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覺，（夏威夷舞會）格樁事體，從古到今，從來沒發生過。阿拉是為了白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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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好一覺睡到天亮”
舞池中跳舞的人們
4月初的一個尋常週日，密密綿綿的細雨飄來，夾著涼涼的氣息。陳澤原從出租車裡下來，穿過老城廂擁擠的人群，慢慢踱步走進豫園萬麗酒店的大堂，徑直走向電梯。
陳澤原今年84歲了，自從2月份知道這裡後，他便每回必來，由女兒陪著，從虹井路的家裡乘出租車過來，風雨無阻。
這間位於酒店22樓的酒吧門面低調隱匿，電梯只能到21樓，出來後要從一扇黑色的門進入，爬一段地板鋪制的樓梯才能到。舞會是兩點準時開始，陳澤原通常會提前半小時到，每次走進酒吧，已經入座的曾小姐和蔡又芳便立即起身，迎上前扶他入座。
“儂好伐？兩個禮拜沒見唻，伊拉格地方上個禮拜被包場唻，就好像長遠沒見了。”蔡女士的嗓音低沉且有磁性。
陳澤原身穿一件深咖啡色的毛衣，裡面的淺藍色襯衫衣領挺括。他在一隻靠牆的大紅色絨布雙人沙發前慢慢坐下，安靜地看著樂隊。
酒吧的佈置簡單清爽，棕色的老式地板，四周用絳紅色簾布裝點，當中兩根大立柱，小圓桌、圓沙發散落在周圍，客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其間，捧杯咖啡或熱茶閒談著，落地窗外風光一覽無遺。
樂隊演奏的舞臺在酒吧一角，樂手們穿花衣裳、戴大花環，各自專心地調試著樂器。彈夏威夷吉他的陶順源坐在樂隊正中間，不管燈光多暗，他永遠戴一副深茶色墨鏡，吉他往雙腿上一擺，一股莫名的冷傲氣質隔著墨鏡散發開來。
彈鋼琴的吳恩賚負責排練編曲，客人想唱歌，得提前跟他講，由他來協調樂隊的伴奏。見陳澤原在沙發上坐下來，吳恩賚便從鋼琴旁走過來，拿著樂譜跟他確認歌曲演唱順序。
“老早我每趟來只唱四支，現在升級了，要唱六支，今朝準備上半場唱三隻，下半場唱三隻。”陳澤原講，“到這裡唱幾首歌，回去好一覺睡到天亮，平常夜裡總歸睡不踏實。”
陳澤原，1934年生於上海。每次來唱六支歌。
每個禮拜天下午，豫園萬麗酒店22樓的酒吧裡，都會上演這樣一場將時間隱藏的舞會，門票上取名“夏威夷風情欣賞觀景舞會”。來的客人大多上了年紀，小一點的60多歲，年長的90多，樂隊成員也一個比一個年紀大，團長陶順源今年也75歲了。
在這裡，年齡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樂隊成員們著裝統一，打扮誇張，花花綠綠的襯衫、白得耀眼的長褲、一頂飄逸的牛仔帽，配上顏色鮮豔的大花環，渲染出一種難以描述的熱帶海島氣氛。客人也個個穿得山青水綠，男士們襯衫領帶、頭勢清爽，小姐們妝容精緻，靚麗的配飾刻意地點綴。
一時紅了眼圈
陳澤原（左二）與愛英文歌的朋友，最右為查理林。
舞會成員中多數人都生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年少時出入於大華、大光明、國泰等電影院，那些外國電影裡經典的主題曲耳熟能詳。樂隊演奏的音樂也多是那些從前的經典旋律，舞池中一群人談談、笑笑、唱唱、跳跳，臉上不時露出開懷的神情。
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歌，流行於那個時代的經典在時間的塵埃裡漸漸淡了痕跡。但他們不怎麼在意，畢竟在遲暮之年，於這座滄海變桑田的城市中，還能一道分享片刻的昨日重現，也算一段幸事。
陳澤原唱歌多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文經典歌，許多歌來自於他兒時的記憶。
他出生在馬當路復興中路的石庫門房子裡，從他記事的時候開始，他的父母常帶他去杜美大戲院（今東湖電影院）、南京大戲院（今上海音樂廳）、美琪電影院去看外國電影，那些經典電影裡的插曲讓他印象很深。
四歲那年，為了送父親陳寶驊從香港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他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去。在香港期間，他跟隨父母到電影院去看過好幾場電影，其中有部電影叫《Rainbow On The River》。看完電影后，他父母又一句一句地教唱電影裡的插曲《賣花歌》。後來從香港返滬途中，他一個人反覆哼唱，將歌詞和旋律銘刻在腦海中。
從9歲開始，陳澤原的命運就像大風中的沙礫，在中國地圖上飄蕩。1943年1月，陳澤源跟隨著母親離開上海，投奔在重慶的父親。全家人一路輾轉顛簸，經過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貴州等多個省份，這段在戰爭中逃難的路程花了半年多才走完。
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得以回到上海。幾年後，朝鮮戰爭爆發，還在育才中學讀書的陳澤原和同學們一起報名參軍，被保送到了解放軍武漢電訊工程專科學校。
年輕時期的陳澤原
出發前的一天，父親和他一塊去法國公園（即復興公園）散步，在雁蕩路吃了一頓豐盛的西餐，下午兩個人沿著霞飛路（今淮海路）慢慢地散步談天，溫暖的陽光從梧桐樹葉的縫隙灑下來，特別美。
分別時，父親給了陳澤原一些錢，讓他乘車回同孚路（今石門一路）的家，並對他講，“你和妹妹過幾天就要離開家，離開上海了，我不再送你們了，好好讀書。”“畢業以後，多多寫信給你母親，也不要忘了我。”
那是1950年，他最後一次見到父親。1955年，父親受潘漢年事件牽連入獄近20年，於1975年病逝。這25年中，陳澤原從武漢到重慶，再轉業去了北大荒，茫茫荒原的日子幾多艱險，遭遇野獸出沒，還曾患上赤痢差點丟了性命，後來又輾轉到北京進修學習。1961年，他調幹到新疆石河子工作，總算在那裡紮根安家。
一直到父親過世，陳澤原都沒能再知曉任何關於父親的消息。
1958年陳澤原（左四）剛去北大荒不久
自17歲離開上海後，陳澤原很少有機會唱那些自己喜愛的英文歌了。偶爾夜深人靜，他會翻出筆記本，把父母教過的歌寫下來。
60年代初，他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水利電力學校教書，一對從上海來的夫婦無意中翻到他的一個本子，裡面寫著《賣花歌》的歌詞。這對夫婦比陳澤原大了十幾歲，他們在讀中學時就很喜歡唱。沒想到多年後在離上海八千里的地方，還有機會遇到少年時唱過的歌。三個人哼唱著歌的旋律，一時紅了眼圈。
1963年，陳澤原與小自己十歲的學生吳宜生結婚了，兩人共同養育了三個兒女。陳澤原在新疆做了很多年學校校長，還在校園裡開設了音樂班，自己給學生上音樂賞析課。
31年後，他們一起退休回滬。每週他幾乎都會跟愛人一起到新客站的崑崙舞廳去唱歌，他在臺上唱，愛人在下面聽。後來他愛人生病的五六年時間中，為了專心在家照顧她，陳澤原一次都沒再去唱過歌。
“去年6月份，我愛人去世了，我心裡放不下，半年都不怎麼出門。後頭子女們勸我，儂還是要好好活。想來想去，我還是最歡喜唱英文歌，迭個事體（唱歌）蠻怪呃，儂好把自己的情感放在歌裡。那些經典的老英文歌伴隨我七八十年，有時唱著唱著，就會想起那些已經離開的人。”
“現在不還是這麼活著嗎？”
吳恩賚，1957年生於上海，他負責樂隊的編曲和排練。
到五月份，夏威夷舞會已經辦了十個月。每次舞會開場，坐在鋼琴後面的吳恩賚表面平靜低調，內心思緒萬千。40年前，他曾懷著無人能出其右的自信，在高考剛恢復時，連續兩年報考頂尖音樂學府的作曲系並落榜。那時他大概沒想到，許多年後的某一天，他會在上海灘鬧市區的五星級酒店裡，發起這場舞會，實現自己編曲的夢。
“我發覺，（夏威夷舞會）格樁事體，從古到今，從來沒發生過。阿拉排練沒鈔票的，演出也沒啥鈔票。但阿拉是為了白相呀，一幫退休的人，搞音樂不是業餘消遣，是純粹的愛好。”吳恩賚說。
曾小姐（左）和蔡女士
吳恩賚生於1957年，10歲出頭時，他哥哥要去安徽插隊。為了讓離鄉背景的哥哥少吃點苦，家裡人聘請了一位中央音樂學院的老師上門教他小提琴，學費就是一個月一隻雞。那時吳恩賚跟在哥哥後面學琴，再積攢零花錢溜到“淮國舊”（國營淮海舊貨商店）去買二手樂器，自己一點點摸索。
小時候他家在淮海路重慶路口，上海婦女用品商店對面，“淮國舊”就在他家隔壁。那個年代，他算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經歷過三次抄家。因為在家裡年紀最小，每回被批鬥時，他總是站在隊伍的最末，手裡拿一隻煮牛奶的壺子敲。
比起家裡的變故，他更害怕那種孤立無援的感覺，一出門就被人欺負，帽子被搶掉、書包被扔在地上、身上被吐唾沫……還有因為內容不夠深刻而一遍一遍重寫的材料。
少年時期的經歷刻骨銘心。17歲那年，吳恩賚去到南匯農場，作為農場宣傳小分隊的一員，參與籌備一年一度到上海的文藝匯演。那時他卯足了勁，暗暗想爭一口氣，準備節目時格外投入。每趟四五個節目從零開始，編曲、配樂到歌舞表演，所有細節他都反覆斟酌，事無鉅細。
在農場的第四年，正逢高考恢復，當時已籌備過四年文藝匯演的吳恩賚自信心爆棚。第一年高考，他決定報考心目中最嗲的學校和最嗲的專業，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出來後做啥我根本不曉得，但就覺得這個最高級。”第一年進複試後，再沒有下文了。
吳恩賚不是那種輕言放棄的人。第二年，他降低姿態，報考了上海音樂學院的作曲指揮系，結果複試後又沒了音訊。
到了第三年，備受打擊的他終於決定將心態放到最低最低。他想，只要能上大學、離開農場就行，隨便哪個師範學校都好。報名截止日那天清早，吳恩賚抱著最後一線希望，想再爭取一下農場的介紹信。
他橫算豎算，雖然這段時間遲遲沒拿到介紹信，但只要最後一天順利，等會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再換兩部大巴，黃浦江擺渡後坐公交車趕到學校，興許還來得及報名。
“結果負責開介紹信的人還是講，儂第三趟了，不好再開了。”吳恩賚說，“我就這樣浪費了三年辰光，後頭又在農場待了整整四年。”
許多年後，吳恩賚認識了不少音樂圈的朋友，他無意中聽聞，自己報考的那年，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只錄取了一個人，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曲作者金月苓。這個有點無從考據的消息一直讓他很唏噓，“回想起來格個辰光蠻幼稚的，大概來賽（厲害）的人都容易天真吧。”
1990年，還在工廠上班的吳恩賚每晚都到新客站的崑崙舞廳去彈琴，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半甚至更晚，一做就是17年。“我辰光沒浪費脫，人家夜裡廂搓麻將，我去彈琴。這也算是一種上海人的小資生活吧。”
去年2月，吳恩賚在酒吧經理的支持下，和幾個愛好音樂的朋友一道開始籌備夏威夷風情舞會，經過幾個月的排練，去年7月24日，舞會以每週一次的形式確定下來。
“自從舞會誕生後，伊拉就特別歡喜來。來的這幫人呢，多少有點小資情調，在五星級酒店上頭，伊拉覺得老安全、老清爽，還有咖啡吃吃，老開心呃。這裡年紀80歲朝上的客人蠻多的，阿拉歡喜彈，伊拉歡喜聽，不是蠻好？”
“到今朝為止，舞會里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我粉絲。為啥伊拉歡喜到我這裡來唱歌唻？伊拉歡喜唱英文歌呀，唱英文歌麼，總要有人伴奏的，我肚皮裡廂譜子多呀。
“畢竟我是學過作曲的，雖然是自學，但噶多年數積累下來，這就叫厚積薄發。不管儂唱啥調，我就幫儂彈啥調，老好用呃。要是有天我老了，也有人像這樣為我來伴奏，那就好了。”
除了每週例行的排練和演出外，每天吳恩賚都要花很多時間為樂隊編曲。“去年樂隊剛成立辰光，阿拉只有三十首曲子，現在要三百首唻，都是我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寫出來的，比當年工作還要認真。”
舞會的“靈魂”是舞臺上伴奏的樂隊
下午四點半，舞會落幕，客人們各自散去。吳恩賚在吸菸室裡坐下，連抽了三支菸，放鬆地靠在沙發背上。“有辰光想想自己經過的路，一歇歇感到虛度了，啥事體都沒幹成，一歇歇又覺得，自己經歷了那麼多事體，蠻充實的。有辰光受了氣，覺得委屈，委屈到想去死，現在不還是這麼活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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