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會在乎旁人的誤解，也不會在乎有世俗的偏見，因為他的內心就是一個完美的世界。一個人內心的豐富，足以彌補物質的匱乏。一個內心強大的人，多半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而真正有思想的人，必然是內心強大的人。
有思想的人不會因異見而焦慮
真正有思想的人，有一種特別的開放意識與開放心態，對於任何不同的聲音，他能竭盡全力地認真聽取，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同時又對自己相信的東西始終保持一份警惕。因此，他不會拒絕去聽一聽、想一想不同的聲音。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內心足夠強大，他不會一聽到不同的聲音就焦慮不安，不會立即改變自己的想法，而是會用邏輯、常識、常理、直覺、經驗及科學的方法再檢驗一次。
信念的內核是什麼？就是你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你怎樣看待這個世界，你怎樣認識人生，你怎樣看待幸福與意義——這裡不一定有什麼絕對的正確與錯誤，但是，一定是自洽的。在這裡，你的思想信念與你的生命感受、生活經驗，你的知識結構、理性認識，你在社會中擔當的角色，不會在邏輯上、生活經驗與理性認識中產生衝突與分裂，你所做的事不會與你所說的話互相矛盾。
有思想的人通常是不合群的
真正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就是這樣一個辨別是非、善惡和美醜的個體。而由一個個社會良心所組成的群體，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體”，也就是世俗所說的合群。
若想具備獨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需要培養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逐漸成型的，但這往往導致他們被社會貼上“標新立異”“唯恐天下不亂”的標籤，甚至被稱為“神經病”。或許他們並不會有任何反抗社會的行為，而是選擇保持沉默，而偏執的沉默往往導致他們逐漸被邊緣化。
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很多在昨天看起來還危險的思想，在今天卻變成了常識。觀念的種子有著無窮的力量，先知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是不同尋常的，他們的思想終將會影響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和倫理觀，還會影響那些“正常人”群體的思想地位。一個只為了工資和大米飯炒蒜薹而奔波的人，是無法理解和突破高尚情懷的，同理，一個總是被房貸和孩子教育補課費乃至鉅額醫療開支所累的家庭，也是很難培養出大愛、博愛等觀點的。殊不知，宏觀來看，在富貴人眼裡，這種小家庭很容易被人以螻蟻之命所定位。而那些努力追求合群的人，終其一生的結局，用所謂奮鬥和血淚拼搏，有的甚至出賣自尊、良知等道德底線，才換來最基本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而積累的財富和剩餘價值，總是不知不覺被各種收割搜刮殆盡（諸如：通脹、房價、醫療，上學給老師的各類補課費、紅包等）。幾十年後的生命終結，基本上無人知曉，影響力可以看做為零。
我們發現，在歷史長河中，所謂偏執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這個社會的清醒者，是現實問題的第一反思者。那個率先抨擊“贖罪券”的馬丁·路德，至今被主流天主教視為異端，卻將基督的精神重新高舉，使新教精神廣泛；那個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生活乏味得令詩人們嗤之以鼻，卻開創了幾乎所有的現代哲學流派；那個以“保守自由”為己任的英國人柏克，因為猛烈抨擊法國大*革命成為“舊秩序的辯護人”，卻精準預言了革*命的血腥和隨之而來的專*制……
幾乎所有偉大的思想者，都遭受過社會的偏見和不公正待遇。然而，正是這樣一群不合群的人，用他們自己的模式，引導社會朝著正確的方向行走。
叔本華曾說，讀者大眾的愚蠢和反常往往超出想象，因為他們總是將各個時代、各個民族保存下來的出類拔萃的、鳳毛麟角的思想放著不讀，卻一門心思地去讀那些庸俗不堪的劣質書、有毒的書。他說出了一個事實：那些有思想的人必然面臨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排斥——思想者的志業，天生就是不合群的。
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被譽為“價值五個諾貝爾獎的大腦”，在朝聖山學院，他大聲斥責在座的經濟學大師們：“你們都是國家主義者！”而事實逐漸證明，他是那個時代唯一正確的人，他的思想在一個世紀之後仍然無人企及。
一些知識分子為了保持獨立，刻意遠離喧囂的社交：弗朗西斯·福山這位新保守主義的代表者，在發表《歷史的終結》之後成為眾矢之的；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後，他又被視為“野心極大的哲學家”。當國內媒體要他評價某大學的某教授時，他直言不諱地說：“他是一個白痴。”
有思想的人崇尚獨立的人格與尊嚴
這些思想者用自己的意志、豐富、客觀等元素表達著自己的存在，他們孤獨卻不寂寞，因為有著高遠，足以讓他們的時間變得生動不乏味。只是他們的情懷不是稻梁之謀，而是面對“ 人之情多矯，世之俗多偽”的現實，把自己昇華為另一種格局：“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因此，追求著詩和遠方的他們，總是藐視著眼前的苟且，正因為如此，也容易被人誤解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注：東漢時有一少年名叫陳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幹大事業。一天，其友薛勤來訪，見他獨居的院內齷齪不堪，便對他說：“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他答道“大丈夫處世，當掃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反問道：“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個陳藩，字仲舉，後來成為漢朝名臣，與竇武、劉淑合稱“三君”。）
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
我們知道，正是這種獨立的人格與尊嚴，才使得他們如此特立獨行。他們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與判斷力，對社會提出一種屈原式的“弱者表達式”的絕唱。他們“拯救”了很多人的思想與認知，但他們因此註定被社會離棄。因為每個人觀察事物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不盡相同，而能夠達到最優的，永遠只是極少數人。因此，在帕累託那裡，精英領導“多數人的遊戲”，就成了人類社會反覆上演的劇本。
印度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泰戈爾說：“我最後的祝福，要留給那些知道我並不完美、卻依然愛的人”，這句話是獻給他自己，也是獻給同類。正是這樣一群“神經病”，承擔著社會良心的功能，才使得這個世界不至於完全崩塌。他們付出了所有的年華與生命，在生命的年輪上或許只有“榮譽”二字能夠對他們的孤獨予以安慰，對他們的價值予以承認。
所有愛自由的人們，所有選擇與思想為伴的人們，無論世人如何排擠，你們怎能茫然地屈服於他們，認為自己就是錯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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