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一座古老的港口城市，歷史上就是長江上游內河運輸網的樞紐，和西南物資集散中心。
重慶城九道開門，八門面江，一出城門就是商貨起埠與旅客出入的碼頭。航運催生了碼頭，碼頭成為商品交換與轉運的集市，港口城市拔岸而起，演化成商業中心。
重慶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從碼頭揚帆起航的商貿史。
朝天門碼頭地處兩江交匯，是重慶曆史最悠久也是最重要的港區，對重慶城的發展意義重大。
大動脈在朝天門交匯
如果說重慶是一艘承載著西南腹地的經濟巨輪，那麼朝天門就是這艘巨輪的策源之錨與導航旗幟。
四川盆地被高大山脈包圍，僅一線長江突破三峽與外界相連。除了嘉陵江，長江在涪陵接納烏江，在江津接納綦河，在合江接納赤水河，在瀘州接納沱江，在宜賓接納岷江與金沙江。
1949年《民生公司沿海及南洋航線示意圖》
乾隆《巴縣誌》載：“內水，則嘉陵、白水，會羌、涪、宕、渠來自秦；外水，則岷、沫衣帶，會金沙江來自滇、赤水來自黔，俱虹盤渝城之下，遙牽吳、楚、閩、越、兩粵之舟。”
這些水系與延伸的陸路，將四川、黔北、滇北、甘南、陝南、康藏等地區，塑造為重慶港廣袤的經濟腹地，為重慶港提供了豐富的出口物產與廣闊的轉銷市場，而重慶港也成為這些腹地市場對外交流的窗口，成為聯結長江上游與中下游經濟區的節點。
作為重慶港核心的朝天門碼頭，無疑就是橋頭堡。
1894年，澳大利亞人莫理循到重慶旅行，朝天門首先進入他的視野
軍事堡壘演變為經濟中心
朝天門碼頭成為西南第一港區的歷史過程，與外部經濟環境息息相關。
唐宋以前，中國政治與經濟中心在黃河流域，四川與關中及中原聯繫的緊密程度，遠大於長江中下游，重慶作為長江上游航運樞紐的商業優勢沒有淋漓發揮，早期更多是一個扼守水路的軍事重鎮。
隨著長江中下游的開發，中國的經濟中心由黃河流域逐漸轉移到長江流域，中國的政治中心也由長安、洛陽東移至開封、臨安（杭州）、北京一線，這使四川同中國核心區域的交往路線，由原來北向的金牛道轉為以東向的長江航道為主，促進了長江上游與中下游地區的經濟聯繫。
南宋，四川與長江中下游經濟來往漸趨活躍，重慶經濟地位有所提升，但宋末元初的戰亂使得四川人口大減、經濟凋零，到了明代才有所恢復，又被明末持續戰亂破壞。
清代，大規模的移民開發與政府輕徭薄稅政策，使四川人口與經濟迅速增長，重慶城廂由明代的8坊2廂擴展至29坊15廂，乾隆間經營大宗商品的牙行達150餘家。
這時國內統一市場初步形成，各經濟區聯繫日趨緊密，以四川為核心的長江上游經濟區與中下游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商貿往來。
朝天門碼頭成為貨運中樞
重慶得天獨厚的航運條件轉化成了經濟優勢，成為“長江經濟帶”的西部樞紐，以朝天門碼頭為代表的重慶港也成為了西南腹地最重要的港區。
繁忙的朝天門大碼頭
重慶以“三江總彙，水陸衝衢”帶來了“商賈雲集，百貨萃聚”，匯聚於朝天門的商貨“或販自劍南、川西、藏衛之地，或運自滇、黔、秦、楚、吳、越、閩、豫、兩粵間，水牽運轉，萬里貿易。”
康熙末年，四川開始向外省輸送糧食。至雍正時期，經濟發達的江浙一帶以湖廣、四川的米糧資生，由重慶經漢口至蘇州再轉向江浙各地的糧運，是當時全國糧食市場上最重要的貿易路線，重慶港成為川米“換船總運之所”，每年輸出達150萬石左右，商船也從江南、湖廣載回棉花、土布，運抵重慶港轉輸腹地，行成以糧換棉的貿易格局。
四川盆周及陝南、甘南、雲貴山區移民開發後，農林產品如白蠟、紅花、桐油、竹漆、麝香、皮革等，流往重慶港，成為大宗輸出商品。
西南還是重要的竹木產區，在重慶集散後，沿長江運往江南各地，或再轉運河北上輸往直隸、京師，康熙初年便在重慶設立渝關，徵收竹木關稅。
四川井鹽產量豐盛，川鹽通過重慶港銷往貴州和鄂西。鹹同年間太平天國起事，淮鹽上運受阻，川鹽順長江大勢侵銷兩湖市場，年銷量超億斤，重慶港成為“川鹽濟楚”的總彙之所，設厘金局專抽鹽釐。
清代沱江流域發展為新興的產糖區，所產砂糖除了省內銷售外，有相當一部分沿長江經重慶港轉口至湖北一帶。
雲南、貴州富含銅、鉛、錫、金等礦產，其中銅、鉛是當時重要的鑄幣材料，每年各有數百萬斤運往京局及各省，絕大多數也是沿長江經重慶港捆包換船再輸往下游。
至嘉慶間，經川東長江航道出入四川的商品流量，佔到全川大宗商品省際貿易的近80%，重慶已成為長江上游無可替代的商業中心。
清代重慶經營大宗商品交易的牙行，牙貼中山貨、廣貨、雜糧、藥材、青靛、鐵鍋、竹木、瓷器、西貨、杉板、毛貨合計125貼。
糧食、生絲、食鹽、木材、鴉片、砂糖、藥材、桐油、白蠟、竹漆、麝香、皮毛、菸草、滇銅、黔鉛等貨，順長江、嘉陵江源源不斷彙集於朝天門下，趨往長江中下游，進入全國市場；長江中下游的棉花、布匹、廣貨、瓷器、五金等也溯流而上，在朝天門起埠分流，轉運至各腹地城鎮。
清末朝天門碼頭
朝天門碼頭，已成為長江上游吞吐量最大的客貨運輸港區，朝天門代表著這座城市兼收幷蓄的形象，重慶人開放包容的心態與豪爽性格，某種程度上也與這種貿易流轉有關——重慶就是海納百川之地，見多識廣的重慶人自然就大氣了。
朝天門港區的範圍，從嘉陵江側的嘉陵碼頭、磨耳石碼頭，延伸至長江側的月亮磧碼頭，形成圍繞朝天門的半圓形港區，常年在港的木船超過2000艘，帆檣林立、百舸爭流的景象成為朝天門長久定格的畫面。
朝天門城門內演變為金融中心
“吳、楚、閩、粵、滇、黔、秦、豫之貿遷來者，九門舟集如蟻，陸則受廛，水則結舫”，萬商雲集的重慶城“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攘攘者肩摩踵接。”
重慶作為一個三面環江的港城，城門外的碼頭交通對相鄰城區的商業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各門城廂的繁華程度，很大部分取決於門外碼頭的交通地位。
朝天門碼頭作為重慶港轉口貿易的核心，門內半邊街、陝西街、過街樓、打銅街、小十字、新街口一帶，是重慶城最繁華的商業區，各種會館、公所、牙行、店鋪、字號、堆棧、票號、錢莊、典當、民信局雲集，商業和金融業網點的密集程度全城之首。
朝天門內設有朝天驛，是重慶至成都、陝西、湖北、貴州四條驛道的樞紐驛站，承擔著官文傳遞、人員迎送與物資轉運之責。歷史上重慶城是從瀕江的下半城逐漸往西北上半城擴展，朝天門內的這片街區也是重慶自築城以來的核心所在。
清代重慶是一個移民社會，外省客商掌握了重慶經濟，會館是他們聯繫同鄉情誼和加強商業組織的機構，實力雄厚的八省會館在朝天門內有三座：陝西會館（三元廟）、江西會館（萬壽宮）、福建會館（天后宮），半邊街長安寺還設有八省公所，是八省首事議斷公決、聯合辦公的場所。
在《渝城圖》上，朝天門內集中了眾多的會館、當鋪和戲班
江西商人主要經營山貨、布匹、藥材，福建商人主要經營山貨和菸草，陝西、山西商人以經營食鹽、顏料、皮貨、票號、典當等為主，多集中於朝天門過街樓、陝西街一帶，是客籍商人中資本最雄厚的群體。
以山陝商人為主的鹽幫，是重慶四大商幫之首，這與山陝票號、錢莊、典當等金融業在重慶的發展密切相關。
嘉慶年間，山西日升昌顏料鋪在陝西路開設“日升昌”票號，成為重慶最早的私人金融機構。山西票幫鼎盛時期在重慶票號達27家，大多位於朝天門半邊街、陝西街、打銅街、小十字，加上各種錢莊、侵銷鋪、當鋪、金店、銀樓等，這一帶已發展為重慶的金融中心。
縱觀歷史，在開埠前，重慶就已成為長江上游的商業中心，朝天門則代表了重慶作為西南門戶的開放形象，以交通優勢和金融發達帶來的動能，帶動重慶這座城市朝天揚帆前行。
閱讀更多 山城樓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