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尺度(精选文章分享)

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历史研究的时间特征无处不在。历史研究与时间的关系,如同地理学与空间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离的。

运用“时间尺度”是历史学作为时间科学的具体体现之一。时间尺度是指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研究对象时采用的时间度量工具或方法。在有些情况下,一定的时间尺度还可以成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评判的依据。

历史研究需要“时间尺度”这个工具,首先是因为研究对象都有一定的存在和运动期,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其次,历史社会的内容丰富多样,这些历史事实的存在和运动具有不同的时间节律。因此,研究者不能满足于用单一的、线性的时间观念来分析各个研究对象,而应当用差别化的时间尺度去对待。

历史学中的时间尺度是多样的。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历史上存在着千年、万年的长周期,也有以时、日为单位的短期节律。19世纪,经济危机大概8—10年就爆发一次。经济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节律和周期,比如物价和工资的波动。这就需要用相应的时间尺度去理解它们的运动态势。康德拉捷也夫周期则以50年为期,分析经济形势的变动。研究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迁的关系,一个世纪的时间尺度可能还显得太短,需要使用千年甚至万年的时间尺度。相比之下,表现为短促节律的事情更是经常发生。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说法,政治史的事件就只能算转瞬即逝的历史了。政变虽然不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它总是来得突然,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个过程。所以说,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时间的多重性。

马克·布洛赫最先注意到历史学的时间尺度问题,他认为,社会运动结构的节奏或快或慢,存在着“漫长的代与短促的代”,历史学“应该有符合历史节奏之变化的时间尺度”。他还认为,最准确的时间划分并非必然是日、年这种最小的单位,“真正的精确在于每次都依据考察对象的本质。因为每种对象都有其特别的测量尺度”。对于社会、经济、信仰和心态行为这样的结构演变,精细的时间测量法是不合适的。

布罗代尔对时间尺度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时间“是一种尺度”,研究政治史与经济社会史适用不同的时间尺度,“在以往的政治史学家看来,一天、一年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时间是许多天的总和。但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流通分析都要求更加宽广的尺度”,“历史学家肯定拥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尺度,按照崭新的方位标及其曲线和节奏定位,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

布罗代尔找到了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这就是他关于时段划分的理论:历史事件像大海上的浪花,转瞬即逝;社会像暗流一样掀动着表面的生活;而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则缓慢地流动。相应地,他发明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地理时间,即长时段;社会时间,即中时段;事件时间,即短时段。这一时段划分理论第一次揭示了历史存在多种时间尺度,历史研究需要运用不同的时间尺度。

历史学家注意到时间的尺度,是与历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新史学兴起,历史研究从以政治史为主发展到以经济社会史为重点。这就要求研究者从对短时段历史的关注,转向对具有长期趋向的历史进程的观察。从马克·布洛赫到费尔南·布罗代尔、米歇尔·伏维尔、雅克·勒高夫,法国年鉴学派的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关注历史的时段,与他们对社会经济史的厚爱有关。

人们头脑中时间观念的变化,也有助于拓展更多的、新的历史研究领域。“长时段”的方法使得原先无法在“短时段”架构内进行观察而被忽视的历史题材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心态史是年鉴学派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应用长时段方法的“优势领域”。比如,在家庭史、爱情史、对儿童的态度史、对死亡的态度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中,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很难看到明显变化,它们的演变极为缓慢和隐蔽,往往要经历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变迁。由于有了长时段这一时间尺度,心态史领域一度成为历史学的新增长点。

近几年来,历史学者对生态环境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它也是需要用较长时间尺度才能进行适当分析的领域。如果把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的活动,工业化无疑会成为历史学者追溯全球气候变暖史的起点,因为只有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才可能排放出足以让全球气温持续升高的二氧化碳。这样,要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至少需要跨越两个半世纪。

运用不同的时间尺度,不仅仅因为研究对象存在或快或慢的运动节奏,而且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时间尺度具有解释历史现象的功能。

以全球气候变暖来说,以一万年的时间尺度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与以世纪为研究尺度所作出的解释,两者可能是迥然不同的。荷兰人萨洛蒙·克罗宁博格在《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地球》一书中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这与上述把气候变暖归因于人类活动的通常看法迥然不同,秘密在于他使用了万年这一时间尺度。他认为,我们一直在用人类的尺度,而不是用大自然自身的尺度衡量大自然,气候变暖不过是大自然长周期循环中出现的“一丝波纹”,与人类本身的活动无关。

克罗宁博格撇清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不过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采用的万年尺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极具启发意义。他的研究表明,时间尺度不仅仅是一种度量工具,也可以成为历史解释的一个因素和一种视野。

时间尺度还可以影响我们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的态度。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方面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评价。在经济增长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因其生产力迅速发展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这些成就都是与效率、速度,归根结底,是与时间相联系的。在这里,时间尺度越短,越是体现出工业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和进步性,从而获得积极的评价。

不过,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代价。时间尺度提醒人类,这样的代价很高,比如,化石燃料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开采,不可再生资源过快地消耗,意味着当前的这种增长速度不可持久。如果用未来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种增长速度就成了一个问题。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是这样,比如,放射性废料要冷却到周围环境的温度,可能需要长达5000年。在某种程度上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核技术取得的成就,是以人类要担惊受怕5000年为代价的。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有害,大概不是用10年、20年就可以判断的,有些后果或许要经历数代人以后,才可能为我们所感知。如果评判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需要较大的时间尺度,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怀疑一些人仅仅根据“眼前”这一时间尺度得出的安全性。

时间尺度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学作为时间科学的特性,它依据历史事物本身,但它更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工具、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视野,应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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