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也叫做扶箕。據宋洪邁《夷堅志》記載，南宋之前的扶乩是“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不過如是”。這裡所說的“箕”多指圓形竹編，如簸箕、飯箕、竹篩之類。當時的人們把它作為扶乩遊戲的主要工具，在其下面插上一支筆在沙土上寫字。扶箕成為一種封建迷信活動，是從與鬼神攀上了關係之後開始的。扶箕信奉的紫姑神，最早見於南朝劉敬叔的《異苑》，其卷五載：“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雲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子胥）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覺重，便是神來。”根據這一記載可知，紫姑雖早就成為神仙，但人們於正月十五請紫姑就象七月七乞巧一樣，只是一種遊戲。到了南朝梁的時候，“請紫姑”溶進了新的內容，這就是宗僚《荊楚歲時記》裡所說的：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佔農事”。這裡，紫姑成了主蠶桑和農事豐斂的女神。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中國人歷來信奉“民以食為天”，看重農業，關心農事。人們況天禱地，求神間鬼，以卜農業豐斂，紫姑神既主蠶柔農事，世人自然要恭請迎間了。
據《顯異錄》記載，紫姑則是能知諸事吉凶的廁神：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為妾，其妻妒之，於正月十五陰殺之廁中。天帝憫之，命為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於廁間迎祀，以佔眾事。俗呼為“三站”。至此，紫姑始有名有姓有字有歸屬有神號，成為能“佔眾事”的廁神。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變化，“請紫姑”的活動才得以流行開來，併成了扶乩的代名詞。作為封建迷信活動的扶箕都是以請紫姑或迎紫姑的名義，借紫姑神來占卜人事吉凶，所以，古代文人又稱扶乩為請紫姑或迎紫姑。由於區域不同，各地迎紫姑的儀式差異很大。江南風俗，每年正月十五日夜，人們都要請紫姑求問一些事情，方法是拿一個竹編飯箕，上面蓋上人們穿的衣服，底部插一雙竹筷成人嘴形狀，兩個人對面持飯箕在覆有面粉或石灰粉的平盤上寫字，根據寫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南宋大詩人陸游的《箕卜》詩，生地地描述了江南迎紫姑的風俗及其感受，茲錄於後：
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
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
俄若有物憑，對盒不須臾。豈必考中否，
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需。
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界寵婢，
棄筆臥牆圈。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疏。
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正月十五夜，
陸游與家人玩請紫姑的遊戲，目的不是看其是否應驗，而是“一笑聊相娛”，“興闌忽辭去”。他並不認為通過請紫姑能夠預知吉凶福禍，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他認為，元宵佳節人們熱衷於請紫姑是“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值得注意的是詩中“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福。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四句，與北宋徐鉉《稽神錄》描述的江左請紫姑風俗完全吻合。由此可見，有宋一代，江南請紫姑的風俗沒有大的改變。北風不同南俗。迎紫姑也是這樣。明劉侗、於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是這樣記載北方的迎紫姑風俗的：（正月）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類，打鼓歌《馬類夢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這種請紫姑的儀式確實很特別：用裝扮成女人的草人代替紫姑，用馬糞作祀品，以草人倒與不倒佔吉凶，與江南請紫姑的風俗大相徑庭。這種迎紫姑的方法，可能是從紫姑是廁神的傳說而來，不然何以“祀以馬糞?”另外，北方請紫姑都是小女孩，南方請紫姑則不論男女老少。
根據文獻記載，請紫姑都是在正月十五日夜進行的，這是因為紫姑是在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後才成為神仙的。然而，一些術士卻把這本來屬於民俗範疇的活動用來占卜人事吉凶，而且根本不講究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只要需要，他們隨時隨處都可以玩這種請紫姑的遊戲，欺騙那些虔誠的人們。一些人出於對紫姑神的崇拜，遇有不順心之事，竟也去求問扶乩的術士。從這種意義上說，扶乩則是在“請紫姑”這種民俗的基礎上產生和流行的。
宋代，尤其是南渡之後，扶箕之風大盛。南宋時，衡州有個姓沈的財主常用扶箕之術為人占卜吉凶福禍。他的整個扶箕過程都很神秘，先讓求卜者把要問的事情寫在紙上密封起來，放在一間供奉著玉虛真人、太乙真人、南華真人等神仙牌位的小房子裡，置於桌上。房門口掛有竹簾，透過竹簾可以清楚地看見房子裡的一切。沈某與求卜者都在外面等待，直到聽見放筆聲才一起進去看，然後沈某根據扶亂寫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有一個叫陳亮同的人，他的父親因殺人罪被捕入獄，後移送衢州定案。因是人命案，獄官嚴加審訊。陳父一會承認殺人，一會兒又翻供，反覆多次，都沒能定案。衢州尉是剛從秀州調來的，少年氣盛，希望能夠儘快了結這件大案，在上司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才幹，強逼陳父認罪。陳亮同害怕父親被問成死罪，來見沈某，求他占卜吉凶。
沈某扶箕問神，得到的是“無憂當登第然須經天獄始明”十二個字，意思是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但一定要經過大理寺（相當於最高法院）才能辯明冤獄。陳亮同遂赴帝京為父申訴。案子移至大理寺審理，陳父終於無罪開釋，應所謂“須經天獄始明”之語。事過兩年，陳亮同赴京應試，一舉奪魁，應所書“當登第”三字。由於沈某扶箕靈驗，不少人來求他。有個叫黃齊賢的為其父求沈某扶乩，得到的是這樣幾句：“宜保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佩戴吾符，再炷香進紙。”接著出現四道篆文符，只見竹箕下面的竹飛速跳動，寫出來的文字與平常人所寫的絕然不同。黃齊賢依言而行，讓父親佩帶那四道符，其父一直活到七十六歲，應“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之示。然而，從中不難看出沈某的扶乩術所以“應驗，”是出於小說家的附會。既以後者論，“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中的“七六”就是一個易引起歧義的數字，按照古人的習慣，“七六”應是指四十二。可是在術士那裡，它還有加、減兩種算法，甚至還可以作多種理解，怎樣理解合適就怎樣理解。術士扶機正是利用了漢語言的歧義性、多意性和模糊性。術士扶箕常常裝得一本正經，沐浴更衣，焚香獻祭，唸唸有詞。這些都是做給人看的表面文章，他們正是要藉助這一套取得人們的信任，然後才便於做手腳。
南宋紹興五年（1135），南陵知縣徐大倫有一位老朋友來拜訪。這位朋友是一個扶亂術士，徐大倫讓他當眾演示一番，術士即焚香禱告，默誦口訣，一會兒，只見竹箕自動，寫下了“張紫微”三個字。一次，徐大倫邀友痛飲，拿出金觥祝酒，術士當場施技，竹箕寫了“這是我家的舊物”幾個字。眾人不曉其意，只有徐知縣明白，原來張紫微是徐知縣父親的好友，徐大倫小時隨父遊守淮郡，張紫微來訪，徐父設宴款待，勸酒用的就是這個金觥。徐父欲將金觥贈之，張紫微離開徐家時拂曉而行，急忙間沒來得及拿走。徐大倫細思小時之事，才明白那句話的意思。徐妻周氏去年冬天逝世，徐知縣悲槍不已，請老朋友扶亂求書，以志思念之情。術士即行扶乩，得《鼓盆歌》一首，其意如莊周吊其亡妻。
徐又問亡妻所在，則書“以無過得託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贊位作男子”一行字；又問生月名第，則寫了“便為物色，明當奉告”八字。次日，徐又問此事，箕書瞭如下幾句：“吾為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榮郎。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即免身。君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知縣問同僚福禍，則書“邵尉有綺語之過”七字。綺語即華麗不實之詞，向被視為十惡事之一，所謂“綺語之過”，就是妄論大是非，因而得咎。故事中的術士是徐大倫的老友，對徐家的事比較瞭解，故其言徐家舊事可以出人意表，然而，言及眼前未知之事不免露出馬腳，“便為物色，明當奉告”八個字將其所有把戲全部揭穿。即是無所不知的神靈，何以會出“明當奉告”之語？扶機之誣，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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