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即“精神日本人”的簡稱，指精神上把自己視同為日本人的一類人。“精日”的祖師爺是臭名昭著的頭號漢奸汪精衛，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位“精日”祖師爺的醜惡行徑。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迫於國內民眾和各方面的壓力，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出席廬山談話會的汪精衛也發表了講話，聲稱：“最近盧溝橋事變突發，危急情形，更加嚴重……國難如此嚴重，救亡圖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從廬山回到南京後，汪精衛又到處發表其“抗戰高論”：
“中國今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窮兇極惡，無所不用其極，惟有抗戰才能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國同胞一致的自動犧牲之精神，從事抗戰，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們誓必繼續的將所有血汗都榨出來，以前的及現在的所有將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為江河，撲滅盡了侵略者的兇焰，洗滌盡了歷史上被侵略的恥辱。”
“現在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哪個士大夫變節，立刻認他作漢奸，不齒於人。”
然而，曾經慷慨激昂，壯懷激烈，欲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汪精衛，卻出人意料，在朝夕之間自食其言，態度逆轉，開始四處散佈悲觀的亡國論調。汪精衛在國事會議上公開發表投降言論：“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歷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在汪精衛看來，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只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裡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麼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而此時國際友人如大文豪泰戈爾等卻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進行抨擊，“堅信中國人民是不會被征服的。日本侵略者愈兇殘，潰卻的日子也就愈早。中國終於會得到獨立和自由”。預言中國“抵抗必勝，建國必成”。
其實，汪精衛始終是一個媚日的頑固分子。“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親自批准與日本簽訂有損國家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引起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上海各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痛斥汪精衛，冒天下之大不韙，誓死媚日，是十足的賣國賊。日本為掩蓋其軍事和經濟侵略，大肆宣揚“中日親善”“經濟提攜”，汪精衛不僅不加以揭露，相反與之遙相呼應，簽署發表了國民政府“敦睦邦交令”，規定“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壓制民眾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討好日本帝國主義。“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對蔣介石聯共抗日十分不滿，叫嚷說：“我聽到與共產黨合作的消息，感到無比憤怒！比上次在大門口打我三槍時，還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違反已定國策的，不反共是違反世界潮流的。”汪精衛的媚日反共立場極其頑固，但面對“七七事變”後洶湧澎拜的抗日怒潮，他只得以高調抗戰來偽裝自己，目的是為巧妙實現其投降妥協的政治主張“轉圜”。
由於日本軍方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希望成為泡影，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日本方面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1938年11月12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八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一）中日締結防共協定，中國承認日軍防共駐紮，內蒙地區作為防共特殊區域；
（二）中國承認滿洲國；
（三）日本僑民有在中國居住、營業的自由，日本允許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考慮歸還在華租界；
（四）中日經濟合作，特別是利用、開發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有優先權；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協議以外的日軍，於兩國和平恢復後，開始撤退，兩年內撤完。
這是一個屈辱的賣國協議，人神共憤，然而，貪得無厭的日方仍不滿足。由於日本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和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堅持，日方竟然在最終簽訂的協議文本上，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一項。汪精衛感到失望甚至憤怒，但在爭辯無效的情況下，他還是派周佛海在這個協議上籤了字。這或許也是日本方面被迫同意汪精衛提出的在日軍治下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的重要原因。1939年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持的汪偽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早在1938年1月，愛國僑領陳嘉庚就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然而，汪精衛卻對自己叛國投敵的行為不甚在意毫無恥感。
汪精衛主張對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關心日佔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佔區需要照料；
（四）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介石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
汪精衛以拯救民眾於戰火，防止國土成為焦土，保持國家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為由，投靠日本人，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他以為這才是“國家的生路”和“合理的辦法”。他曾說：“在開展和平運動的過程中，會遭到非常的酷評，會當做賣國奴、漢奸來批叛。然而，我甘心接受，譭譽褒貶置之度外，決心向著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邁進。”汪精衛之虛言，是很具有欺騙性的，也容易博得不明真相的人們的同情。其實，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主張，是消極和悲觀的，也是荒謬的。試想，如果人人都奉行投降主義路線，中國怎麼會打贏這場戰爭？在日本的實際統治下，汪偽政府能夠真正維護日佔區人民的利益嗎？如果中國輸掉了這場戰爭，僅靠一紙協定就能限制日本的行為嗎？
深入探究，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救中國的思想，也是愚蠢的思想。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蓄謀已久的行動，何時侵華只是時間和時機的問題，因為日本是個蕞爾小國，且地質災害頻繁，總給人一種說不上什麼時候就會沉入海底葬身魚腹的擔憂，加之資源極度睏乏，生存受到威脅，發展受到制約，從長遠計，日本需要對外擴張，拓展生存與發展的空間。當彈丸之地容不下膨脹的野心的時候，一衣帶水的鄰邦，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中國，自然就成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如果中國戰敗，日本最起碼要將滿洲國納入自己的版圖，因為東北的黑土地是誘人的，盛產品質極佳的糧油作物，蓄有巨量的優質木材，擁有浩瀚林海，蘊藏著豐富的煤、油、鐵、金、鎂、鋁等資源，又與日本本土最近。事實上，1936年日本已制定了1937～1957年20年內由日本向東北移民100萬戶、500萬人的龐大計劃，是當時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到1943年，日本來到東北的移民達到40771戶、24萬人，侵佔東北土地152萬公頃，約佔東北全部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一，被日本移民侵佔土地的東北農民有30多萬人。目的是使中國東北成為日本國土的延伸。中國其他地方，日本會通過扶持傀儡政府，分而治之的方式，操縱中國政治，肢解抗日整體力量，控制和掠奪中國的經濟、資源。也許迫於西方列強和蘇聯的壓力，日本還會出賣一部分中國利益或讓渡一部分在華利益。人為刀俎，汪為魚肉。汪偽政府有什麼資本和能力限制日本的行為！恐怕到那時汪偽政府只有搖尾乞憐以求苟延殘喘一途了。任何時候都不要相信，一個仰人鼻息的民族，一個受人操縱被人綁架的國家，一群在刺刀和皮鞭的監視下看人臉色生活的人，不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就能夠獲得復興、富強和幸福。如果日本戰敗，中國人民是不會放過汪偽政府的，因為日本與汪偽政府是狼和狽的關係。在特定的條件下，不管汪偽政府願不願意，它要想存在，就只能成為狽。汪精衛在國內曾經有很高的聲望，是國民黨領袖人物，他成為漢奸，對中國抗日軍民的精神打擊是嚴重的。他的“和平運動”，也必然會為中國軍民戰勝日本侵略者增加更大的困難、付出更大的犧牲，曾經受盡屈辱而勝利後揚眉吐氣的中國人豈有隻殺狼不殺狽之理？
從汪精衛主持國民政府工作、與蔣介石明爭暗鬥、處理自己與軍隊各派的關係、對待蘇俄和共產黨等方面，可以看出他缺乏駕馭矛盾和總攬全局的能力，缺乏鬥爭的堅決性和徹底性，缺乏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是個不合格的政治領袖。他有時處理問題還顯得很幼稚和拙劣。比如，1927年7月27日斯大林的欽差大臣鮑羅廷離開武漢回國。汪精衛和武漢政府的官員假惺惺去火車站送行，現場似乎洋溢著濃濃的惜別之情。當火車開動後，武漢政府卻立即給在鄭州的馮玉祥發報，要求他逮捕並處決大鬍子鮑羅廷。曾經得到蘇俄巨大援助而又割據一方的軍閥馮玉祥會按照武漢政府的要求去做嗎？馮玉祥能不識破汪精衛嫁禍於人的低級計謀嗎？馮玉祥犯得上為了討好沒有實際兵權、缺少忠於自己的軍隊，地位亦不牢固的文人領袖而與蘇俄成為死對頭自絕後路嗎？馮玉祥接到武漢政府的電報，冷冷一笑，不僅沒有逮捕處決鮑羅廷，反而給了這位蘇俄老朋友極大的幫助：派自己的部隊護送，直送到北上鐵路的盡頭。再說，蘇俄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曾給予了巨大的物質幫助，而且，那時國際形勢和國內鬥爭的形勢複雜多變，處死一個鮑羅廷既對汪精衛沒有實質性的現實幫助，也增加了汪精衛未來可能求助於蘇俄的難度，還有損於汪精衛的人格和形象，何必出此下策，把事做絕？這樣的事情，與“和平運動”一樣，只有汪精衛能想的出來乾的出來。
汪精衛這位軟弱躊躇的政治家，患了恐日症，缺乏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不惜以投降賣國為代價，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幫兇，換取日本人的支持和庇護，以滿足自己的領袖慾。
日本早就把汪偽政府的工作，定位為“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其目的就是要動搖中國抗日的經濟基礎和財力保障，削弱中國抗日武裝力量，以實現日本徹底征服中國、完全佔領中國的夢想。而汪精衛政府的工作與日本的要求是一致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汪偽政府成立之初，汪精衛就迫不及待地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50餘萬。它加大了統一全民族抗戰思想的難度，消解了一部分軍民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決心，也削弱了抗戰的武裝力量和後備力量。
汪精衛積極建立自己的軍隊，他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幹部訓練團”，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並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這是汪精衛向日本表示忠心，還是為南京政府建立一隻強大軍隊、尋機調轉槍口打日本鬼子找理由，不得而知。但日本人不是白痴， 並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參戰計劃。不僅如此，日本人對汪精衛建軍計劃也十分警惕，根本別指望日本人自吞苦果。日軍為了控制偽軍則不斷向偽軍中派駐“指導要員”，甚至“像和橋鎮保安隊這樣的基層偽軍中也派駐 10 人”。汪偽軍只能充當日軍的走狗，壓迫、屠殺自己的同胞，打擊抗日力量。這無需抗日軍民控訴，日本人編撰的《寫真週報》即為證。二戰期間由日本內閣情報部編撰的畫冊《寫真週報》，其主要思想是宣揚武士道精神和所謂的“大東亞聖戰”。刊物中用日本人自己的鏡頭記錄下了日本可恥的侵略歷史，以及汪偽政府及其軍隊與日本鬼子的“中日親善”、“並肩作戰”的醜態和犬狀。據資料介紹，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偽軍的數量大約為118.6萬人，比在華的日軍還多，他們主要由三部分組成：汪精衛的偽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偽滿洲國軍。一部分偽軍駐紮在城市負責佔領區政權維護，絕大部分的偽軍則被調往華北地區進行“掃蕩”或者“治安強化作戰”，其中不少偽軍參與了在華北地區對平民的大屠殺活動。
汪精衛還成功地開展了清鄉運動。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清鄉運動”的第一步是“軍事清鄉”：日偽軍在清鄉地區修築碉堡炮樓、封鎖溝、封鎖牆、竹木籬笆，拉設鐵絲網、電網，分割和封鎖抗日根據地，然後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 第二步是“政治清鄉”：汪氏政權在清鄉地區廣泛宣傳“中日親善”、“和平建國”，在對群眾進行宣傳的同時，實行編組保甲、連坐聯保，組建警察保安武裝，推行自首和策動告密的方法，以強化法西斯統治； 第三步是“經濟清鄉”：汪偽政權在清鄉地區實施嚴格的物資統制政策和物資封鎖禁運政策，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 第四步是“思想清鄉”：汪氏政權在清鄉地區建立機構控制學校，出版報刊，組織“青少年團”，開展反共教育。經過1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使偽政府治下的民眾生活更加困苦。汪精衛投降賣國、助紂為虐的行徑，是任何有民族氣節的人都不能容忍的。
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加深。之後，在日本侵略的魔爪越伸越長的同時，美國除了棉花和糧食，禁止一切物資輸送給日本，美國、英國、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科威特等國封存了日本在這些國家的20多億美元的資金，使得日本的工業除兵工廠外，其他工廠大都由於原材料、電力、資金不足而倒閉，靠兵員、財政、能源、物資支撐的非正義戰爭日益窘迫。而汪偽政府掌握著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口，為日本侵略戰爭的深入和擴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汪精衛領導的“和平救國”運動，是汪偽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搜刮的運動。譬如，協助日軍在江蘇、安徽淪陷區強行徵糧，不僅直接造成了五百多名新四軍和六千三百名群眾傷亡，而且也造成了淪陷區餓殍累累的悽慘局面。據江蘇睢寧、豐縣和安徽亳縣、界首四縣的《民報》報道，1941年至1944年，亳縣和豐縣每年每縣餓死17000多人，睢寧縣每年餓死18000多人，界首縣每年死於飢餓的達26000人之多。譬如，汪偽政府壟斷食鹽產業，血腥鎮壓罷工鹽工，使日本人將百分之八十的食鹽低價運送回國。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並對棉紗棉布進行強制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為日軍提供了大量的物力、財力的支持。
“和平救國”運動，是汪偽政府欺騙、驅趕、威逼、捆綁中國幾十萬婦女充當日本兵性奴隸的運動。日本侵華期間，無數“慰安婦”不堪非人的折磨，致傷致殘致死，日本鬼子和漢奸給中國婦女帶來的災難，真是血淚濤濤，罄竹難書。
“和平救國”運動，是汪偽政府及其爪牙配合日寇強擄中國勞工，以彌補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達到“以戰養戰”目的的運動。根據日方資料，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國佔領區先後強徵勞工4萬餘人，包括被俘的抗日官兵，赴日本35家企業的135個作業場所，從事無償繁重的非人苦役。侵華日寇和汪偽政權強徵和日本企業奴役中國勞工，手段極其殘酷，欺壓極其殘暴，“打死一個勞工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造成近萬名中國勞工死亡。
“和平救國”運動，是汪偽政府及其軍隊配合日軍打擊淪陷區的地下抗日武裝，替日軍統治淪陷區民眾，給日本人看家護院，以使日軍能夠抽身進行其他戰役的運動。
“和平救國”運動，是汪偽軍隊封鎖抗日根據地的經濟，使抗日根據地民眾和抗日隊伍陷於困厄之中，以削弱抗日物質力量，瓦解抗日軍民鬥志的運動。
“和平救國”運動，是向民眾灌輸“大東亞共榮”思想，美化日本侵略，以消除人們的反日情緒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牴觸，使之一心一意地做順民和奴才的運動。充當日寇走狗的汪偽政府和辦事機構的漢奸，為了使日寇能更有效地奴化中國青少年，在淪陷區的大中小學校強制普及日語，但受到了眾多學生的抵制，一些學生逃離學校，一些學生尤其是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學生對日寇和漢奸深惡痛絕，拒不學習日語，被日寇和漢奸毒打、割舌、殺害。據趙正平執筆撰寫的《教育部普及日語之總結》記載：因反對學習日語而暗自逃離學校的大學生有12456人，由日本憲兵隊和特工總部各特區協助追捕回來的有4526人，其中大多數人經過剛柔相濟教育轉化過來，只處決了337人。”40多名拒不學習日語，決不向日寇和漢奸妥協的學生，先被毒打割掉舌頭，再被押到坐滿學生的禮堂審問，最後被槍殺。可見，說汪精衛是中國頭號漢奸，他一點都不冤枉。為汪精衛翻案，企圖摘掉汪精衛的漢奸帽子，是對歷史的歪曲，是不得人心的。
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一書中，評價民國時期的幾位軍閥時說：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籤“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與之相比，該怎樣評說汪精衛呢？
如果你公開承認自己因貪圖富貴和享樂而做婊子，人們也會唾罵你無恥下流，但唾罵之餘，還是會佩服你的勇氣和誠實的；可如果你既想當婊子又想立貞節牌坊，人們唾罵之餘只能還是唾罵。
閱讀更多 歷史沉澱的理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