的把握太小了。
我對同事們說：患者都說這樣的話了，他80多歲的老父親一進我辦公室就下跪，求我給他兒子做手術。所以，你們什麼都別想了，這個手術，我們做，如果做成了，他給他爸送終；如果做不成，他給他爸留一筆錢。就這麼簡單。
當一個大夫，在和患者討論病情時，還要討論這樣的內容，這是一件多痛苦的事。
最後，我們做了。
深低溫停循環，全胸腹主動脈替換。手術從早上8點多開始，一直到晚上12點才結束，差不多16個小時。整個過程最困難的時候，血色素只有4點幾克，病人已經快不行了。我對醫生們說，一定要堅持，這個病人如果做成了，會增加患者的信心，更會增加醫生的信心，以後再遇到這樣的，我們都會努力去做，而不會輕易放棄。過去有很多這樣的病人，我們都只能讓他們回去等死。
手術後第三天，值班大夫們給我彙報查房的情況，說這個患者拔管了，各項指標還不錯。
其實，等待的那3個月裡，我有幾次也放棄了，勸他的老父親別做了，風險太大。直到最後決定要做，為了避免術後因錢的問題耽誤搶救，我還和老常（注：常繼國，北京康心馬凡綜合徵關愛中心副理事長，是一名馬凡綜合徵患者）商量：關鍵時候關愛中心要頂上去。
老常也很願意，儘管作為病友的公益組織，馬凡患者關愛中心這麼多年資金並不寬裕，但他也很希望能救這個病人。
所以，我們當大夫，不止是純學術問題，還要有人文關懷。我不僅要盡全力給他做這個手術，讓他活下去；還要幫他們算好這筆賬，讓他能好好活下去，免去後顧之憂。
3
每一位名醫，都是從小醫生開始，但並不是所有小醫生，都能成為名醫。這些年，我採訪了許多的名醫，從他們的成長曆程中，我發現，他們雖然不同專業不同性格不同經歷，但有很多共同的東西。
共同點之一：絕不放過病人身上的任何一個疑問。
（以下內容為孫立忠教授的講述整理）
醫生一聽，心臟雜音，當時的檢查手段極其有限，請了很多心外科專家來會診，卻都沒發現問題。幾個小時後，患者死了。
我就想不通，之前的換瓣手術很成功，怎麼就會突然死了呢？我一定要搞清楚，於是跑到太平間去看病人屍體。我把他的心臟打開一看，原來是二尖瓣腱索斷了，整個瓣膜都脫落了，如果當時及時做手術，這個病人可能還有機會活下來。
我把這個結果向當時的郭加強院長彙報，他十分吃驚並感到非常婉惜。
侯曉彤來找我，問我怎麼辦。他說，這個病人用ECMO挺不了多久。我說，我搶救過這種病人，必須馬上做手術才有可能救他的命。
這個病人真的很重，術前檢查只知道二尖瓣腱索斷了，手術把心臟打開後一看，二尖瓣連著室壁的乳頭肌一起整個撕下來，室壁變得非常薄，如果不趕緊手術，ECMO一撤，隨時死亡。
手術後，病人活了。
4
我從未對一位陌生人的生死如此牽掛，他第二次插管了、第二次拔管了、出ICU了、一直未露面的妻子來了……由於傷口感染一直難以癒合，科裡的醫生告訴我，孫立忠主任為了救他，還自己給他墊錢。這段時間，我反覆問他的主管醫生“他能活嗎？”
他活了！
我知道，為了讓他活下去，孫立忠教授和整個醫護團隊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記得，國外曾有一個“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投票，第二名是，給病人治好了病後目送病人遠去的醫生。
是的，醫生會因救活一位患者而產生巨大的成就感、幸福感；但是，也會因為傾盡全力仍然無法阻止患者死亡，而產生巨大的無力感、挫折感。這兩種感受如影隨行，日復一日。
對心外科大夫來說，幸福感和挫敗感，常常只是一臺手術的距離，幾小時，非生即死。
孫立忠教授說：“當心外科大夫這麼多年，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心血管外科醫生的生死觀和常人不同，不能光看手術死亡率，不能光盯著做手術的結果，還要看不做手術會有什麼改變。”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醫生，但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患者。
因為種種現實原因，中國的醫生要面對許多非醫療本身的問題。儘管現實中的確有一些令人失望的醫生，但我相信大多數醫生還是恪守自己的職業本份，為生命全力以赴。
對於當醫生來說，不止是純學術問題，還要有人文關懷。
而我們作為普通人，尊重和善待這些恪守本份的醫生，是我們的人文關懷。
生命如此不易，願，每一位心外科醫生都被溫柔以待。
作者的話
戴戴
在我看來，真正的醫學，有著科學的光彩，更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前者讓我好奇，後者則讓我深愛。
然而，在如今的醫療環境裡，每一個人都感到不舒服，無論是患方，還是醫方。曾經我以為，制度不改，則醫患矛盾無解。
但當我採訪了一位又一位名醫，親身感受他們診室的和諧，與患者交流的通透，幫助與被幫助之間的感恩，我明白，任何問題都是有解的。
對於疾病，病人與醫生的視角天然是不同的，美國女哲學家圖姆斯在以自身罹病經歷寫下《病患的意義》一書中說道：“大夫，您只是在觀察，而我是在體驗。”
因此，美國著名醫學家、人文主義者奧斯勒指出，作為醫生需要不斷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時，應當坐下來，哪怕只是30秒鐘，病人會因此放鬆，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醫生願意花時間對他的病有興趣。這是醫生的基本哲學。
任何時代的醫生，運用的醫療技術永遠在進步在改變，永恆不變的是對人的關懷。如果沒有了這個不變的出發點，一切醫療行為都是盲目的。
“名醫人文觀”，貫穿我近幾年每一位人物採訪的始終，我希望在記錄這個時代的這些醫生在專業領域的努力和貢獻的同時，更記錄他們對醫學人文的理解和實踐。
看到並承認人文關懷在我國醫療中的缺乏，本身就是一種人文，我相信，這只是社會變革必經的過程和代價，在醫學的反思中，她終將回歸——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醫患問題的唯一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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