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養老政策調整下的“老齡化”社會,我們該怎麼做?

應對養老政策調整下的“老齡化”社會,我們該怎麼做?

201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到2.22億,佔總人口的16.15%。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7.17%。也就是說自三年前開始,我們已經步入了嚴重老齡化社會。

老年化社會意味著社會創造力的降低,也意味著年輕人贍養老人壓力的加大,在很多一二線城市,一對夫妻奉養四個老人的事情已不再是新聞。在我國,因為人口分佈和經濟發展的地區性不平衡,導致了養老保險的發放、支取存在著地域性差異,如何進行更宏觀的管控,保證相對的養老公平就成了中央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8年6月13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決定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均衡地區間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負擔,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

此次《通知》的主要內容是在現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基礎上,建立養老保險中央調劑基金,對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進行適度調劑,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髮放。屆時,中央原本的養老基金補助會繼續執行,企業和個人也不需要在現行社保費率基礎上繳納更多的錢。

總而言之,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既保證了人們的現有利益,也會極大的彌補一些省份現有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

差異化可以彌補,缺口可以填平,但是這次政策實施的背後,卻凸顯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紅利在逐漸消失的尷尬。

老齡人口比例的逐漸上升,要彌補的措施只能是新生育人口的增加。但是當國家二胎政策出臺之時,有相關調查數據顯示,育齡夫婦的生育意願僅為13%。二胎政策確實會緩解年輕人退休之後的養老壓力,但是生育和撫養成本的加劇,讓本身壓力山大的年輕人們對生育第二胎望而卻步。

在一些超一線城市,丁克家庭已經悄然出現。讓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頭疼不已的“少子化”現象,或許也將登陸中國社會。

面對日趨嚴重的老齡化現象,我們該如何應對呢?

第一是建立老年醫療健康保險制度,逐步實現健康老齡化。

與年輕人口相比,老年人存在著身體素質較差,容易患病的情況。為老年人提供基本醫療保險,滿足他們的基本醫療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為疾病導致個人及家庭經濟危機。在建立面向整個人群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有必要對老年人制定有關政策,以保障老年人醫療的基本需求。

第二是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

和歐洲很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退休年齡普遍較低。老年人退休後隱性就業的情況很普遍。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齡後可以讓他們自行選擇繼續工作還是退休,這樣做不光可以合理利用人力資源,變隱性就業為顯性就業既不新增就業壓力,又能客觀反映我國從業人員結構及就業狀況。另外還能讓老年人們老有所為,於健康有益。

第三是大力發展老齡產業,開拓老年消費市場。

我國目前的老齡產業還無法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很多服務產品開發處在匱乏和缺失狀態,這背後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可挖。對此,政府部門應當從多方面創造條件支持老齡產業發展,包括給予政策扶持,這於老年人本身、於社會經濟發展都是非常有好處的。

當然,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是存在差異性的,上述措施,我們可以在超一線和一線城市率先推行,再擴大到全國範圍,這也是可行的方法。

中國老齡化已經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但是積極應對,循序漸進的推行新的政策,越來越多的人口將會享受我們的改革福利,區域發展更加均衡,人民生活越來越好,“老齡化”將只能成為機遇,而非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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