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2回介紹西門慶時，他僅僅是“開個生藥鋪”的“破落戶財主”。
誰料沒隔幾年，到他臨死時向吳月娘交代家底時，已經擁有緞子鋪、綢絹鋪、絨線鋪、生藥鋪、解當鋪等五六處店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東平府上納香蠟，還放官吏債……估計資產總額超過十萬兩白銀，成了清河縣的鉅富、暴發戶。
西門慶是一個吃喝嫖賭、遊手好閒的浮浪子弟。他沒有文化，不懂經紀買賣，為什麼會在幾年之內財產翻幾番呢？這裡面有什麼秘訣呢？
當然，這與他投靠蔡京，成為蔡京的乾兒子，當了山東提刑所副千戶，後來又升為掌刑千戶有直接關係，這是他的發跡史中的一個極重要的轉折點。
也就是說，他原來也是一個普通的商人，自從有了官職，身份變了，地位變了，其商業活動中介入了權力因素，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競爭了，他的特權利益和商業利益互為表裡，錢權結合，這是官商的最明顯特徵，也是他暴富的一個主要原因，一個主要方面。
而另一個方面則在於他放手用人，授以權、利，這在當時，也應算是一種經濟改革。
第3回寫西門慶在獅子街空房開個絨線鋪子，要搭個夥計（經理），應伯爵介紹“寫算皆精”的韓道國來。西門慶看他“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十分滿意，當即聘用，籤立合同，規定三七分錢，即企業所得利潤，韓道國可得十分之三。
果然，這一招大大調動了韓道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他在人前不無得意洋洋、自我吹噓，說西門慶對他“言聽計從，禍福知”，大小買賣，出人資本，均歸他算賬。
後來，他與崔本、來保遠走南方，採辦貨物，長途販運，確實發了一筆大財。
西門慶不僅對韓道國是這樣，對其他夥計也是如此。第58回寫西門慶與甘夥計批合同，也規定:“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合股者）分二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
西門慶就是通過這種“合同制”、“聘任制”，與主管夥計分沾利潤，才使企業迅速發展，興旺發達的。
《金瓶梅》寫成於明代後期。當時商業資本十分活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正在醞釀孕育。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業主與夥計之間確有可能建立一種分沾利潤、禍福與共的關係。
《金瓶梅》所寫的或許是作者的想象，或許也是當時個別商行的實際情況。
西門慶這個人，在官場，在家庭生活中，無疑是個惡棍、魔王。他在道德法庭面前，永遠是個弱者，難免受人辭罵和憎惡。
可是在商業活動中，他的經營思想和分配方法，卻要比經濟剝削的封建制開明得多，進步得多，具有新興商人的開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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