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也就是说自三年前开始，我们已经步入了严重老龄化社会。
老年化社会意味着社会创造力的降低，也意味着年轻人赡养老人压力的加大，在很多一二线城市，一对夫妻奉养四个老人的事情已不再是新闻。在我国，因为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导致了养老保险的发放、支取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如何进行更宏观的管控，保证相对的养老公平就成了中央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8年6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此次《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届时，中央原本的养老基金补助会继续执行，企业和个人也不需要在现行社保费率基础上缴纳更多的钱。
总而言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既保证了人们的现有利益，也会极大的弥补一些省份现有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
差异化可以弥补，缺口可以填平，但是这次政策实施的背后，却凸显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不合理，劳动力红利在逐渐消失的尴尬。
老龄人口比例的逐渐上升，要弥补的措施只能是新生育人口的增加。但是当国家二胎政策出台之时，有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3%。二胎政策确实会缓解年轻人退休之后的养老压力，但是生育和抚养成本的加剧，让本身压力山大的年轻人们对生育第二胎望而却步。
在一些超一线城市，丁克家庭已经悄然出现。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头疼不已的“少子化”现象，或许也将登陆中国社会。
面对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是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与年轻人口相比，老年人存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患病的情况。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
第二是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
和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退休年龄普遍较低。老年人退休后隐性就业的情况很普遍。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可以让他们自行选择继续工作还是退休，这样做不光可以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另外还能让老年人们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
第三是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我国目前的老龄产业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很多服务产品开发处在匮乏和缺失状态，这背后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可挖。对此，政府部门应当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这于老年人本身、于社会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存在差异性的，上述措施，我们可以在超一线和一线城市率先推行，再扩大到全国范围，这也是可行的方法。
中国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但是积极应对，循序渐进的推行新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口将会享受我们的改革福利，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老龄化”将只能成为机遇，而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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