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我的童年和宋濂的幼时很相似。
童年受母亲影响喜读书，那时家贫，鲜有钱买书，但是妈妈有办法，她和我们那里初中的几个老师交好，这几个老师都是大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家中富有藏书，母亲就借来读。那些书有《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探案集》《故希腊神话故事》等。虽然我们家贫，有的时候连二分钱的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但是母亲却不以为意，依然借书买书躺炕上看书，因为她看重的是精神食粮。她对此也有反击，说骂她那些农村老娘们懂什么。可是当我们的邻居指出说你不是农村老娘们吗？母亲就红了脸说我当然不是，我是从青岛精简下放来的。
母亲躺在炕上看书，我就倚在她身后看。虽然我从糊在墙上的报纸上学了很多字，但是毕竟认识的不够多，阅读速度很慢，母亲读出了兴头从不迁就我，每每我读了半页她已经翻篇了。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像宙斯、阿波罗、维纳斯、福尔摩斯一类的大神或人物，这在我们那时的村子里不管大人或是小孩应该是没几个知道的。母亲看书也买书，虽然家里很穷，可她不能永远的去人家借书。那时一本书应该是几毛钱，要是一套的话就得上块或者是几块了，但是她买书不吝啬。我记得像《永宁碑》《林海雪原》《奇特的一生》等书我们家都有。供销社来新书了，营业员都招呼我母亲去看。母亲看书、买书的行为大大影响了我。我那时的举止就不太像农村的孩子，虽然穿的很破烂，但是有了一点钱，去供销社不买吃的，专去书柜看有没有好的小人书。不带彩色的七分钱一本，彩色的要一毛二。如果我攒够了一毛二，买了一本彩色的小画书，我先不看，打开书，闻书里的油墨香味。那时一种怎样的香味啊，至今都令我神往。其实我也不是不知道糖块甜、果子香，但是我想，吃的一下子就吃完了就没有了，而书看完了还可以再看，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和别人互相借看。这岂不是一举多得。当时饭都不吃就抱着读，母亲喊我吃饭我都听不见，父亲说，这孩子魂被勾走了。
就这样我从学前到初中，读了很多的书，但是大部分还是小人书。虽说文学底子没打下多少，倒是懂了很多，所以小伙伴们都喜欢听我讲故事。洗完澡后的沙滩、村头的柳林，甚至是演野场电影前等天黑，几个人躲在谁家的大草囤子里听我讲。我读书一般不在人多的地方，那里总有人打扰，享受不完整。一般是躲在苞米仓子里，或者是家后面菜园子里的黄瓜架下。我徜徉在书的世界里，任想象的翅膀在那里翱翔，这样可以远离我眼前的世界――家里成分不好，出门有时被比我大的人撵着骂小地主，吃得不好，穿得也较差，这些都是村里人笑话我们的原料，而书里的世界又是那样的美妙，我怎能不喜爱它呢。
以后我迷恋上了画画，书读得就相对少了。等到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对书的迷恋依然不减，我每个月都拿出一二百元到书店去买书，但是书买回来，我不再打开去闻油墨味了，并且有的书只看了一部分就撂下了，还有的只翻了几页就搁置起来了。就像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说的那样：“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灰丝时蒙卷轴。”这是我的悲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有一本著作叫《低智商社会》。他在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而在这少得可怜的0.7本里面，也可能包括青少年学生们最钟爱的教辅书籍，或者还有那些大行其道的励志书籍、商（官）场秘籍。
以我自己来看，我们的心真是太浮躁了，竟然不能静下心来看会儿书。书里或许没有黄金屋、颜如玉，但是那里有名人大家的思想，我们人类正是品味着这些才一路走到了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是要人人进步，民族整体前进的，我们只有读书充实了自己，才会使自己不掉队，不拉民族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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