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座古老的港口城市，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内河运输网的枢纽，和西南物资集散中心。
重庆城九道开门，八门面江，一出城门就是商货起埠与旅客出入的码头。航运催生了码头，码头成为商品交换与转运的集市，港口城市拔岸而起，演化成商业中心。
重庆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码头扬帆起航的商贸史。
朝天门码头地处两江交汇，是重庆历史最悠久也是最重要的港区，对重庆城的发展意义重大。
大动脉在朝天门交汇
如果说重庆是一艘承载着西南腹地的经济巨轮，那么朝天门就是这艘巨轮的策源之锚与导航旗帜。
四川盆地被高大山脉包围，仅一线长江突破三峡与外界相连。除了嘉陵江，长江在涪陵接纳乌江，在江津接纳綦河，在合江接纳赤水河，在泸州接纳沱江，在宜宾接纳岷江与金沙江。
1949年《民生公司沿海及南洋航线示意图》
乾隆《巴县志》载：“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江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之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
这些水系与延伸的陆路，将四川、黔北、滇北、甘南、陕南、康藏等地区，塑造为重庆港广袤的经济腹地，为重庆港提供了丰富的出口物产与广阔的转销市场，而重庆港也成为这些腹地市场对外交流的窗口，成为联结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经济区的节点。
作为重庆港核心的朝天门码头，无疑就是桥头堡。
1894年，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到重庆旅行，朝天门首先进入他的视野
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中心
朝天门码头成为西南第一港区的历史过程，与外部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唐宋以前，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四川与关中及中原联系的紧密程度，远大于长江中下游，重庆作为长江上游航运枢纽的商业优势没有淋漓发挥，早期更多是一个扼守水路的军事重镇。
随着长江中下游的开发，中国的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中国的政治中心也由长安、洛阳东移至开封、临安（杭州）、北京一线，这使四川同中国核心区域的交往路线，由原来北向的金牛道转为以东向的长江航道为主，促进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
南宋，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经济来往渐趋活跃，重庆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宋末元初的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大减、经济凋零，到了明代才有所恢复，又被明末持续战乱破坏。
清代，大规模的移民开发与政府轻徭薄税政策，使四川人口与经济迅速增长，重庆城厢由明代的8坊2厢扩展至29坊15厢，乾隆间经营大宗商品的牙行达150余家。
这时国内统一市场初步形成，各经济区联系日趋紧密，以四川为核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区与中下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商贸往来。
朝天门码头成为货运中枢
重庆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转化成了经济优势，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西部枢纽，以朝天门码头为代表的重庆港也成为了西南腹地最重要的港区。
繁忙的朝天门大码头
重庆以“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带来了“商贾云集，百货萃聚”，汇聚于朝天门的商货“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易。”
康熙末年，四川开始向外省输送粮食。至雍正时期，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以湖广、四川的米粮资生，由重庆经汉口至苏州再转向江浙各地的粮运，是当时全国粮食市场上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重庆港成为川米“换船总运之所”，每年输出达150万石左右，商船也从江南、湖广载回棉花、土布，运抵重庆港转输腹地，行成以粮换棉的贸易格局。
四川盆周及陕南、甘南、云贵山区移民开发后，农林产品如白蜡、红花、桐油、竹漆、麝香、皮革等，流往重庆港，成为大宗输出商品。
西南还是重要的竹木产区，在重庆集散后，沿长江运往江南各地，或再转运河北上输往直隶、京师，康熙初年便在重庆设立渝关，征收竹木关税。
四川井盐产量丰盛，川盐通过重庆港销往贵州和鄂西。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事，淮盐上运受阻，川盐顺长江大势侵销两湖市场，年销量超亿斤，重庆港成为“川盐济楚”的总汇之所，设厘金局专抽盐厘。
清代沱江流域发展为新兴的产糖区，所产砂糖除了省内销售外，有相当一部分沿长江经重庆港转口至湖北一带。
云南、贵州富含铜、铅、锡、金等矿产，其中铜、铅是当时重要的铸币材料，每年各有数百万斤运往京局及各省，绝大多数也是沿长江经重庆港捆包换船再输往下游。
至嘉庆间，经川东长江航道出入四川的商品流量，占到全川大宗商品省际贸易的近80%，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无可替代的商业中心。
清代重庆经营大宗商品交易的牙行，牙贴中山货、广货、杂粮、药材、青靛、铁锅、竹木、瓷器、西货、杉板、毛货合计125贴。
粮食、生丝、食盐、木材、鸦片、砂糖、药材、桐油、白蜡、竹漆、麝香、皮毛、烟草、滇铜、黔铅等货，顺长江、嘉陵江源源不断汇集于朝天门下，趋往长江中下游，进入全国市场；长江中下游的棉花、布匹、广货、瓷器、五金等也溯流而上，在朝天门起埠分流，转运至各腹地城镇。
清末朝天门码头
朝天门码头，已成为长江上游吞吐量最大的客货运输港区，朝天门代表着这座城市兼收并蓄的形象，重庆人开放包容的心态与豪爽性格，某种程度上也与这种贸易流转有关——重庆就是海纳百川之地，见多识广的重庆人自然就大气了。
朝天门港区的范围，从嘉陵江侧的嘉陵码头、磨耳石码头，延伸至长江侧的月亮碛码头，形成围绕朝天门的半圆形港区，常年在港的木船超过2000艘，帆樯林立、百舸争流的景象成为朝天门长久定格的画面。
朝天门城门内演变为金融中心
“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万商云集的重庆城“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
重庆作为一个三面环江的港城，城门外的码头交通对相邻城区的商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各门城厢的繁华程度，很大部分取决于门外码头的交通地位。
朝天门码头作为重庆港转口贸易的核心，门内半边街、陕西街、过街楼、打铜街、小十字、新街口一带，是重庆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各种会馆、公所、牙行、店铺、字号、堆栈、票号、钱庄、典当、民信局云集，商业和金融业网点的密集程度全城之首。
朝天门内设有朝天驿，是重庆至成都、陕西、湖北、贵州四条驿道的枢纽驿站，承担着官文传递、人员迎送与物资转运之责。历史上重庆城是从濒江的下半城逐渐往西北上半城扩展，朝天门内的这片街区也是重庆自筑城以来的核心所在。
清代重庆是一个移民社会，外省客商掌握了重庆经济，会馆是他们联系同乡情谊和加强商业组织的机构，实力雄厚的八省会馆在朝天门内有三座：陕西会馆（三元庙）、江西会馆（万寿宫）、福建会馆（天后宫），半边街长安寺还设有八省公所，是八省首事议断公决、联合办公的场所。
在《渝城图》上，朝天门内集中了众多的会馆、当铺和戏班
江西商人主要经营山货、布匹、药材，福建商人主要经营山货和烟草，陕西、山西商人以经营食盐、颜料、皮货、票号、典当等为主，多集中于朝天门过街楼、陕西街一带，是客籍商人中资本最雄厚的群体。
以山陕商人为主的盐帮，是重庆四大商帮之首，这与山陕票号、钱庄、典当等金融业在重庆的发展密切相关。
嘉庆年间，山西日升昌颜料铺在陕西路开设“日升昌”票号，成为重庆最早的私人金融机构。山西票帮鼎盛时期在重庆票号达27家，大多位于朝天门半边街、陕西街、打铜街、小十字，加上各种钱庄、侵销铺、当铺、金店、银楼等，这一带已发展为重庆的金融中心。
纵观历史，在开埠前，重庆就已成为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朝天门则代表了重庆作为西南门户的开放形象，以交通优势和金融发达带来的动能，带动重庆这座城市朝天扬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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