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就盼着春节早点结束。
因为，我要继续工作！
这不是玩笑，而确是部分高收入人士的心声。举两个后台粉丝的真实例子：上海，高管马大姐整个春节忙得不可开交，孙儿恰逢年初一出生，有钱也请不到保姆的她盼着早日上班。北京，投资经理冯小姐也有类似的心情，过年了，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走了，突然觉得生活极其不便。
高端人才，作为一个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他们的生活并非真的不能自理，而是他们有消费能力，有被服务的需求，而且这个需求在一线城市相当巨大。
问题来了，谁来满足？
答案：低学历务工者，作为一个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正好形成互补。
为什么是他？
原因一，劳动分工。若一个地方社会分工效应愈强，低技能劳动者愈会从高技能人才密集之处获得好处。如广州CBD的高档写字楼遍布高级白领，随之需要保安、清洁、餐饮服务等人员。
原因二，消费外部性。收入高的人群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其中就包括下馆子、请保姆等。这些服务人员多为低学历务工者。
02
2018年2月28日，春节后一周，服务行业岗位短缺。用工需求增长拉升岗位薪资上涨，数据显示：以快递员、销售、按摩师为主，部分服务岗位的薪资涨幅超30%。整体用工招聘数涨幅同比上涨56.9%，其中快递员、普工、销售、客服的需求较其他岗位更大。
物流仓储、销售、百货零售、交通服务、餐饮、保洁保安等服务行业求职简历增幅分别达到110.39%、106.96%、103.24%、96.27%、91.38%和79.93%，服务岗位求职量翻倍增长。
举个例子：北京保姆的求职者期望薪资为6424元，而企业愿意支付薪资为8617元，比求职者期望值高出34.14%。服务行业的薪资水平比其他蓝领岗位高20%以上。
按道理，低学历务工者应该在一线城市上演一出逆袭的大戏。因为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密集所带来的需求是可观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03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早已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通过户籍制度、积分制度可将大部分低学历务工者拒之门外。
有趣的是17年中国二线城市打响人才争夺战。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以房留人的政策。武汉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计划5年内留住100万名大学生。长沙则推出了毕业生购房补贴政策，对新落户并在长沙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生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以租房和生活补贴、首次购房补贴。但以上这些显然和低学历务工者没有关系。
一二线城市都把目光聚焦在高技能劳动力，而忽略了低技能劳动力，一旦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减少，劳动成本和服务价格将上升。这样将导致企业减少雇佣低学历务工者，间接将部分后勤事务交还给高学历人才。生活中同理，因为服务价格上升间接导致消费价格上升，那白领就少些出去吃饭消费呗，或者改成在家做饭，生活本可以花钱请他人打理，但实际却要自己操刀，最终高端人才的劳动生产率就下降了。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发展。
既然如此，为何大城市依然一意孤行？
04
有人说：不吸纳低学历劳动者是为了限制人口。不限制人口将导致大城市更加拥堵，各类污染更加严重，最终阻碍城市发展。这个锅谁来背？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
且来看看国际城市是怎样做的？
巴黎、东京的道路十分密集，而拥堵、污染等情况却远没有北京严重。因此我们是否可猜想：如果规划得足够精细，人多并不是问题。
如拥堵问题。当路面变窄而路的数量增多，某条路堵了，可以有更多路径选择绕行；而交叉路口越多，人流就越密集，小商铺遍布时，人们消费也会愈来愈多；当小店铺增多，人们生活更便利时，相对也就不需要高频的长距离通勤了，最终缓解交通堵塞。
远的不说，2017世界城市人口排名中东京以4200万人口夺得第一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圈以东京市区为中心，半径70公里范围内，以占日本3.5%的国土面积，承载着日本三分之一人口，贡献了日本三分之一的GDP。
我们是否可转变思路：
在细化合理布的局下，城市可容纳更多人口。当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达到互补时，高密度人口反而可刺激经济，更利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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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线城市不再一味地控制人口，不再只重视高学历人才。当劳动力结构是高学历与低学历1:1的均衡组合时，劳动及服务成本将下降，城市配套服务将日益完善。
如此一来，高端人才将有更多的时间可支配，从而提高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低学历务工者也因政策的开放而获得城市相应的公共服务，继而安居乐业。
这样良性循环，有望提高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吸纳更多国际人才，为大城市的经济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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