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影響最大、危害最為嚴重的會道門組織。
在民國(1912～1949)前20年的紛亂政治氣氛中，曾經被清政府視作“白蓮教”或者“邪教”取締的一些宗教組織，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悄然出現，並以全新、改頭換面的姿態公然擴大宗教版圖。1912年第一批正式註冊的宗教機構在中國成立，其中幾個更成為現代性的全國機構，它們是以宗教、慈善或公共福利的身份在國家註冊，擁有全國性、省市分支的大型組織，藉助更加現代化、學術化的語言，把基督教、伊斯蘭教合併到傳統的三教之中，進而試圖發展出使三教合一的傳統觀念能夠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教義。它們尊敬萬教的創立者(老子、孔夫子、佛陀、耶穌基督和穆罕默德)，舉行儀式來避免“三期末劫”的世界末日。它們擁有自己的經文、哲學體系、禮拜儀式(簡化自儒、佛、道的文獻)、公眾的參與模式和全國性的分級架構。因此，比起傳統的佛教、道教和儒教制度，它們實際上更接近已經成為民國時期新興“宗教”範式的教會。它們其中的幾個在民國時期的頭幾年就在官方登記註冊為宗教機構，並在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反迷信論戰中極少被作為打擊對象。
諸暨歷史上的會道門有一貫道、同善社、哈喇教、長生道、同覺善善壇、普救壇、誠德壇、誠一罈等宗教團體。道徒少則數百，多則上千，多以設壇扶乩宣傳迷信，騙取錢財。或散佈謠言，破壞人民政權。解放初期，全縣有會道門組織47個，道徒1.55萬人。通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後，多已經停止公開活動。1951年，縣民政局對全縣會道門進行摸排，有一貫道、同善社、哈喇教、大仙壇、天善壇、積善壇、念善壇、無為道、得天獨厚天道、救苦道（隨便道）、長生道、子孫道等反動會道門12個，有壇97個、壇主232名、道親2778名。1952年10月，諸暨縣人民政府發佈《取締一貫道、同善社、哈喇教等會道門的佈告》，縣公安局廣泛宣傳，登記道首725名，取締會道門23種，一般道徒經教育後均退道。
覺雲軒的崛起
中國的神道設教自古已然，乩壇之設由來已久。民國六年（1917）年，在諸暨浣江堤畔南隅袁宅中，寡婦周袁氏自稱普惠真人[1]附體，藉口宣化，指示問津扶乩。未幾，為地方所景仰，有信士袁光信、陳維嶽、沈鳴謙諸輩十餘人聯名籲天，由鸞盤[2]得神諭，昌設覺世之壇[3]，此為覺雲軒之雛形。民國九年（1920）三月，葛禹梁、袁光興、陳維嶽、王鼎銘、壽仁涵、沈鳴謙、郭乃釗、俞東海等人開始籌建，始名義新社[4]。社於登仕橋裡城隍廟內，稱為善善壇，前冠以覺世為名，稱為覺世善善壇，軒名覺雲。趙懋勳、酈鳳翔、酈章富等任其事。迨仲夏，請命遷入江東陳氏宗祠內，漸進漸創，門下景仰者日眾。初奉謨罕真人喻，任壽任涵、吳日照為乩生，通宵達旦侍奉乩側。趙、郭、沈、陳、酈、葛為之維護外場。王功生謄寫語錄，內容多為救生渡化等，創刊《救劫慈航》《顯微鏡》等書，以神聖為名賜方施藥，並傳以靜坐、丹砂等法，一時間傳遍通衢，老幼鹹知。[5]
真正覺雲軒發展壯大的契機是浙江壬戌水災。民國壬戌（1922）之秋山洪爆發，大體而言，這次災情“自4月份餘杭因淫雨而暴發山洪開始，5、6月間，金、衢、寧、紹、臺、處及湖屬各地均發生大水。7月，新安江、衢江、婺江、笤溪、浦陽江、曹娥江、雨江、椒江、甌江諸水並漲，沿江各縣無不成災。8、9月，溫臺兩屬又因颱風帶來暴雨釀成水災。時近半年，災區達55縣市。[6]
浙江壬戌水災雖歷時半年，受災數次，但導致重災主要在8、9月。“舊曆六月十四、十五兩日，大雨如注，益以颶風，山洪徒發，江水飛漲，平地水深數丈，一時被災者至數十縣之廣，就中尤以浙東之義烏、東陽、金華、永康、諸暨、奉化、嵊縣等處受災更為嚴重。而沿江一帶全村漂沒，片瓦不留者甚多；近海之處，更無僥倖，如平湖、海鹽二縣海塘被風吹坍百餘丈，衝沒尤巨。乃時隔不久，又復風雨交作，同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水勢浩大……旬日之間，一再浸害，田廬牲畜，十去六七，人口死亡約計萬數，且時際立秋前後，適為新谷收穫之期，經此大水，不但熟谷盡付洪流，即秋作亦已絕望。積屍蔽途，哀鴻遍野，其悽慘狀況，實不忍睹。天災之重，災區之廣，有無過於吾浙此次者。”[7]《越鐸日報》自8月8日至14日連續7天以“8月6日夜大風為災”為題，詳細報道紹屬各地這次風水為災情況[8]。據9月紹興對災情實地查勘，“全邑被災者二百四十五村，稻田沖毀三萬二千五百八十畝，倒屋二萬零七十九間，塘壩沖毀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五丈，橋傾五十一座，路壞八千三百九十丈，山崩七千丈，損失約二千三百餘萬元。” [9]紹屬諸暨8月6日晚“忽起狂風，既而洪水暴至。南區自牌頭鎮潰堤而下，東區一面自斯宅潰堤而下……一面自烏巖蔡潰堤而下……數十村沿江房屋半被沖毀，死者無數，浮屍蔽江而下，慘不忍睹，已撈起者六七百人，民田數十萬畝盡成砂礫……洪水中飢不得食者十餘萬人，災區及數百里。”[10]這還僅僅是8月6日受災情況，其實諸暨僅“八月中兩星期內，颶風挾驟雨以至者，竟一再不已而達於三”，縣城被大水浸入，“水災之重，實為近世所罕見”[11]。據統計，諸暨境內4次的颱風襲擊，洪水沖毀堤防20餘公里，69個湖決堤，淹沒田地56.32萬畝、沙淤9.85萬畝、沖決7.91萬畝，毀房3萬餘間，溺死及失蹤4000餘人。
這次水災的嚴重性還遠不僅此，通常與大災相伴的饑民蜂起、盜賊橫行、疫病蔓延等諸多社會問題也與壬戌水災相伴而生。1922年報載諸暨災後“土匪勢甚猖獗，……殺人放火，屢見迭出，居民受害不堪勝計”[12]。諸暨匪首吳桂法甚至公開張貼布告招兵添將，每人月薪十元起至百元不等，當地災民因家無顆粒，加入者實繁有徒，以致匪勢益烈[13]。總之，浙江壬戌水災災區之廣、災情之重、危害之大，均為浙江災荒史上所罕見。
壬戌特大水災發生後，災民急販以及隨之而來的冬賑、春賑，水毀道路、橋樑及堤壩塘堰等水利設施的修復需款孔亟且浩大。8月19日，浙江省長公署立即向重災的會稽、金華所屬的嵊縣、諸暨、新昌、義烏、永康、東陽、金華、浦江、縉雲撥急賑款3萬元。至9月23日，省公署通過省財政廳撥發的急賑款已達12.15萬元。在民間賑款一時難集的情況下，省公署撥款對於災後急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雖然浙江各級地方政府對於這次救災比較重視，並確也採取了諸多措施，但災區廣闊，災情嚴重，輿論預計紹屬七邑重災後要恢復原狀，“非百萬不辦”[14]。而“公家財政奇絀”，僅靠政府的力量是難以擔當救災和災後重建重任的。事實上，省內外各種民間社會力量在這次救災中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大災發生後，浙江省內各界人士紛紛成立各種救災組織，開展籌款、調查、放販等救災工作。9月23日，省城杭州成立了由浙江軍務善後督辦盧永祥、省長張載陽任會長，王薌泉任理事長，金潤泉、俞煒任副理事長的浙江壬戌水災籌販會。如上所述，該會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但形式上“由各界組織而成”具體辦賑人員，主要是紳商兩界著名人士。
8月14日，諸暨縣知事金鼎銘召集紳商籌議，在縣參事會成立諸暨水災救濟事務所，並任主任。[15]
由於水淹全邑，田疇廬舍大率沖毀，其尤為慘目者浮厝之棺隨水漂流數以千計。除沉淪尾閶者外，其遇救撈獲及因障擱淺者尚不計其數。其大祲之後無力營葬，敗棺枯骸日久暴露。在這樣的背景下，延至次年（1923），壽錫恭、張池香籌集款項在南鄉收埋二百餘具，而江東及東鄉一帶由沈鳴謙、黃乃庚等擔任掩埋亦不下百餘具。時南屏[16]弟子，時任諸暨縣縣長汪瑩，以同人辦事可與為善，爰召集各界慈善家議令推廣範圍，妥籌永久辦法。於是依照上海濟生總會章程組織分會，以與上海濟生會相聯絡。（上海中國濟生會的前身是集雲軒，屬於金蓋山全真嗣龍門支派，隸屬金蓋山雲巢總壇。同時也是一個兼南屏派濟公信仰，具有佛教色彩的一個民間團體，把金蓋山系統和濟公系統進行了非常本質的融合。1915年冬，旅居上海的慈善人士在天津路富康裡設壇扶乩，定名為集雲軒。1916年10月25日，旅滬各省慈善家在集雲軒的基礎上成立了專門的慈善組織“上海中國濟生會”。）這意味著諸暨覺雲軒正式進入金蓋山的雲巢網絡（關於金蓋山雲巢網絡詳見《芝山道院與金蓋山嗣龍門派在諸暨的傳承研究》，在此之前以陳氏家族為代表進入諸暨的雲壇系統沒有完整的檔案記錄），並且同時接受了上海集雲軒的領導。並公推壽錫恭為會長，沈鳴謙、趙贊勳為副會長。設立會址在覺雲軒內，自是各項善舉悉照章程次第興辦。[17]
而早在壬戌年五月十三日，暨邑大水初起之時，覺雲軒的乩壇就以佛喻傳誦《水劫神咒》，號稱此咒非佛號，統系神名，若於本命之日虔誦千百遍，解水厄如平康。即或隨水失足，但記水神五名，默唸之，是有神靈護佑。其咒曰：“甲子神名曰穹隆，救度眾生不溟濛；丙子神名曰昊巍，救度眾生出水宮……律令律令吽嘛哪，嘛哪嘛哪勅嘛囁；誓願奉行消厄難，謹敬修持感蒼穹。”[18]隨著8～9月份的洪水進一步肆虐，這些咒語得到了更廣泛的傳遍，加上以官方為主導的濟生會的成立，以上海廣仁堂義賑會名義推義紳鍾嶽辦理諸暨冬賑玉米、粟5 000袋，又續辦春賑用玉米、粟10000石，並施放諸暨棉衣2000套，舊衣1000件，孩衣400件。並通過扶乩神靈降示的藥方和符咒（許多被印行或登報），特別是在當時病疫流行期間，有著不小的影響力。在當時，諸暨覺雲軒的濟生堂[19]從事的慈善活動覆蓋了所有的範圍：施診給藥，施粥施衣，興學恤孤，掩埋棄屍，惜字放生，宣講善書等等。同時沈鳴謙等募集6000元，創設同濟善堂於城內，施捨鰥寡孤獨之極貧無靠者。歲定60名，每人每年米一石二斗，按季領米。[20]
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從衰亡走向新生的過程中，政局格外混亂、動盪。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憲帝制、護國運動、張勳復辟、護法運動、大革命運動等一次次席捲中華大地，廣大百姓承受著社會變革的陣痛。現實的無助易促使人們逃向虛無縹緲的宗教信仰。而壬戌水災成為民國災荒編年史上的重點，這場大水直接導致民眾謀生艱難，在現實苦難的壓迫下，人們普遍感到自己軟弱和無助，更易於藉助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苦難，信仰直接成為人們爭取或改善經濟權利的一種手段。同時人心日久的儒家學說隨著專制政權的垮臺而聲名掃地。權威真空，意識形態失範，各種思潮混雜並生，泥沙俱沉。各種文化論戰此起彼伏，顯示了人們重建規範的努力，也暗示了當時社會意識形態失範的現實。同時佛教和道教也由於缺乏政權的支持，加上戰爭的破壞，在城市中日漸衰微，許多寺觀廟宇或荒廢或被改為學堂。這給鬼學復興創造了契機，神秘主義異軍突起，充斥其中。各種新式會道門紛紛出現，特別是佛道勢力在大傳統中受到挫折的同時，其活動卻趨於民間化，與農村小傳統進一步融合。特別是道教，其在宗教組織、理論上衰頹沒落了，但是作為一種民眾的宗教性文化卻向更為廣大的農村地區擴散和滲透，雖然教義、組織零散不成體系，但與民俗的結合卻使其影響變得無處不在。社會動盪，民生凋敝，加深了農民的痛苦，從而也擴大了民間宗教勢力的社會基礎。因此，就使得諸暨覺雲軒得到了最大的發展契機。
同善社的發展
隨著覺雲軒的不斷壯大，原先位於陳氏宗祠的總壇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於是借佛喻，在民國甲子年（1924），築雲霄殿於小陶山，沈睿為雲霄殿總司事。
新建的雲霄殿位於小陶山（現花園嶺頂），依山而建。基址由沈氏追遠會捐助，為三層（進），正殿為三開間，第二層曰雨花廳，閣上為覺雲軒，左廂上三間為龍門、南屏豐功堂，右廂三間亦如之，蓋分乾坤左右。大殿左右各三間，左邊為覺雲軒施醫局，右邊為濟生堂藥材局，為利人博濟而設立的非盈利性組織。殿前有橋曰“定慧”，達甬道而出雲霄第一崇門（山門），並在雲霄殿左側外建廚房三間。[21]濟生會設立在雲霄殿後進內。
在此期間，覺雲軒受到浙江省長張載陽和諸暨縣長汪瑩的影響，納入了同善社系統，使同善堂為代表的覺雲軒成為當時諸暨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個教派。
實際上，諸暨覺雲軒在同善社的基礎上把金蓋山系統和濟公系統進行了非常本質的融合。正如我們所知，覺雲軒最初是一個獨立的扶乩社團，從1920年開始，有著的驚人發展，同時它也是上海中國濟生會的地方分會。因此它接受了大量來自呂洞賓和濟公的神諭，它的成員獲龍門派和南屏派的雙重承認。此外，覺雲軒還融合了本地扶乩社團如“羅孚派”、“玄天真武派”、“大士派”等眾多支派。大部分成員都同時擁有多個派別的身份，其最主要的成員則被神諭授予如天庭官員一般神聖職銜。[22]
作為覺雲軒基礎的同善社，先天道的一個支派，四川省永川縣人彭汝珍創於光緒末年，活躍於民國時期。彭汝珍先入先天道，後自創同善社，實齋教之變相。清時湖南、湖北、四川諸省，有瑤池門、普度門，其源出於明季之白蓮教。白蓮教分五派，齋教其一也。齋教戒律頗嚴。同善社則但持十二戒，不禁茹葷、娶妻。而道法、儀式，一仍其舊。其說三教合一：佛為體，儒為理，道為用，遺體，遺理，言用，以鼻脊為“中道”，在《金剛經》“為應降服其心”之心，在《書經》為十六字心傳之中，在《老子》為“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自謂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旨”。又曰：達摩至慧能為六祖，迄於今十六祖矣。一時信崇，遍於南北。其始倡此說者，則為彭姓、雷姓2人。清時有朱方旦者，謂“中道”在兩眉之間，三根之上。方旦卒以邪教惑人伏誅。同善社的教義十分龐雜，幾乎包括了所有邪教的異端邪說，以“無生老母”為宗主，兼拜彌勒、釋迦、阿彌陀諸佛、玉皇大帝、文昌帝君、灶君、濟公、孔子、老子、呂洞賓、關羽、張飛等聖賢或神怪，雜取儒釋道三家言語，自詡“萬法歸一”。與其它邪教一樣，也宣揚“三期末劫”，稱“老東家（彭泰榮）可以接引大眾獲救。同善社開始建立之初，以“無生老母”為最高崇拜，強調入社只為強身健體，以“孔孟大道、設立善堂、坐練氣功”為名，並派弟子向各地佈道傳教，以“氣功”靜坐方式，導引信徒冥想，藉以進行思維控制，還大肆推行扶乩、通靈等巫術活動。1910年，同善社傳入北京，民國六年（1917），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北京政府內務部備了案，公開成立了總社，名曰“洪信祥”。並在各省設立分會。“同善社”熔佛教、道教與儒家學說於一爐，主張共同為善,故名同善社。
同善社於1912年先傳到浙江寧波，後於浙江省省長張載陽設省社於杭州，組織迅速分佈全省各地。由於張載陽憑據省長之位，勸人入社，從者如鶩，一時達官貴人，奔走於其門者，皆社徒也。全省46個縣設立了先覺祠。其主要負責人有蔡天龍（湖州人）、孫濟、胡一鳴（寧波人）、孔風香（衢州人）、胡之翅、蔡振刊（湖州人）等，並在上海金陵路明善書局內設有浙江省先覺祠總辦公室。在各地同善堂內，每一善堂均有一“首事”與“副首事”，下分總務、文牘、出納、宣化（吸收群眾）、靜靜工（傳授打座方法）等五股。社中最高首領稱為“師尊”，全國僅一人。次曰“師弟”，全國四人。再次曰“頂航”，有二十餘人。更次者稱“保恩”、“開恩”、“正恩”、“天恩”，恩職名額無定。一般社員則稱“眾生”，互稱曰“道友”。
同善社於1920年進入諸暨，與早先的扶乩團體進行了本質的融合，對外稱作“覺雲善善壇“存在。其內部體系按照同善社的準則運行。要求入社者必須誠實，並有一定的讀寫能力，有“介紹人”或“薦舉人”、“引進人”，經介紹後，在神前焚香拈卜，以視準與不準，跪而求請，拈紙為團，使拈之，得“空”字則再求，必得“真”字才准入社。如已準者，交上一塊大洋的“供果費”，然後選一黃道吉日，由恩職先生在黃表紙上寫出簡歷，焚化燒掉，再帶到神案前焚香燃燭三磕頭。跪著隨恩職先生一句一頓地“宣誓”，幹(男)誓詞中“警句”有“三綱常講，八德永遵，倘有逾越，五雷霹身……”坤(女)的則把“三綱、八德”改為“三從四德”。[23]並立誓不洩露秘密，[24]同時指派另一個在壇成員，即“恩職”先生作為其師，密授道行。那些已經皈依的成員均有一個稱作“派單”的證書。[25]入會的“同善社”會員被引進僻靜佛堂，由“恩職”先生密授道行，傳授練功健身的方法。同善社的核心修煉方式之一直接起源於先天道內丹法。道院的主要經書《太乙北極真經》，系1917年以呂洞賓名義扶乩得到。道院隨後幾十年出版了其它的內丹書。並宣稱自己屬於全真譜系，實踐道家修煉方法。
與傳統民間宗教相似，靜坐是其中一種重要方式，該壇由此有了一套自己的靜坐方法。並規定了具體的修坐方法，先盤腿坐在蒲團上，右足在內，左足在外，手扣合同，右手的拇指尖按住左手無名指的第三節上，左手的拇指尖按在左手中指第一節上，其餘的指頭通通併攏微屈，然後微閉雙目，右眼向左，左眼向右，有如“鬥眼”一般。微視“性宮”，這個“性宮”就在兩個眼角之間。入了社的人，就要照此姿勢或在社，或在家靜心屏息地每天早晚打坐一二小時，還要閉嘴叩齒，不住地窮嚼，這是修煉的“初級階段”
不少身有痼疾投醫無效者，入道打坐後漸漸好轉，於是越發迷信。打座的工夫，以層計，自初層至十六層。初層中示以“中道”，次示以督、任、衝脈，及丹田、命門、氣海部位；小又次示以五方，頭為南方，氣海為北方，背為東方，兩乳間為西方，四方之中謂之中宮；次第至十六層。四層以後，按層收費，分層標準視其純銀多少。
在此同時，另一個與濟生會息息相關的乩堂，是從1860年代以來在江南興起的濟公乩壇，它們的祖壇是在杭州。他們不僅按照與金蓋山系統壇場完全相似的模式運作，而且通常實際上與其混為一體。[26]而濟生會，則是作為濟公乩堂外在善堂身份的慈善社團。而濟公乩堂，自稱其派別為南屏派，在譜系上是臨濟宗的分派，其運作則如呂洞賓的龍門派一樣，俗居弟子通過扶乩獲得一個派名。而一些金蓋山系統的分壇則也從濟公那裡得受部分降示，[27]如同當時許多濟公壇也從呂洞賓那裡接受神降一樣。正是因為如此，覺雲軒的大部分成員同時是雙方譜系的成員，
丙寅丁卯兩年間，南北兩軍先後壓境，在諸暨郊外開火。炮煙彈雨紛至沓來，城內外民眾各鳥獸散。而濟生會自稱奉佛諭，組織白十字隊，分頭出發，北至姚公埠，東至鳳橋鎮，視兵鋒所到，隨地救護。迨北軍大敗，屍橫遍野，自茅渚埠以下新冢累累，皆由濟生會出資辦理。
延至戊辰夏秋之交，亢旱繼而大水，高下田禾顆粒無收。於是諸暨濟生會迭發函電至上海濟生會總部，乞求賑災。上海濟生會和嘉興雲壇派人到諸暨考查災情，撥款萬金專賑到下北、紫巖、人和等鄉。其次縣府呈請省府設立的水災籌賑會，由省財務會責成諸暨濟生會辦理。省財務會主任吳靜三三次電召沈鳴謙赴杭州領取款項，計分冬賑、春賑、工賑三項共領得洋四萬餘元，除工賑一款移歸浚江事務所外，其餘春冬兩款悉由沈鳴謙率會員葛禹梁等親赴各鄉挨戶調查後視災情輕重發放。發放始於戊辰之東，畢於己巳之夏，閱時九月，足跡幾遍全縣，使得因災荒導致生活困難的貧民得沾實惠。而在己巳秋，螟蟲為災，比上次的水旱更烈，諸暨兩遭凶荒，民不聊生。省賑務會撥款二萬，再次召沈鳴謙赴省親自領取，其文中有“照濟生會義賑辦法，憑該會主持辦理，他人不得干預”等語。於是沈、葛、丁、陳四人復親自赴鄉間調查，按照生活程度以急賑票、賑票、私米票分別接濟。共計先後賑各鄉13次，其餘陸續補辦不計。其它慈善事業如施粥[28]、施醫[29]、施衣被、施棺等分部辦理。
不數年，以濟生會為中堅力量的同善社分社遍於全邑，東鄉如楓橋、利普、街亭、浮塘。南鄉如牌頭、宣何、王沙溪、邊村、義井、華巖、王家井、洋湖、外陳、平闊、馬村、箭路、顧家。西鄉如草塔、燕至堂、梅山、下汪、莊餘霞、逢村、瀆溪、上分、西青、楊家樓、洩山、鳳儀、三都、茅楊、樓家、上王、馬店、應店街、大馬塢、大橋頭、次峰。北鄉如店口、阮家埠、趙家埠。共42所。每所社員多則八九百人，少亦百二十人，小民棄生業，耗時光，而從之遊者20000餘。[41]
由於同善社大部分成員是紳士和官員，在任的或退休的，富商亦為數不少。浙江省社由省長張載陽支持，諸暨則有時任縣長汪瑩，後來則有張清塵[42]支持。其它著者如沈佩安、趙馥村、楊松山、徐道政、陳錦文、陳蔚文等的支持，在社會上影響強大，同善社的存在甚至能夠左右當時的政局。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因同善社和北洋軍閥坑瀣一氣，宣揚封建倫理與“三民主義”相悖逆，下令取締。然而，這時的南京政府實際上並不能統治中國，加上浙江省的軍政大員本身就是同善社社員，極力庇護，諸暨的同善社便在招牌上做手腳，對外只宣稱覺雲軒，一切活動照舊。另外覺雲軒的核心成員，例如陳錦文、陳蔚文等人，不再公開出現在覺雲軒的公開名單上，轉為幕後操縱。
覺雲軒的發端離不開“扶乩”的降神儀式。同善社內部成員的各項活動都按乩示進行，重要的動議、行動等都需要在亂壇上徵得神靈的同意才具備合法性。在凝聚信眾、擴充組織方面，扶乩作用尤具重要。
扶戰對於覺雲軒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凝聚早期成員方面，還表現在構建宗教團體要素上。在乩手的配合之下，諸暨同善社在乩壇上確立了道壇神靈、經典以及用作修煉的靜坐法。下面將此三項內容略作介紹。
第一，確立主壇神靈。通過扶乩創造出一個來自雅魯藏布江的“謨罕真人”，將其描述為來自上天的救世祖。後來與本土信仰融合，扶乩確立了大家傳說中耳熟能詳的神仙，先天鬥姥、玄天上帝、天機內相葛祖師、文帝、武帝、南洋教主、呂太祖師、南屏祖師、普惠真人、丘長春祖師、了塵禪師、鄧仙翁、周真人、趙符官、張功曹、欒公等作為主神崇祀於雲霄殿。並且對諸暨境內城隍至地方社廟的各級仙官、符官、地方福神進行任命，明確每一個仙職人員的身份。例如陸啟明兼諸暨城隍；陳璉鳳、史子明、許瑤光、趙璧、陳兆熊、張權為仙使；嚴助為天稠鄉總福神、賈恩為灶神、金明為開元鄉總福神、史鏞為諸山鄉總福神、田宿文為龍泉鄉總福神、詹大有為花山鄉總福神、鳳雛為大部鄉總福神、伍順瑞為金興鄉總福神、孔憲章為長阜鄉總福神、東方明為靈泉鄉總福神、軸藹仁為長寧鄉總福神、柴志貴為超越鄉總福神、方天才為長浦鄉總福神、陳榮修為紫巖鄉總福神、左理明為概浦鄉總福神、邢樹德為西安鄉總福神、韓雲龍為花亭鄉總福神、範文廣為北隅土福神、黎歆齊為義安鄉總福神、沈天寶為東安總福神、夒超為西隅土福神、欒鳳為衙署內土地、梁念功為本邑功德神、龍建章為東隅土神、白雲居為泰南鄉總福神、商贊善為同山鄉總福神、鮑雲山為下馬山總福神、宗岱為泰北鄉總福神。其後的1928年重建西施殿活動中，確立了西施為救國真人[43]。另外在分壇的活動中也確定了相關的地方神靈，並立廟崇祀，花亭鄉善救壇建立崇祀蔡老相公的天誠廟就是個例[44]。
第二，確立最初的經典。主壇神靈確定後，扶佔的內容也隨著神靈變化而變化，崇祀的神靈降壇，不僅降臨聖諭，而且常常與侍壇“弟子”唱和詩詞，談經論道，向信眾宣傳處世的大道理。這些道理可能是亂壇參與者之間相互研討的結果。覺雲軒最初修煉的是湖州總壇扶乩而來的《太乙北極真經》(亦稱《太乙真經副集》)，此書成為最初的經典。其後，隨著分壇地位的不斷提升，覺雲軒的神諭不斷，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經典。從實用的《水劫神咒》《金剛咒》《精嚴神咒》《明目咒》《鐵帚咒》《祈雨咒》《呼風喚雨咒》《龍王咒》等，到修煉丹法的《胎息經》《丹經》《碧玉經》《驅邪真言》《煉身法》，以及戒律類的《皈道九戒》《誦經十戒》，還有確立神靈誕辰的《聖誕錄》等等。並且通過扶乩確立了《雲霄殿笅辭》，用來簡易占卜兇吉。另外地方士紳附和了一大批佛贊充入了經文，最典型的就是陳錦文的《彌勒佛祖贊》太乙救苦贊》《白衣大士贊》等十餘篇贊文[45]。這些經文被作為經典廣泛傳遍，形成了諸暨地方經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封神制度。在《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傳記中所記載，所有進入覺雲軒的成員都被記錄在冊，並且建立譜系。在1937年的覺雲軒，其在冊的1001位成員中，其最主要的成員則被神諭授予如天庭官員一般神聖職銜，制訂《功過玉格》，按照日常行為和捐助金額給予獎罰計分，共分六章二十二節，每節又細分不同的獎罰事項[46]。至1937年，明確在譜中記載功德並給予獎勵的成員超過了半數。例如沈鳴謙，除了在覺雲軒的正常職務外，在民國甲子（1925）十二月，被賜銜玉樞義德仙史。己丑年（1925）授祭煉符籙，四月，授玉清三洞五雷經籙、九天紫府輔道仙卿、桂香宮參校知南北、斗府行普濟考查事。丙寅年（1926）二月，升南屏派覺字，賜戴三臺冠，三月加受煉司。九月升入羅浮派，丁卯年（1927）五月為上清三洞，八月為玉清紀錄，三次升三級，錄為上清大洞經籙。己巳年（1929）十月，勅賜玉清署銜。庚午年（1930）年，註明功德司，七月奉呂祖諭賜備肖像懸掛側廂。壬申年（1932）三月望，蒙太上考核功績，勅委關帝宣示計錄大善八次，功善三十六次，賜以“本立而道生”五子。四月朔，奉諭金章注錄，列為開山弟子，考核開山功十五次。四月八日，關帝宣示太上準瓊宮保奏，賜開山，特號曰開教山人，又賜金闕侍前使者。癸酉年（1933），奉聖姥旨賜，南洋教主宣示升三級，又奉李仙諭，欽命錄籍，保送玉都兩宮記名，又奏授斗府宣教使。甲戌年（1934）年，太上混元門下奏授傳法玄膺真官，又由天樞院賜號曰有容子。九月，羅浮派開字，又賞升機字。十月，欽賜功善御書，其名又錄善於統慈院及別埃無上兩宮。乙亥年（1935）年，臨時施粥，追錄救濟大功五次。七月望日，中元宮存記。九月，賜玉清宮壽字紀名。丙子年（1936）九月，大梵鬥期，錄善紀功。丁丑年（1937）九月，祈禱梵天奉詔命賞錫加三級，又記善功。戊寅年（1938）年六月望日，奉天嘉錫一等，紫光金章一方。九月望，奉勅存記功德七十條。己卯年（1939）二月朔日，奉太上勅贈為三期應化協德輔道開元養真正人，註名玄都。二月望日，奉太上勅，派護法神君張珏隨時呵護。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封聖的進程，是19世紀中國民間儒家扶乩社團的主要特徵。
從以上描述中，不難看出扶乩活動持續地發揮著作用。同善社的成員或以扶乩為交遊手段，或用扶乩增加經典的神秘性，或借乩訓發佈命令。
本質的蛻變
同善社的組成人員基本是當時的社會名流，他們對著清朝政府有著深厚的感情，北伐時期，同善社與國民革命軍對抗，陰謀使清廢帝復辟，轉而尊奉溥儀為彌勒佛，組建“神兵大刀隊”勤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同善社領袖彭汝珍派次子彭寶善赴長春晉見溥儀，聲稱要練百萬神兵擁戴溥儀復辟，因而得到溥儀褒獎，授予教主名號。在當時，“同善社”號稱有數百萬會員。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在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積極尋找漢奸，扶持傀儡政權，企圖實現“以華制華”的政策。同善社在彭汝珍積極與日偽勾結下，稱日本入侵是“上天使命”，亟力宣揚的“日本快要降臨”，“真龍天子出世”，其實質就是在為日本奸偽進行輿論導向服務。
1941年，省社、縣社、村事務所一律改為先覺祠。主要活動是：每年的三月半、五月半、九月半祭龍華三次，稱“龍華會”，道徒聚集，接受劫難宣傳，大肆鼓吹“三期末劫，躲災避難”。說什麼“三期末劫大收人”，是“天降災難”，“道劫並降，降道度人，降劫收人，不求天道，大劫難逃。聲稱“和為貴，忍為高，閒坐思己過，莫編人是非”，麻痺中國人民的抗戰鬥志。甚至胡說“日本人來中國是外甥子看舅舅來了，並不是侵略”。要“發揚新民精神，祈禱世界永久和平，實現東亞永久共榮”等謬論。
但是到了1941年農曆三月底，日寇度過錢塘江侵入，諸暨第二次淪陷，覺雲軒雲霄殿後進被燒燬，濟生會的物資被洗劫一空。到了1942年，城內雲霄殿被日寇徹底焚燬，覺雲軒搬至江龍村。種種打擊，使得覺雲軒內部對親日派出現了信任危機，產生了矛盾和決裂，大部分人開始覺醒並退出了同善社，道徒漸減，從原有道徒2000餘人，至諸暨解放時，僅剩下道徒340餘人。[47]
事實上，在同善社創建初期，就有人對其修煉方法和進階方式也存在疑問，在1920年的印光法師《復酈隱叟書》中可以看到，酈隱叟就入道學佛、煉丹運氣以及修習經典等事向印光法師求證，印光法師在信中回覆“丹家所謂性，所謂命，皆在色身神識上作活計。反謂佛教止知修性，不知修命，不知彼之所從事者，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觀四念處，自可了知。《慧命經》系清初魔民柳華陽所著，彼出家為僧，而種性邪謬，故引佛經中文，一一皆以己意妄會，以作煉丹之證。有不便者，則改其字句，而且又自為注，其意欲人以己為千古第一高人。而一班無知無識輩，為之刻板，私相授受。恐明眼人知之，則殃禍不淺。凡看此種書者，皆邪正不分之流，若具眼者見之，當即付之烈火，以免瞎天下後世人之正眼。仙佛合宗，其誣謗佛法，《比慧命》經為更甚。夫欲煉丹，即以己煉丹家之言論倡導即已，何得挽正作邪，作掩耳盜鈴之計，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義。”而在《印光大師書信集》中，類似的案例不在少數。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隨著日本的投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人民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會道門的政策都有了相應的調整。中共對會道門等秘密社會的總方針是:繼續爭取下層群眾，壯大革命力量:分化中層，孤立上層，打擊首惡;對其組織或打垮，或瓦解，或勒令解散，或予以取締。1947年9月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邯鄲局《關於開展新區工作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的指示》，指出對封建迷信等組織“應周密調查，慎重處理，……一般應在群眾運動中，實際瓦解之。秘密社會有武裝的，凡是公開助敵反共的，均應堅決揭露消滅；194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了《關於取締封建會門的指示》，要求教育爭取群眾，孤立少數上層分子，分化瓦解其組織。隨著解放區迅速擴大，中共的政治、軍事優勢逐步明顯，黨的土改政策與會道門上層分子的利益日益衝突，會道門存在的積極意義己不復存在。從以上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會道門的本質和發展傾向認識更加清楚，政策更趨強硬。而國民黨為使其政權重新佔據優勢，在對國統區會道門實施控制的同時，又對根據地和淪陷區的會道門積極予以扶植利用。對會道門採取了拉攏利誘、操縱控制的政策。對同善社這個抗日戰爭時期勾結日偽勢力，聲名狼藉的組織，由於他和國民黨上層官吏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這些當權者的疏通，很快改變了政治傾向，在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影響下逐步走向反動。
新中國成立之後，剩餘的同善社成員利用民眾對社會不穩定的恐懼心理，大肆地散佈謠言，惡意中傷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軍隊及其開展的革命事業。大肆製造謠言，例如“蔣介石要回來過八月半”等等。[48]
至1950年，諸暨同善社尚有道徒334人。1951年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了清理和取締反動會道門及“同善社”的殘餘勢力工作。“同善社”在這場清理中被取締。原先的社員被解散，對原先社中的醫生，分配相應的醫護工作。1953年4月，姚江鄉（現屬直埠鎮）姚公埠村同善社社首姚廷棟被捕。[49]意味著這個經歷了半個世紀，譭譽參半的地方宗教組織徹底的在諸暨消失。
結語
與傳統的民間信仰的自由不同，會道門均有一個相對嚴密的組織機構和組織體系：有以教主為最高首領的等級制度，道徒也有等級，有職務，有較系統的教義思想、迷信邪說，教主利用這些邪說對成員進行精神控制，有嚴格地教規、紀律，對成員進行組織控制等等。一些會道門披著民間信仰的外衣，利用了民眾的迷信心理，發展成員，建立組織。在創立之初，他們都是打著慈善或者傳統的旗號，一般很難被普通民眾所識破，也很難及時看出其對社會穩定不利的方面。但隨著教徒的增多，組織勢力的壯大，由於其實行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自成一體，不受約束，教主等骨幹成員的個人野心、慾望，就會不可避免膨脹起來，必然與社會公德和國家法律相矛盾，必然走上與國家法律、政府行政管理相對抗的道路，進行非法和違法犯罪活動，對社會產生嚴重危害。從現實情況看，許多會道門骨幹分子已經職業化、家庭化，把串聯、復辟會道門活動作為謀取生、發財的捷徑。會穩定。
從新中國成立的過程到成立以後，我國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風雨雨，對幾乎所有的民間信仰用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手段，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義取締了，可以說行動很徹底，手段也十分嚴厲。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民間信仰活動處於蜇伏狀態,但蜇伏並不等於消亡，一旦氣候適合，它又會從冬眠中甦醒過來，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至今，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體制的逐漸寬鬆，民間信仰以發掘歷史、民族、傳統文化的名義或以積德行善的理由等等不同形式，又一次重新興盛起來。亦正以秘密或公開地危害著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社會的穩定。對會道門進行組織研究、原因防治研究、個案研究等都是必要的，如心理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過不同的研究對比，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這些組織可能以獲取經濟利益和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為目的，但當他們的勢力不斷得到壯大時，其首領的政治野心便會激發出來，並極易與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和反華勢力勾結起來，對政權和社會構成威脅。
同時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的同時，應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科學素質，作為瓦解會道門等邪教組織死灰復燃的社會基礎、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
[1]按《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別埃仙史》載：普惠真人乃後藏江孜鎮雅魯藏布謨罕世達的玄玄裔孫（誠公如保，外號蓑笠道人），授回祖心傳，博覽群經，擅陰陽術，精黃農學，天道運數、地道周行、人道名教綱常，瞭然通曉。後升空仙去，得葛老仙翁默授玄教。雲遊六合時，再得葛洪、葛玄相繼授以丹法。二千年中，從師三五朝，隱居羅浮括蒼之間，深契孔、老、佛、耶、回五種之奧秘，宣化仁義禮智信之倫常。常隱形藏真，雲遊東土，鹹同間曾隱跡千歲巖中，會包村事發，敕令弟子救濟孝子賢婦有緣氏於難。事平後藏真武陵，及民國元年，有感國運變遷，修羅之戰致愁雲慘霧與天接，請得葛老仙翁玄機，復遊浙東浣江堤畔，擇冰潔清廉之神童貞女不可得，遂憑軀於周福緣嫠婦藉口宣化。
[2]鸞盤，即扶乩，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這種人被為鸞生或乩身。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以傳達神明的想法。
[3]《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一《別埃仙史》。
[4]《諸暨市公安志》載1920年由陳潛傳入諸暨。
[5]《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一《雲霄志序》。
[6]關於浙江此次水災被災縣域還有60餘縣(《浙江壬戌水災籌振會報告書》永祥序)、“約及六十縣”(《浙江省長公署訓令》第2500號，《浙江省政府公報》第3760號，1922年10月23日)、“五十餘縣”(《新浙江》1922年)多種說法。
[7]《國會議員販災之提案》，《全浙公報》1922年9月18日。
[8]《8月6日夜大風為災》《二志8月6日夜大風為災》，以至《七志8月6日夜大風為災》，見《越鐸日報》1922年8月8日至8月14日。
[9]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新編浙江白年大事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0]《諸暨:暨陽風災慘狀錄》、《越鐸日報》1922年8月14日。
[11]《外報述諸暨水災慘狀》，《申報》1922年9月4日。
[12]《紹興來電》，《新浙江》1922年11月21日。
[13]《諸暨:吳匪張貼布告招匪徒》，《新浙江》1922年11月24日。
[14]《旅京浙同鄉允助紹賑》，《申報》1922年9月23日。
[15]《浙江省長公署指令九一九九號:令諸暨縣知事》，《浙江省政府公報》第3712號，1922年9月2日。
[16]即南屏派。
[17]《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四《濟生總務》。
[18]《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二《雜俎》
[19]《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一載：濟生堂位於雲霄殿一層側廂。
[20]《諸暨民政志》2002年版，第12頁。
[21]《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一《雲霄志序》。
[22]《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六、七。
[23]入社後建立會員名冊，男性曰“幹道”冊，女性曰“坤道”冊。所謂乾坤兩道,是與民間之忠信篤實於五倫八德中,體得一字二字之人。坤流中能體三從四德,與不犯七出八邪者。男有男宮,女有女宮,男女各有接引,各有招待。
[24]《諸暨民報五週紀念冊》諸暨社會現象第88頁。
[25]《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的篇首，提供了一份“派單”的樣本。
[26]王見川：《清末民初中國的濟公信仰與扶乩團體——兼談中國濟生會的由來》，《民俗曲藝》第162輯（2008），第215～232頁。
[27]《醒夢編》序言部分（載王見川、林萬傳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11冊，臺北，新文豐，1999年）。
[28]施粥對於一般貧民以每年寅卯兩月為度，對於監獄囚犯以常年計算。後因米價飛漲，倡議增加五月施粥，每日兩餐，佐以鹹菜，日有數千人。
[29]施醫延請精通醫理之士，每日上午8時至中午12時止，診脈施方，兼備丸散膏丹以供救急之用（《諸暨公安志》載為“不飢丸”）。春則施種牛痘，夏則注射藥水，並分送痧藥等以預防傳染病。並集資設濟生堂藥鋪，免費救治貧病垂死之人。
[30]即嘉興南湖。
[31]通過扶乩來傳達神意的展現、教義的宣化以及其它事務的行止指示。
[32]祭煉，又稱太極祭煉法。道教語。祭鬼鍊度的方法。謂對死者進行“施食”、“追薦”，可使死者生前的罪過得到寬宥，並早昇天界。宋·鄭思肖 《太極祭煉內法》捲上：“每年三元、五臘，謂之八解脫日、八節。庚申甲子一年之間二十八會，祭煉幽冥所不可缺。” 元·徐善政《〈太極祭煉內法〉序》：“太極祭煉法者，葛仙公祭鬼之法也。”
[33]慈雲壇在諸暨縣南鄉箬山下。
[34]曇雲壇在蕭山縣臨浦鎮。
[35]瑞雲壇在嘉興。
[36]華雲壇在蘇州。
[37]徐恆，道號五宸，原名蔭梧，字陶庵，諸暨縣城東二隅下江東人，民國甲子年（1924）年謁師顧本嚴，任覺雲軒庶務，輔理懺事。
[38]即顧復證律師。
[39]《覺雲軒雲霄玄譜志》卷四《龍門師傳》。
[40]周學來，宗師，費陽熙真人弟子，道號抑凡子，儒名思誠，字一庵，浙江烏程縣人。
[41]《諸暨民報五週紀念冊》下卷《諸暨社會現象》
[42]民國時期諸暨縣縣長，長生道道友，人稱“吃素強盜”。
[43] 1924年陳蔚文所撰的《募復建浣溪亭緣起》記載了西施到乩的事情，此文刻碑立於浣紗亭，後碑石被毀，拓片藏於諸暨市檔案館。
[44]天誠廟在浬浦鎮浬浦村，立有天誠廟碑。
[45]《俟廬叢稿》卷二，1928年上海宏大書局石印本，陳鴻文、陳錦文、陳蔚文著。
[46]第一章《倫常》：父母關、守孝類、兄弟關、妻妾關、宗親關、師友關、奴婢關；第二章《仁愛》：人事類、物命類；第三章《勸化》：善事類、惡事類；第四章《慎敬》：存心類、臨事類、言語類、事神類；第五章《私德》：性氣類、衣食類、貨財類、女色類；第六章《慈善公益》：賑施類、生殺類、敬褻類。
[47]《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94頁。
[48]《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93頁。
[49]《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86頁，據說在土改時外逃，後潛回家，白天躲地洞，夜間住樓上。一天村幹部上門做退道勸說工作時，發現灶口凳在動，掀開木板發現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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