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教會了我們謙卑，我們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無所不通，這就像一切偉大宗教的教誨一樣：人不是神，也絕不可能變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須俯首稱臣。”
“我認為，政治自由的偉大理想幾乎完全是通過法國人才在歐洲大陸為人所知的，此乃思想和政治史中的一大悲劇；那個從來不知自由為何物的民族（法蘭西民族）……他們以一種建構主義的理智至上論——我將把它簡稱為理性主義……”
哈耶克《大衛·休謨的法哲學與政治哲學》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悲劇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是常見現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民族並不知自由為何物，因而造成了血腥的法國大革命。那麼，“人是進化而來的”這一思想是否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另一個悲劇或災難呢？匆忙做出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草率與不負責任的。筆者只是想提出這一問題，引起讀者的一些思考。自達爾文於1859年11月24日在倫敦出版《物種起源》一書以來，一個事實是顯然的，進化論對人類文明演化、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思想史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少是對於生活在東歐、前蘇聯和中國的廣袤土地上的人們的思想與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人是進化而來的觀念作為科學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理念，以此為理論基礎，對上帝創世的否定被認為是人類思想解放與文明發展的一個標誌性飛躍。
筆者在這篇文章中，只是希望以客觀事實為基礎，對中國人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根深蒂固的無神論思想提出某種質疑，唯一目的，是希望堅定的無神論者們，尤其是大量持無神論觀念的精英人士，思考一下在中國教育背景下通過灌輸而來的無神論觀念，是否一定是如我們相信的那樣——是一種無懈可擊的科學論證。
無神論被大量中國人認為是具有嚴謹的科學基礎與邏輯的，在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更是如此，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精英堅定地信仰無神論，他們都是高智商高學歷的博學之士。自五四運動始，科學與民主就成為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堅定信仰，其中不乏北大清華畢業的天之驕子或傑出人物，他們因其理性精神而毫不遲疑地否定上帝的存在，並以其科學精神堅定地信仰人是進化而來的理論。例如思想敏銳深刻的經濟學家顧準先生，認為《聖經》只是一部神話故事。而許多博學的社會精英常常信心十足地斷然對談及上帝信仰的人們冠以一個輕蔑的稱謂：神棍！
他們掌握了真理嗎？抑或是他們陷入了偏見的深淵？
毫無疑問，《物種起源》或進化論是一種科學理論。但我們不應忘記波普爾所說：“我們應該把所有法則或理論都視為假設或推測”。波普爾所表達的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因此，認為進化論是不容置疑牢不可破的真理這種想法本身就是違反科學精神的——大量在中國教育體系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精英們卻恰好具有這種反科學精神的方法論，再加上他們的高智商與博學，造就了他們的毫無謙卑，表現為一種無所不通全知全能的狀態——但他們對此已毫無覺察。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精英人士。記得筆者曾偶遇一位太空科技專家，他會對他毫無研究的經濟規律和現象做出不容置疑但顯然錯誤的論斷。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中寫到：“科學教會了我們謙卑，我們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無所不通，這就像一切偉大宗教的教誨一樣：人不是神，也絕不可能變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須俯首稱臣。”遺憾的是，大量中國社會精英並沒有在科學精神的照耀下謙卑下來，相反，他們走向了全知全能的極度自負狀態。波普爾的論斷和哈耶克的闡述所蘊含的，正是一種中國社會精英們所不具有的真正的科學精神與正確的方法論，而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消除這樣的科學精神與方法論正是系統性的中國教育自然而然產生的結果。
如前所述，筆者並不想對無神論和上帝的存在做出一個孰是孰非的判斷，而是想呈現一些顯而易見被大量中國人忽視的最基本的客觀事實，進而提供一種真正理性科學的方法論——以客觀事實為基礎進行非主觀臆斷思考的思辨能力。我曾與一位醫學專家有過一次對話，感謝這位醫學專家，因為他誠實地告訴了我他的真實思想——而這在中國社會中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我：為什麼人一年四季隨時可以保持情慾?而動物只有一個發情期？
醫生：因為荷爾蒙的作用
我：荷爾蒙是怎樣產生的呢？
醫生：進化而來的
我：您相信進化論？
醫生：是的
我：有充分的證據嗎？
醫生：沒有！
我：進化論（《物種起源》）是一本書，《聖經》也是一本書，為什麼您會相信進化論呢？您覺得有足夠的證據嗎？
醫生：沒有！
我：那為什麼一定要相信進化論呢？
醫生：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
我：為什麼認為唯物主義就一定是正確的呢？
醫生：因為從小就是這樣受的教育。
這位醫學專家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客觀事實：相信人是進化而來的，不是因為理據充分，而是因為從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坦率地說是灌輸。就大部分相信進化論的中國人而言，這正是事情的真相。人們相信進化論，只是因為從小就被灌輸了這樣的觀點。請注意，筆者絲毫沒有就此否定進化論的想法。這裡，筆者只是想呈現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這位醫學專家是在沒有充分或確鑿證據的情況下相信進化論的，他僅僅是因為從小被教育而接受進化論和唯物主義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也是中國教育產生的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即人們接受某種觀念或理論是由於觀念的灌輸而非科學理性的思辨，人們實際上並不清楚這一理論是否真的成立。主觀臆斷而非依據客觀事實做出判斷——這正是中國教育所產生的嚴重後果。記得我曾經與一位老者做過一次交談，我提出一個觀點——中國人今天享有的物質生活無一例外是西方文明創造的，例如飛機、火車、汽車、手機、電視、高速公路……老者立刻回應道：我相信，美國在其發展過程也在向中國文明學習借鑑。我說：這很可能，但您能給我舉出一個具體例子嗎？他思忖了片刻之後說：我暫時想不到。與許多中國人相信進化論一樣，這位老者也展示了非常典型的中國式思維：既沒有理論也沒有事實依據地進行主觀判斷。這裡的關鍵是，這位老者在做出“美國也在向中國文明學習借鑑”這一結論的時候，在他的大腦中，既沒有理論依據，也沒有事實根據。也許，美國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確從中國文明中有所借鑑。但問題是，老者做出他的結論時，對此是一無所知的，顯然，他不假思索做出的結論同樣是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這也同樣是極度缺乏思辨、灌輸式的中國教育產生的最為糟糕的結果。實際上，大量中國人，正如這位誠實的醫學專家和老者一樣，當他們做出他們信以為真的結論的時候，並非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相關的事實依據或真正理解了其中的科學邏輯，而是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單一觀點的灌輸式教育。
在這裡，筆者希望各位讀者注意和思考的，只有一點：即這位醫學專家是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相信人是進化而來的。相信許多堅信進化論的社會精英會說：進化論的理論體系完整地擺在那兒，進化現象的客觀事實也是達爾文認真考察過的，這些難道不足以證明人是進化而來的嗎？或許，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確證明了人是進化而來的，從而為無神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而在於一位醫學專家是在並不充分了解進化論的情況下相信人是進化而來的，是一種想當然的觀念。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種病態的思維方式，而這種病態的思維方式正是嚴重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
作為對照，讓我們來看一下，在加拿大接受教育長大的孩子，他們對於進化論會有怎樣的認知呢？就此問題，我與一個在加拿大長大的華裔大學生做了一個簡短的交流。
我：你們在初中高中時學習進化論嗎？認為人是進化而來的嗎？
學生：Yes, Evolution and Darwinism
（是的，學習進化論和達爾文的學說）
我：我同意進化論是一種科學學說或理論，但認為人是進化而來的，這有足夠的證據嗎？
學生：There are theories suggesting that humans came from apes ,but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ack that up。this is common knowledge in Canada.
（的確有一些理論認為人類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的，但並沒有充分的證據來佐證這些理論，這在加拿大是普通的常識。）
我們看到，對於進化論的認知，中國的醫學專家與加拿大的學生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裡的問題首先不是進化論是否能夠成立，而是中國學者與加拿大學生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而這種區別正反映著中國教育與一個文明發達社會教育之間的巨大差異。如果我們能夠正視並承認這種巨大的差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大量的中國社會精英，由於中國教育的長期灌輸與薰陶，在理性與科學精神至上論的引導下，失去了依據客觀事實思考問題的能力，走向了致命的自負。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他們以一種建構主義的理智至上論——我將把它簡稱為理性主義”來認識世界和思考問題。
一個受過良好教育高智商博學的社會精英，以其擁有的科學理性精神，厭惡地稱具有上帝信仰的人為神棍，正是中國教育造就的致命的自負的具體表現。本質上，是中國教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他們的確高智商、他們的確博覽群書、他們的確知識淵博。但中國教育所導致的主觀與自負，讓他們對人類歷史中那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創建美國的國父們大多是信仰上帝的，那麼，美國的國父們是否是神棍呢？華盛頓是神棍嗎？亞當斯是神棍嗎？傑佛遜是神棍嗎？本傑明·富蘭克林是神棍嗎？
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二任總統。1776年7月2日，大陸會議做出了宣佈美國獨立的決議，7月3日，約翰·亞當斯在給他的妻子艾碧該·亞當斯的信中寫到：“1776年7月2日將成為美國曆史上最令人難忘的時刻。我相信我們的後輩將每年一度慶祝這個偉大的紀念日。這個日子應該被視為拯救日來慶祝，是依靠對全能的神的莊嚴奉獻而獲得的。”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將美國的獨立視為全能的神對他們的拯救，只有對上帝深深的敬畏才會讓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產生這樣的思想。我無論如何無法將這樣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與神棍聯繫起來。
托馬斯·傑斐遜，美國第三任總統，對於傑斐遜的宗教信仰，羅馬天主教神學領袖杜勒斯是這樣總結的：“總而言之，傑斐遜之成為自然神論者，是因為他信奉獨一的上帝、信從天命、相信天行有常與死後的審判，而非信服於超自然。傑斐遜視基督教為自然宗教的最終解釋，以耶穌基督為無與倫比的道德導師，因而成為基督教徒。但他拒絕信仰正統基督教，也拒絕相信教義中所稱，基督為上帝之子的肉身，為命定救主等觀點。傑斐遜的宗教信仰差不多就是當時的美國式自然宗教”。我們能夠將這位信奉上帝的《獨立宣言》作者與神棍合二為一嗎？
1620年11月，英國的“五月花”號帆船終於接近了美洲大陸，船上載有一百零二名英國清教徒。他們在上岸之前簽署了美國曆史上第一份政治文獻——《“五月花號”公約》：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
吾等簽約之人，信仰之捍衛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顛、法蘭西及愛爾蘭國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順臣民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吾王與基督信仰和榮譽的增進,吾等越海揚帆,以在弗吉尼亞北部開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公民團體。為使上述目的得以順利進行、維持並發展，亦為將來能隨時制定和實施有益於本殖民地總體利益的一應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規、條令、憲章與公職，吾等全體保證遵守與服從。
——《五月花號公約》1620年11月11日
這裡的客觀事實是，最早到達美國的先驅者們也是以上帝的名義立約的。
一定有人會說，上述事實均發生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之前。否則，美國的國父們都可能會成為無神論者，的確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我們又如何解釋今天依然遍佈美國的教堂呢？我們又如何解釋在今天的美國依然枝繁葉茂的基督教傳統呢？我們又如何解釋如下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呢？羅斯福、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頓均是具有上帝信仰的美國總統，就連穆斯林出身的黑人總統奧巴馬也是信仰上帝的。事實上，進化論從未對西方文明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
持無神論信念的中國社會精英們，當然可以堅持進化論觀點。但同時，也應該正視一個現實——上帝信仰對西方文明無所不在的影響。我們必須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人類文明的進步是與科學發展，宗教信仰密不可分的。至少我們無法否認，西方發達國家（不包括日本，日本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無一例外是具有上帝信仰的，而在佛教伊斯蘭教盛行的地區，人類無一例外地尚未擺脫大面積的貧困生活。
中國知識淵博的社會精英們，在對進化論的認知上，尚不及一個加拿大普通的大學生或高中生，其根本原因不在於知識本身，不在於智商，不在於人生經驗，而在於所受的教育，在於中國教育與西方教育的本質不同所導致的方法論不同。因此，對於篤信進化論和無神論的中國人來說，首要問題並不是瞭解進化論或上帝創世說的相關知識，或確定二者的是與非。首先需要認清的是，拋開一切宗教信仰、政治觀點和科學理論，從常識出發，審視自己的教育過程（從小學、中學到高中、大學）是不是一個單一觀點灌輸的教育方式。如果的確如此，那麼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已是不是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偏見。事實上，當我們將進化論視為一種不允許質疑，不允許挑戰的信念的時候，就已經喪失了真正理性的科學精神，這是無視客觀事實的主觀性思維模式必然產生的後果……
進化論，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進步還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或災難，這是每一箇中國無神論者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當我們有能力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的時候，我們或許就邁出了走出愚昧和致命的自負的第一步。最後，我想以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引用的一段英國社會心理學家特羅特的論述作為結束語：“我們必須自我警惕，切不可認為科學方法的實踐增強了人類理智的能力。以為在一個或數個科學領域裡出類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務上也會聰明過人——與經驗相悖者，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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