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曹丕代漢，因其武功不足、漢室未絕，其受禪之舉存在先天不足，正應和了趙翼所說的“古來只有徵誅、禪讓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為彌補這些缺陷，曹丕帳下的謀士進行了極為詳細複雜的“理論建設”，這一點從百官的勸進表、漢獻帝的禪位詔書便可管窺蠡測。等到華歆、王朗“陳天命人事”時，漢魏禪代的理論已臻成熟，自然不會被一篇《正義》所駁倒。《三國演義》中借王朗之口，將曹丕稱帝的合法性來源總結為“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其中立論，更詳者可見華歆的《請受禪上言》：
“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於天時，民言協於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
華歆筆桿子可是一流
這一段的核心，在於“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其意與“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相仿。華歆之文，可以視為為“理論基礎”，而王朗致許靖的三封書信，則又為勸降的名篇。在敘述這三封書信之前，需要先講一講許靖。許靖在《三國演義》中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但其地位之高，僅這兩件事便有分說：一是益州眾臣勸劉備進漢中王時，許靖名列第二；在勸劉備稱帝時，許靖更在百官聯名中位列第一。
重用許靖,以眩遠近
許靖何德何能，能凌駕於諸葛亮、法正、關羽等人之上？這源於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東漢末年，士人清議之風極盛，名士的點評幾乎可以決定被點評者的仕途未來，而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許靖與弟許劭組織的月旦評——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出於二許之口。劉備稱帝后，許靖位列蜀漢三公，任司徒一職；王朗亦位列曹魏三公，初為司空，後為司徒，因此，王朗將“攻心”的重點放在許靖身上也便不奇怪了。
我們都是有身份證的人
三國時期的書札向來為歷朝之精品。這一番“魏蜀兩司徒”之間的信件雖有政治意圖於其中，但讀起來依然頗多動人之筆，茲摘錄如下：
“……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於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廿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回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
“……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敕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其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王朗出名，卻是因為一場小說裡的烏龍
王朗之文，樸實無華而感人肺腑，將勸其降魏的政治訴求隱含在“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之中，如撒鹽入水，不見刀兵而尤勝於刀兵。其中“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一句，將漢魏禪代描述成了百年不遇的勝事，“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又給足了許靖臺階，意圖在保全其士人名譽的基礎上，勸其“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
你認為許靖真是受我主重用？幼稚！
《三國演義》中虛構諸葛亮北伐時與王朗舌戰，除了王朗逝世與諸葛亮一出祁山的年份相同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王朗的文章在當時的確罕有匹敵者。三封與許靖書能見王朗用筆之真切，但王朗寫官文亦是一把好手。曹丕曾立受禪碑以記錄《受禪表》及《公卿將軍上尊號奏》，此碑系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故有“文表絕、書法絕、鐫刻絕”之謂，故又稱“三絕碑”。王朗之言曹丕受禪，其文華麗如此：
《受禪表》：“……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氏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於再，至於三。於是群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三國殺》中的王朗
《受禪表》雖非寫給諸葛亮的書札，但可以視為曹丕代漢合法性的“總論”；而王朗的三封與許靖書，不妨可看成是其“分論”。兩者之間，自有浪後波紋、雨後霢霂之妙。從文采、立論而言，諸葛亮的《正論》均不能及，然而這場舌戰以諸葛亮取勝而告終，則源於魏蜀雙方的戰略目的並不在一條水平線上。曹丕命華歆、王朗等人致書蜀漢君臣，進則意圖令其舉國稱藩；退則意圖策反蜀漢重臣，但這兩個目標都沒有實現。非但沒有實現，諸葛亮先於建興六年（228年）舉兵北伐，孫權後於黃武八年（229年）稱帝改元，曹魏羈縻吳蜀的夢想由此化為夢幻泡影。
曹丕註定統一不了天下，因為命太短
諸葛亮與華歆、王朗等人的舌戰長存於書信之中，亦稱得上是文壇快事。《三國演義》以諸葛亮罵死王朗一段取代這一樁舌戰，也算是為此間的故事做一番紀念了。關於諸葛亮的舌戰之事，舌戰群儒、罵死王朗為假，遙寄《正議》舌戰曹魏為真，小說與歷史各盡其妙。真正的三國史，其鬥爭遠遠不只是刀光劍影、金戈鐵馬這麼簡單，《三國演義》單純地“帝蜀寇魏”，自然不需要將歷史複雜的一面盡數表達出來。所以論文章言辭，《三國演義》中之語遜色《正議》多矣；但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來看，舌戰群儒、罵死王朗的故事，又遠較《正議》聞名了。
歷史上的諸葛亮，更加複雜
針對於諸葛亮的口才，毛宗崗在評《三國演義》時有一言極為精闢：“若臥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的確，諸葛亮若僅以文章立身，不過是三國時代眾多文人中的一個——毛宗崗以蔡邕、楊修喻諸葛亮，或許還算高看。而事實上王朗經學大家、著作等身，卻不及諸葛亮“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談及於此雲“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諸葛亮與王朗之間的差距，早已不是文字所能拉近的了。
《出師表》，贏得不是文采
這三次或真或假的舌戰，除去“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口號之外，或許以劉鹹滎撰於武侯詞的對聯概括最為恰當：
合祖孫父子兄弟君臣，輔翼在人綱，百代存亡爭正統；
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艱難留廟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武侯祠中，太多名聯
三國最終一統於晉，諸葛亮也於北伐中星落五丈原。而箇中是非功過，又有誰能定論？可謂知孔明者，其惟三國乎？罪孔明者，其惟三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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