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和藝術生意

飲食男女和藝術生意

在中國宋莊,生活著將近兩萬名藝術家,他們從事的藝術門類包羅萬象。

精神力量是宋莊藝術家們最被高估的品質,生存壓力則是他們最被低估的東西。

在中國宋莊,生活著將近兩萬名藝術家。他們從事的藝術門類包羅萬象,其中以繪畫居多,宋莊也因此以“畫家村”知名。熟悉此地的人通常會在這時糾正:畫家村主要指的是小堡(pu)村,而宋莊是個鎮。與此相應的另一句更具官方色彩的話是:宋莊是中國的,小堡是世界的。

基層幹部為生計謀

宋莊鎮隸屬於北京市通州區,與徐辛莊鎮合併之後,轄域面積變成了現在的115平方公里。這個數字與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5平方公里相差無幾。不僅面積相近,在地理位置上,宋莊鎮也緊鄰副中心。小堡畫家村與即將投入使用的副中心行政辦公區直線距離僅有區區4公里。

官方披露的數據顯示:2016年,小堡村上繳國地兩稅9630萬元,人均收入6萬元。同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為9萬元,全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元。

而在1993年,小堡村村委書記崔大柏根本想不到這彈丸之地會化作今日盛況,這位黨的基層幹部彼時正在為如何帶領村民致富而尋方問道。和那個年代有生意頭腦又關注時勢走向的能人一樣,他已經深深地意識到一個真相:與工業生產相比,“土裡刨食”無法迅速帶來商業收益,而村民們最寶貴的商業資源就是他們守著的大片集體土地。

土地可以租給個體工商戶,工業大院由此聚集。但這仍然不符合崔書記對於未來的想象,這個村莊需要的不只是物質財富,還有精神力量。比如知識、思想、文化素質。

畫家群體,似乎符合“精神力量”這個標準。

關於畫家是如何在小堡村聚集起來的,一直流傳著不同版本。有的說是畫家自己找來的,有的說是村裡請來的……這些說法並不準確。

按照官方說法,當年一位通州籍的藝術家目睹圓明園藝術區被強行遣散,遂四處打聽,希望給這群被視作不穩定分子的畫家朋友們找個落腳之地。正好他的一位親戚是小堡村人士,家中閒置有破落小院一座,這親戚聽聞竟有人願出錢,欣然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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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第一批畫家落腳小堡村。對於畫家而言,小堡也有得天獨厚的吸引力——遠離市井喧囂五十公里以外,院落雖破敗不堪但租金十分便宜,院子較周邊村落更為寬敞。村民和畫家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我們知道,在中國,外來人口要在一個農村裡成群生活,僅憑呼朋引伴並不足夠,關鍵在於基層組織的態度。

如果畫家的選擇僅是火種,那麼崔書記的態度,則是小堡村最終演變為畫家村的爐膛。多年以後回看,小堡村在經濟發展上一直不落人後,也正出於這位基層領導人出色的商業頭腦和開明的經營策略。

畫家群體常被視作異類,但不少人有大學學歷,這個細節讓崔書記很快就作出了“接納”的決定。就這樣,大面積的集體土地被以一紙協議長租給個體工商戶,小面積的宅基地和房產則允許村民或租或賣給了藝術家。

這種盤活土地的思路,今天看來不足為奇,可是在當日,卻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種帶有“犯上”意味的勇氣。大概由於小堡村地處偏遠,與河北省僅一河之隔。也大概由於這位黨的基層幹部為生計謀,本能地劃定了符合村民利益的標準。

產權不清惹的禍

小堡村的藝術生意不脛而走。

不少有經濟實力的畫家更是以買代租,一紙契約買斷了村民的房產。這種情況在小堡村非常普遍,在當時看來兩廂情願的生意,卻埋下了十年後雙方對簿公堂的種子。

顯然,一切都是因為利益。

自2006年起,購買村民房屋的10多戶藝術家被陸續起訴,村民以買賣合同無效為由,要求收回曾經售出的房屋及院落。這其中最典型的訴訟是“李玉蘭購房案”,法院在審理案件後於2009年作出了判決,這份判決即便在司法流程已相對成熟的今天來看,依舊體現了當年的司法機關高超而精妙的處理手段。

判決可視作三部分:第一部分,判決雙方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村民返還李玉蘭9.4萬餘元;第二部分,李玉蘭騰退房屋,還給村民;第三部分,也是最關鍵的部分,認定村民為導致協議無效的主要責任方,按七三開承擔責任。隨後經過評估,房屋現價為26.47萬元,依此價格的70%計算,確定村民向李玉蘭賠償18.5萬元。共計向李玉蘭支付約28萬元。

這份判決的精妙之處在於,既維護了現行法律禁止農村宅基地與房產自由轉賣的條文,又考慮了房地產升值的現狀,將歷史遺留問題放在當下現實中進行了平衡。如此一來,村民們若想違背十年前的契約就需要掂量一番,因為不僅要返還購房者當初的房款,還要按照現在的價格再加一筆錢。很多村民拿不出這筆錢,自然就不了了之。

歸根結底,乃是由於我們國家對於土地產權的嚴格控制。眾所周知,中國的土地分為國有與集體所有。所謂國有,就是國家的土地,通常在房地產招拍掛中賣出天價的土地,即屬此類;所謂集體所有,就是自然村莊佔有的土地,其中包括了農民蓋房的宅基地。此類土地不允許面向社會公開售賣。

這種產權制度的初衷是確保國家佔有充足的生產資料,同時讓為數眾多的農村人口有條件地佔有他們世代居住在此的生產資料。藝術家們當初在宋莊的房產買賣大多出於一種樸素的買房置地意願,加之價格不高,買了也就買了。可是房地產在過去這二十年火速升溫,原本價值十萬元的院落如今翻了好幾倍,以及有可能存在的拆遷補償,都讓村民產生了反悔的動機,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這種買賣行為本身就不受法律保護。

若是農村集體行為,還有集體的信用作為保障,比如全國規模最大的集體產權小區、同樣坐落於通州區的北京太玉園,儘管買房者也知道不受法律保護,但那是村集體的售賣行為。可若是從村民個人手中購得,情況就複雜多了。我們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個人行為更容易也更便於動搖。

更多的衝突

藝術家們在小堡的牧歌田園生活,就此鬧的沸沸揚揚。十年前受到行政力量驅趕的他們,此時又不得不面對經濟利益與制度未有涉足的灰色地帶。

最終,為了儘可能全面徹底地解決房產糾紛,崔大柏又開動了他那富有個人魅力的頭腦,在村莊範圍內重新組織規劃了一片區域,專門用於藝術家居住工作。今天的畫家村,也由北向南被分為三個特色鮮明的區域:藝術家聚集區,工業大院區,村民宅基地。

但個人的力量再強大,也無法徹底改變人性。畫家與宋莊的衝突,也絕不只限於房產糾紛。包括當初被崔大柏樂於接受的畫家們的“精神力量”,也在此後的多年間飽受質疑。

2018年5月的一天中午,畫家村最負盛名的藝術餐廳一條街“小堡南街”,此地也是小堡村委會所在地,發生了一件小事。在一家名為“圓味”藝術餐廳的門前,幾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打扮的客人用餐完畢,聚在一輛售賣櫻桃的平板車前朗聲談笑。販賣櫻桃的是一位本村老太,她緊張又急切地和客人攀談,希望做成一筆買賣。然而,客人卻並不著急,反而作勢要抓取一把櫻桃嚐嚐味道,老太只好死死護住。見狀,客人們反倒發現了新的樂趣,他們不斷作勢抓取櫻桃,老太屢屢上前護住,看到老太狼狽不堪的樣子,客人們哈哈大笑。

若非筆者親眼所見,斷不肯相信這是發生在中國北京宋莊這片藝術家園裡面的事情,倒更像是影視劇中所描繪的流氓無賴戲弄小攤販的可恥橋段。老太隨後的一句話也道出了這種違和感:“你們都是藝術家,怎麼能這樣呢?”

這實在是一種深深的誤解。

在很多人的眼裡,藝術家本該素質超然、不食人間煙火,可是他們轉臉就得為了房子、拆遷、利益而斯文掃地。如果說這樣的斯文掃地乃是由於制度使然,那麼另一個常人並未深入洞察卻普遍存在於所謂藝術人群身上的真相則是由粗鄙的人性使然:一些藝術家們在很多時候對自由懷有某種粗暴而自私的聯想,並由此時常陷入刻意破壞的個人行為中。也因之,不少打扮成藝術家樣子的人並不總是溫文爾雅,相反,他們被看似毫無來由的憤怒和玩世不恭所包圍。

飲食男女和藝術生意

宋莊若有糟糕的地方,則首推那些以藝術家之名行流氓無賴之實的大小事件了。這些事件,從1993年藝術家們來到宋莊直至今日,從未消弭。

最早的衝突即源於這種深深的誤解。村民認為奇裝異服的藝術家們群聚喧鬧,不是好人,根本就不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精神力量的人,藝術家們則快意恩仇,不受管教。當曲高和寡的藝術家們卸下作畫時的嫻靜聖潔,再借助二兩黃湯,肚子便餓了,村民的財產就要遭殃,比如家禽、莊稼。這樣的事情,即便在公開的報道中也並非罕見。

另一種衝突則是由於藝術家們更為出格的行為導致,有的藝術家當眾脫光了衣服展示身體,每逢宋莊舉辦藝術節就更是如此。客觀而言,裸露身體是一種自由,但是出於某種目的而在某些特定的時刻裸露,即便是以藝術的名義,也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最關鍵的是,藝術這種極度需要創新精神的領域內,裸露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若仍熱衷於此,實在讓人提不起興趣。

但是生活在宋莊的原住民們比外人更在意此類事件。由有關部門主抓、村裡的聯防隊負責協助的“管制行動”很快就來了,他們把這些“搗亂分子”抓了個遍。此類衝突也一度成了藝術行為的一部分。就像那些希望青史留名的人,故意激怒當局從而實現因言獲罪的“名聲”,這本身就充滿了虛妄的味道。

可疑的精神力量

藝術家有窮有富,人性有好有壞。但我們往往習慣於給人們貼上統一的標籤,認定藝術家都是純良之輩,這種先入為主的片面標籤,乃是種種誤會產生的根源。

一位名叫何路的藝術家自費出版了文集,裡面收錄了一部長篇小說和八首長詩。書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沒有書號,沒有出版商,售價為兩百元。

這本書如同一個隱喻,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生活在宋莊畫家村的藝術家的狀態。只有當你翻開這本書的時候,才會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這個群體的精神世界——充滿了對於“不公”“欺騙”“醜陋”等話題的描寫,可如前所述,這群人有時候也會做出同樣醜陋的事;處處流露出無力改變亦無法接受現實的消極情緒,既缺乏直達本質的批判,又充滿自以為是的軟弱;充斥著對男女性愛的毫無想象力的生硬表達,傳遞出並不高明的價值取向;最關鍵的是,通篇以自我為中心,全無對於客體世界的善意或愛意。

即使常人也能觀察到一個現象:一流的藝術家,在表達思想的時候並不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樣做除了表現自私之外並沒有任何令人共鳴之處。而一批知名藝術家和背後的商業機構對“玄學”的過度追求使得很多有志於從事藝術的人產生了誤解,認為藝術就是要標新立異、情緒鮮明、有話題性,最好叫人看不懂,並因此振振有詞,躲藏在不知所云的表象之下,假裝很有思想。

宋莊的很多所謂藝術家,皆屬此類。但這並不影響這個生態的運行,在頂層是少數幾個在國際上有知名度的當代藝術家,比如方力鈞、嶽敏君;中間是一些有商業渠道和人脈網絡的藝術從業者,最底層則是兩類人:一類是有藝術功底、以出售作品為生的年輕人,一類是欺世盜名的偽藝術家。這個生態的長期運行,使得所有這些人都有其生存空間。

作為官方機構,如何管理或服務這個生態成了小堡村的頭等大事。如果將畫家村的生態視作一種商業模式,則如同所有企業需要監管一樣,畫家村也需要管理運營部門。在村裡,這個部門就是藝術家促進會。

藝術家促進會的成立極大地改善了宋莊與藝術家的衝突狀態,雙方從以前的對立轉變為和解。藝術家們也派出了代表,積極參與促進會組織的各種活動,比如春節團拜會、小堡藝術產業升級座談會等等。

在座談會上,藝術家們也展露出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對於我們身處的這個商業時代和宋莊的整體形象而言,這一面實際上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一面。

比如藝術家代表們提出的訴求:希望有醫保;希望被懂藝術的人領導;希望畫家們作為畫家村裡最弱勢的一方受到應有的善待(畫家們認為在當地政府、村民、鄉鎮企業、畫家四個主要群體中,畫家是最弱勢的一方);不希望宋莊被商業化;不希望發展旅遊業;不希望私人美術場館沒有穩定的運營資金……

顯然,藝術家們關於未來的看法並不如崔大柏那樣清楚,他們的訴求也大多充滿了自相矛盾之處。但是藝術家們願意坐下來說出自己的想法,已經是一種從江湖而至廟堂的進步了。也許,曾經被崔大柏寄予希望的藝術家精神力量,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不斷提煉昇華,最終產生出人意料的果實。

飲食男女和藝術生意

未來的果實也許是出人意料的,正如現在的宋莊曾經也是出人意料的——宋莊最有名的除了藝術家、美術場館之外,就是隨處可見的藝術餐廳和書畫商店。餐廳和商店,就是藝術生意帶來的意外收穫。

以商業角度論,藝術生意不僅指單純的藝術品買賣,雖然這是這筆生意的核心部分。藝術生意還包括一系列周邊配套,比如藝術建築、藝術場館運營、藝術家個人品牌的培養、生活與商業街區的規劃管理、相關產業與人才的引入與升級、有政府參與的商業模式引導與創新等等。

以1993年為始點,經過25年的苦心經營,崔大柏最容易被常人所觸摸並理解的果實卻不是上述的一系列藝術生意,而是遍佈小堡村的藝術餐廳。這些餐廳別具一格,是除了宋莊美術館之外最名副其實的藝術產品。

這種現象既是偶然所得,也是藝術區打造的必然結果。以米娜餐廳為例,這家由獨立紀錄片導演開辦的藝術餐廳主營川菜,山城豆花和四川燃面味道正宗,另外一個特點是該店的服務人員大多是聽覺與語言障礙人士,宋莊最有名的幾個藝術家時常光顧該店。此時分明能感受到藝術的精神力量與人文關懷。

事實上,幾乎每一家受人歡迎的宋莊藝術餐廳,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即便是同樣主打川菜的另一家餐廳,冒尖川菜,雖然老闆並非藝術家,卻也有自己的故事,這故事便是在別的地方吃不到的菜式,比如雙椒掌中寶、辣子肥腸,肥腸先用滾油炸透,再輔以幹辣椒爆炒,酥脆可口。而另一家主打廣式靚湯的火鍋店“璞悅薈·雞鍋門”則以廣東清遠雞為底料,熬出一鍋濃郁清甜的雞湯,雞肉撈出,蘸著沙姜甜醋,異常甜美。

這裡的店家取名也絕不落俗,光看店名大概是猜不到菜式的,如盤絲洞是川式火鍋,春常在是雲南菜,魁元是官府菜,杜鵑花開是江西菜,原品記是煲仔飯,沽酒小鋪是串串香,一塊豆腐是淮揚菜……

飲食男女之外,另一個常被人光顧的場所便是成片的藝術商店。這裡的故事講述的是另一個維度的宋莊——底層藝術從業者的生存狀態。

在一家名為士東畫家城的藝術商鋪內,一位藝術品商家道出了憂慮:“現在的藝術品市場用兩個字最能概括:亂、濫。比如行畫。”什麼是行畫?“就是工藝品,大概包括噴繪、印刷、寫真。”對於用手畫畫的人來說,行畫並非不可接受,但放在一起售賣並不科學,“政府需要對藝術品市場有正確的評價和規劃,比如A區都是純藝術、繪畫,B區都是工藝畫,這樣才是合理的。” “而且畫家群體魚龍混雜,每年有新人加入,比

如美院應屆畢業生、離退休老幹部。”

老……老幹部?“是的。退休了沒事幹,就來這租個工作室,掛個美術館的牌子。這些人會與專業畫家形成競爭嗎?不會,他們頂多充個人數,比如政府統計這裡有多少畫家的時候。”

另一位商家,筆者拜訪的時候他正在專心作畫,畫紙掛在牆上,他用毛筆照著旁邊的一幅尺寸較小的畫作熟練地臨摹著。

“我就是個畫畫的農民工,簡稱畫農。”眼前這位男子出生於1967年,體格魁梧健壯,運筆如飛,交談過程中目光很少離開畫紙,並不影響他自如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吃飯才是最基本的。大畫家不也一樣嗎?畫畫,不進則退,總得畫。我也想坐辦公室,有開支,那多好。咱倆在這嘮,也沒啥用。還是得老老實實地畫。”

“有這麼個地兒也挺好,要沒有的話更難受。”“不過這地兒也坑老鼻子人了,我很多朋友,有倆錢了就來租個畫室,敗光了再走,過一陣子又來了,跟吸毒似的,有癮。”

他的日子大抵過的不錯,這間不過八平米的畫室年租金五千元,而且他已經在離此不遠的地方買了房。“人吶,又得老實又得精明,老闆也不願意跟傻人合作。”

生於1986年的另一位商家則代表著底層畫家中的新生力量,“從小喜歡畫畫,外地美院畢業後來這裡的,三年多了。現在的藝術品市場,無論高端低端,都不太好。甚至整個經濟大環境也不好。” “這是相對的概念,通常走市場的算是低端,純藝術的算高端。不過也不絕對,比如有的名家一幅畫幾十萬,有的純藝術畫家一幅也就幾萬,相對來說,你幾萬的也算低端。”

顯然,在他看來,作品的最終售價是判斷其高端低端的一個重要標準。這和前文中提及的藝術家代表們全然拒絕商業化的想法截然不同。

“比如這幅70*90的油畫,售價1200元左右,兩天完成。這是客戶預定的,他也是開畫廊的。”

在這條產業鏈上,他相當於上游的供貨商,有藝術品消費者在別的渠道看到他提供的小樣或其他作品,喜歡的話就會買走,或者預定。換句話說,他的很多作品在完成之前就已經有買家預定了。

“堅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畫畫很辛苦,常人以為畫家都是坐在畫板前面,花點時間,一幅畫就完成了,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如果這邊要清理低端產業和人口,比如一些邊緣的,對於大的市場規範來說有好處,但對於他們個人而言,算是夢想破滅。”

“辛辛苦苦畫出來的如果總是不被市場認可,就會影響積極性。”

總體而言,他傾向於讓市場變得更規範。因為真正用手作畫的人不害怕競爭,擔心的是不規範。

“畫畫的誰不想成名成家?但那太遠了。”“還是看市場吧,如果我這樣的狀態能逐漸穩定住,先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再慢慢轉型,到時候作品風格也成熟了,就可以畫一些自己想畫的。順其自然吧。”“現在的市場太差,以往正常的時候下半年好一些,算是旺季。現在基本不分淡季旺季,都很差。”

他不像很多激烈的藝術家,他對這世界沒有苦大仇深,說實話,他更像一個心態平和的上班族,雖然他沒有社保。

結語

多年以後的今日,在小堡村已經幾乎看不到大規模的肢體衝突了,藝術家圈子的擴大和藝術品生意的沉浮,讓這些充滿幼稚激情的行為失去了詩意。在小堡村,階層也已基本固化,年輕人們如果想在此地討生活,首先要面對更現實的問題:租金。

在1993年,買斷一個院子僅需數萬元,租金則幾乎可忽略不計;而在今日,小堡村的一個總面積100平米左右的小院子,年租金最少也要五六萬,再大一點的從十數萬至數十萬不等。如果說1990年代是一個僅憑熱情與天賦就能忍受寂寞等待出頭的藝術時代,當時間進入新世紀之後,有志於從事藝術行業的年輕人首先要明白的道理是:有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撐你的藝術理想。

這是一個殘酷的話題,也是一種新的衝突。

藝術本身和城市化之間的衝突——藝術是需要邊緣化的自由空間的,而城市化覆蓋小堡的時候,這種空間不復存在。也許小堡村會淪為一個沒有個性的城市街區,對於村民而言,他們的生活並不會因此變壞,反而會更好。對於藝術家而言,小堡早已不是當年充滿熱情與試探的“法外之地”,寂寥高冷的藝術味道已被日益濃厚的城市景觀取代。

若說激盪迴響是藝術的題中應有之義,則今日小堡達到了一種和諧的真諦:無風無浪,波瀾不驚。某種意義上,崔大柏在25年前的夙願,早已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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