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明朝一建國就面臨著種種矛盾。朱元璋開國，還算開明，主張與民生息，社會初安，經濟也有發展。但他去世不久，燕王便造了反，此後定鼎北京，又面臨北方蒙古族殘餘勢力的不斷內侵加上倭寇騷擾，農民起義，即使在明前期社會也並不太平。明朝對文人實行高壓政策，以程朱理學為統治思想，文人是很難抒發政見的。從太祖朱元璋開始便採取嚴刑濫殺，胡惟庸一案，即輾轉株連死者三萬餘人，大將藍玉案死一萬五千餘人。文人只能作八股，稍觸禁忌即遭飛禍，出現不少文字獄。在此情況下，不少文人胸懷大志而無處施展，又不願與世俗權貴同流合汙乃以琴棋書畫表達志向。而飲茶與這諸種雅事便很好地融合了。明初茶人大多飽學之士，其志並不在茶，而常以茶雅志，別有一番懷抱。其突出代表是朱權和號稱“吳中四傑”的唐寅、文徵明等。
朱權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神姿秀朗，慧心敏悟，精於史學，旁通釋老。年十四封寧王，十二就潘大寧，智略宏遠，曾威鎮北荒。為靖難功臣，後與永樂帝漸有隙，受誹謗查無實據，後隱居南方，深自韜晦。於是託志釋道，以茶明志。他說：“凡鸞儔鶴侶，騷人羽客，皆能去絕塵境，棲神物外，不伍於世流，不汙於時俗，或會於泉石之間，或處於松林之下，或對皓月清風，或坐明宙淨牖，乃與客清談款話，探虛玄而參造化，清心神而出塵表。”可見，其飲茶並非只在茶本身，而是“棲神物外”、表達志向的一種方式。
朱權曾作《茶譜》，對除團茶後新的品飲方法和茶具都進行了改造。又經盛顒、顧元慶等人的多次改進，形成了一套簡易新穎的烹飲方法，明人飲茶一要焚香，既為淨化空氣，也是淨化精神表示通靈天地的意願。二是備器。朱權仿煉丹神鼎做茶爐。而以滕包紮，盛顒改用竹包，惠山竹爐又稱苦節君，含逆境守節之意。然後是煮水、碾茶，將茶放在碗中點泡，以茶筅打擊，這種點茶法較宋代簡易，後來又加入茉莉蓓蕾，以蒸騰溫潤的茶氣催花展放，食其味，嗅其香，觀其美。由於毛茶法的出現頗為人喜愛，但茶中直接放果實易奪茶味，故朱權等將點茶法與毛茶法結合，飲茶同時又設果品。茶人每於山間或林泉之下，烹茶食果，得佳趣，破鬱悶。
所謂吳中四傑，即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徐禎卿。這幾個都是才高而不得志的大文人，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又都愛飲茶。所以，文徵明、唐伯虎皆有多幅茶畫流行於世。
文徵明為明代山水畫宗師，他的茶畫有《惠山茶會記》、《陸羽烹茶圖》、《品茶圖》等。唐寅的茶畫傳世的有《烹茶畫卷》、《品茶圖》、《琴士圖卷》、《事茗圖》等。這些畫的共同特點，都是能契合自然。或於山間清泉之側鳴琴烹茶，泉聲、風聲、煮茶聲與畫家的心聲融為一體；或於古亭相聚品茗，友人述說衷腸；或於江畔品飲，望江水滔滔……大多是天然景色。偶爾也反映室內茶情況，但比較少，正如朱權在《茶譜》中所說：“茶之為物助詩興而云山頓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陪清談而萬象驚塞。”涵虛子為《茶譜》作序說得更明白：“吾嘗舉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水，自謂與天語而擴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練之功，得非遊心於茶灶，又將有神於修養之道矣！”
這期間，茶人著述亦甚豐。除朱權外，顧元慶亦作《茶譜》，田藝衡有《煮茶小品》，徐獻忠有《水品全秩》。這些著作，既是對自陸羽著《茶經》以來歷代茶學的總結，也多方面反映了明前期茶文化發展情形。
這一時期為時不長，但在中國茶文化史上非常重要，它不僅是辭舊開新的階段，更重要的是集中體現了中國士人茶文化的特點，反映了茶人清節勵志的積極精神，儘管茶人的抱負不可能實現，但總是表達了自己的願望。不用說詩、文及茶畫，即便是飲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詞句命名。竹茶爐叫“苦節君”：盛茶具的都籃叫做“苦節君行省”；培茶的籠子稱做“建城”；貯水的瓶子叫做“雲屯”，意謂將天地雲霞貯於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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