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錄音樂萬花筒流行音樂排行榜
基本上，90年代上海人聽的流行音樂特指的就是港臺流行音樂。
《我是一隻小小鳥》、《亞洲雄風》、《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失戀陣線聯盟》、《理想與和平》、《夕陽醉了》、《生命過客》、《焚心以火》、《黑頭髮飄起來》、《夢醒時分》。
這一連書名號，倘若找來一個90年出生的年輕人來辨認，估計八九成都認不得。但倘若找來60後、70後以及80頭上的，此刻恐怕已經陷到腦海裡的旋律中去了。
這是1990年上海廣播電臺一檔由上海錄音器材廠冠名的《上錄音樂萬花筒－流行音樂排行榜》聽眾票選出來的“1990年度十大金曲”。
那是一個黑白電視機都還未普及的年代，上海人家裡標配的紅燈牌無線電裡飄出譚校長的《理想與和平》、童安格的《生命過客》，今天回想起來簡直起雞皮疙瘩。
90年代家庭娛樂
90年代，娛樂文化從港臺飄揚過海而來，“流行音樂排行榜”是這些流行音樂最早靠岸上海的“十六鋪”。而流行音樂覆蓋的受眾，大多是在大中小學唸書的年輕人。校門口的地攤上，最熱銷的永遠是那些印著四大天王、葉倩文、林憶蓮們的貼紙、包書紙。
出生於1976年的王韻90年代初在楊浦區一所初中就讀，她是“流行音樂排行榜”的忠實粉絲，她記得當時同學們之間每週都會討論這張榜單，並且還會發生爭吵——“譚詠麟、童安格、張國榮誰才是no.1？”
王韻中學時特愛自己收羅流行歌曲卡帶
這三位的歌其實蠻符合上海人喜歡的路數，紓緩悠揚，編曲上又有許多小心思，實際上譚、張兩人不少的歌都是日本製作人玉置浩二的曲子。後來，90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也來到這裡，同樣深深影響了一代人。
學生們聽歌的渠道除了電臺，再就是自己買卡帶，而當時正規渠道引進的卡帶有限，王韻便會和同學們去買一種叫“拷帶”的磁帶。那個時期，上海有些人家裡有海員，或者海外關係，從“外面”帶進來一些母帶，然後再用雙卡的“四喇叭”翻錄。考究一點的會用tdk的磁帶，磁帶盒子裡配一張原版黑白複印的歌詞封套。
拷帶的包裝比較簡單，歌詞都是打印的，但在當時仍是若獲至寶。
王韻的家在楊浦，他們最多去兜拷帶的地方是四川路乍浦路附近，而當時整個上海的拷帶集中地是延安路上的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附近。
“第一趟就是朋友領進去的，石庫門院子人家自己家裡，老神秘的，進去一看，窗簾拉著的，裡頭坐著一個老奶奶看店，他家裡有兩個大的錄音機，後面一排箱子擺著他拷好的帶子。買拷帶有兩種方式，一種你在他拷好的裡頭去挑，還有一種，比如說我喜歡黃凱芹，比較小眾的，我跟他講，他去想辦法進。這樣一盤帶子14塊，是要省吃儉用才能買，不是每個月都能買。”王韻回憶。
Walkman，這張照片可以給自己的孩子看看，原來地球上還有過這玩意。
“拷帶”因為是海外的版本，雖然也就一個巴掌見方，但卻是一扇小窗戶。王韻記得，“你買過拷帶才發現，這個歌手在香港的版本，比如我喜歡的黃凱芹，甚至有他本人寫的一首詩，或者寫點序。當時就覺得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和引進進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我們引進的正方形的仿宋體，作詞作曲什麼都沒有的 。當時時候，原版帶裡我就看到照片其實拍了那麼多，一本小本子，有種前面結尾都有他寫的小東西，人家做東西還是比較精緻的。”
這種透過小窗戶看到外面的感覺，想必許多王韻的同齡人都有印象，“海外關係”寄來的香港雜誌或是錄像帶，都讓當時既領市面又懵懂的上海人見到了另一個平行中的世界。
羅中旭、黃綺珊唱夜場的年代
羅中旭在九十年代歌廳
90年代初，經濟搞活，市場就像蒸屜下的熱水開始冒泡，這一代上海人終於有機會體驗到那個遙遠“夜上海”的內涵。
對於一部分“70後”和“80後”來說，90年代的流行音樂只是卡帶、雜誌和廣播臺。而對於比他們年紀更長一撥已經“出道”的上海人來說，流行音樂已經是一種可以消費的娛樂生活了。
為了應酬，或是存粹尋開心，上海人的“夜生活”也逐漸熱鬧起來。其中最時髦的就是演藝歌廳——一個舞臺劇中，臺下是觀眾的座位，外圍也有卡座。這些歌廳的模式許多都是港臺客商帶入上海的。舞臺上不僅僅是唱歌，也有時裝表演走秀、有舞蹈、有樂隊。
時裝表演是90年代的新生事物。1990年在上海展覽中心的時裝表演盛況空間，而演藝歌廳很快把這種形式以及最紅的模特們吸納進來，於是便有了在歌舞表演中穿插時髦套裝的走秀。
90年代初，上海名氣最響的歌廳叫“不夜城”，坐落於靜安寺的雲峰劇場門口，是當時上海最鬧猛的夜場，凡在圈子裡出名的歌手幾乎都在那裡唱過歌，其中包括羅中旭、黃綺珊等。
我們的受訪者陸唯生於1962年，90年代初他作為串場歌手也在“不夜城”唱過歌，那時他30出頭，扮相奶油，很受觀眾的追捧。
90年代初陸唯在文化館演出
《情人的眼淚》、《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忘情水》都是陸唯的拿手曲目，這些歌也主要是“慢三”拍的，適合演藝歌廳或是舞廳那種輕鬆曖昧的氣氛。
“伊拉進來的消費的人都是做生意的，有做水產生意的，也有做建材、五金的，樣樣有。伊拉講，不要看白天一股腥氣味道，夜裡廂衣裳一調一弄，大哥大一拎，整個世界都是他的啊最瀟灑嘞。”陸唯說。
這些捧場的老闆們其實是歌廳真正的主角，點誰唱歌，唱什麼歌，都是用鈔票說了算的。
“伊麼帶了兩三個小兄弟，一道來，聽好歌以後，叫歌手過來坐坐。有額辰光還會叫歌手一道去吃夜宵去。歌手基本上都會去的，實際上也無奈，沒辦法 ，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去的話，他第二天就不來捧你場，就捧另外一位，這很現實的，沒辦法。”陸唯說。
吃夜宵也是當時夜生活的一個經典項目，虹口區的乍浦路，黃浦區的黃河路，還有淮海路一帶，夜市面興旺得很。我們的受訪者楊衛國回憶說，“實際上90年代的辰光就什麼東西都有了，鼻蚌咯，龍蝦咯，海鮮的種類和今天沒啥區別的。但是老早的價格比今朝還要貴。”
當時上海的夜場，最低消費是20元一個茶位，而當時的人均月收入在200元左右。點一首歌則至少是100元，當然也有老闆願意給更多的小費，幾百上千都有。通常演藝歌廳算是比較高檔的消費場所，少有不文明的現象，不會唱到一半一打啤酒送上來叫歌手喝完，臺下頭也還不興陪酒什麼的。
當時上海的本土歌手，幾乎都有在夜場駐唱的經歷。周冰倩、李泉、羅中旭都是這樣一路出來的。
楊衛國生於1956年，90年代初他在水仙洗衣機廠做銷售經理，那是工廠效益最好的時候，南來北往的經銷商到上海來，不免會有許多應酬招待，楊衛國那時候也見過不少世面。
他記得上海最早的卡拉OK是從日本引進的“雷達”，很小的一臺設備，沒有電視機。楊衛國在淮海路的一個地下室裡唱過，那裡不像歌廳一樣富麗堂皇的，也沒有後來量販式的包廂，就是很簡單的一個舞臺，有曲目，可以點歌，一首歌10塊錢。趣味和今天的完全不同。
楊衛國也去過演藝歌廳，他記得，“去一趟沒有一千塊錢出不來，那個辰光一千塊不是現在好比的。阿拉虹口區四平路的’臺灣人’，那個辰光鬧猛呀，老闆去嘛要排場咯，也要捧場，一百塊、兩百塊。叫我講起來，這種模式屬於上檔次的生活，比較的就是誰更有腔調。”
一個花籃100塊，送一個也就送了。演藝歌廳的常客大多是開廠的，開飯店的，炒股的，還有外商，以及各色有頭有臉的人物。
“現在講起來，一些大老闆一下子就因為送花把自己的事業敗掉了。有的人完全就是要面子，或者說是有癮頭了，每天都要去歌廳，去了就買花，那個時候沒刷卡的，全是帶現金的，最起碼一萬塊，屁股後頭一塞，塞好了，帶兩三個小兄弟就一道去了，買到最後甚至連出門打的錢也用光了。”陸唯回憶說。
周立波過去在接受採訪時也提及過他曾在夜場一擲千金的故事，90年代是風起雲湧的時候。弄潮兒們坐在沙發柔軟的靠背上，幾杯老酒下肚，歌聲款款佳人在側，難免會有種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感覺，也許那些一擲千金的朋友們並不敢相信，有一個更好的時代，還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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