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直懟劉震雲與馮小剛|他是時代的病人

崔永元直怼刘震云与冯小刚|他是时代的病人

崔永元直怼刘震云与冯小刚|他是时代的病人

視覺設計:大西

今天凌晨,崔永元再次邁向輿論風口。

他在微博上公然罵馮小剛和劉震雲是“人渣”,起因是《手機2》要開拍,而當年的《手機1》曾讓崔永元陷入輿論風波,他擔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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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曬出了他與劉震雲的聊天內容。一個月前,劉震雲稱新作品名字是“《朋友圈》”,與崔永元沒有任何關係。但在曝光的新片海報上,名字仍然是《手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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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理解並心疼,也有人覺得小題大做,提醒他應該看看神經科。

但無論輿論最終向哪邊倒,在主流語境裡,當下的崔永元已晚節不保

然而五年前,大眾印象裡的崔永元是中國口述歷史的開闢者,同時忙著做鄉村教師培訓。

十年前,崔永元是電影傳奇的製片人,和重度抑鬱症做著抗爭。

再往前推進到1996年,他是大紅大紫的實話實說欄目主持人,是全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效仿對象。

十多年來,雖然他的公眾形象幾經變化,但大體在同一個平面,近年卻急轉直下。

故事有必要從一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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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時候,央視《東方時空》原總製片人陳虻去世,很多央視的老員工去八寶山送別,柴靜、崔永元也在現場。柴靜在博客裡寫著,崔永元坐在那,不說話,面色一直不好。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把藥,端著柴靜遞給他的的水,沒喝,直接把藥吞了進去。

陳虻代表的是電視新聞的黃金時代,圍繞著東方之子、實話實說等欄目,央視曾沸騰著新聞理想主義。當時臺前的白巖松、崔永元、水均益、敬一丹等人,臺後的陳虻是這個時代的核心。

沒人知道那一刻崔永元在想什麼,對於他們那一批人來說,陳虻的死不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不過是對逝去已久記憶的一次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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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虻與崔永元

崔永元出名是在《實話實說》欄目,這檔在中國電視談話節目中具有拓荒性的節目,是《東方時空》的週日版。1996年《實話實說》正式定期開播,崔永元為第一任主持人。不是播音主持出身的崔永元,顯現出鮮明的個人主持風格:親切、隨和、睿智、幽默,這對一本正經的電視節目是一個極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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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實話實說》

崔永元的校友、現為浙江電視臺著名製片人的亞妮這樣評價崔永元:“他天生有一種平民感,放在人群裡幾乎找不出來,卻又很有想法,有一種冷幽默和極強的現場控制能力。”據她分析,這也是崔永元能讓《實話實說》打響的最大原因。

但屬於實話實說的時代很快結束,一方面是同類節目的競爭,1999年前後,中國國內電視媒體紛紛效仿崔永元的《實話實說》節目形式,《實話實說》的收視率從巔峰的5.4降到了2001年的0.66。在幾年後,崔永元說出“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的驚人之語。不只是實話實說,收視率的重壓之下,整個央視新聞評論部的黃金時代已經不再了。

陳虻、崔永元的時代很快結束,可以作為這個時代註腳的是一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專辯論賽,引起了全國性的辯論風潮。蔣昌建等人關於人性善惡的辯論風靡全國,但跨入新世紀後,辯論賽直播很快從央視挪到教育臺,最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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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國際大專辯論賽

但是伴隨著奇葩說的風靡,辯論再次熱起來,選手不用西裝革履,評委席的金庸換成了綜藝主持人蔡康永,討論話題從人性善惡變成了出櫃選擇。陳虻和大專辯論賽的時代逝去了,人們現在通過綜藝節目觀看辯論,通過微博段子手瞭解新聞。

但崔永元必須從對上一個時代裡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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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崔永元從睡眠障礙發展到嚴重的精神抑鬱症,過多服用鎮靜類藥物後,他的身體產生了抗體。他已經難以集中精力工作,在跟嘉賓做節目時,精神恍惚多次忘記對方剛才說什麼。

抑鬱症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心理醫生對崔永元說,“你能不能嘗試著到另一個舞臺上去表演。另一個舞臺是什麼呢?就是你的最愛,你會為了它,不捨得離開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舞臺嗎,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電影,我就喜歡電影,後半輩子放電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電影吧。”於是有了煌煌鉅製《電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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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於北京市懷柔區的電影傳奇資料館

做電影傳奇的過程中,崔永元轉向了口述歷史採集。節目中採訪老藝術家,本只需要他們拍過哪幾部電影,演過什麼戲。但是採訪對象坐在攝像機前,講了很多與電影無關、完全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事情。崔永元被打動了,覺得這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電影歷史,而是人的歷史,社會的歷史。

採訪的時間越來越長,為做節目15分鐘就可完成的任務,崔永元卻讓老人們撒開了講,講他所經歷的時代,歷史事件,以及風暴,“我們開始學習口述歷史蒐集的方法、分類、考證方式,整個團隊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深坑,本來5塊錢能幹成的事,一下變成5000塊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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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於資料館

崔永元從口述史出發,開始做公益。他長長的履歷中增加了一條: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這個理事會主要的項目有兩個:口述歷史和鄉村教師培訓。為了做口述史,崔永元賣力拉贊助,“特別費勁,我在這個屋子為了200萬跟人談話一次談10個小時以上,經常的。最後人家還不給。”

崔永元覺得自己找到了對抗抑鬱症的方式,在一次紀錄片公開看片會上他說:“我現在想,2002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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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父親是小部隊的首長,但從小家裡和其他人一樣吃白菜。崔永元認為從小,父母給自己奠定了做人的要求和基礎。但從1996年到2002年的六年半,他覺得自己和之前自認的好人形象告別了。“我發現我的為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崔永元自省。

但在做慈善之後,崔永元覺得自己又做回好人了。當時微博是互聯網風口,他建議張朝陽把搜狐微博做成成慈善微博。他主持著自己的慈善項目,腿摔傷了也不耽誤參加公益活動。崔永元會半夜兩三點鐘開著車回家,看見路邊有人,過去搖下玻璃,順路捎人一程。

但關於崔永元的爭議已經到來。先是方舟子舉報了崔永元的公益基金會,方舟子的主要觀點有:口述歷史不屬於《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章程》規定的救助、資助範圍,但卻收到了其大規模的捐助。而經營口述史的北京清澈泉傳世文化發展有限公是一家商業公司,卻獲得了其公益基金的捐款。崔永元基金會的鄉村教師培訓機構,也在支出上有諸多可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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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支出問題,崔永元的鄉村教師培訓項目還包括在北京各大景點的參觀,和崔永元精神文明講座,因此被一些網民諷刺為“鄉村教師旅遊項目”。

崔永元公益基金和官方也有一些齟齬。基金會在湖南培訓鄉村教師時希望得到教育部門幫助,湖南省教育廳官員認為不宜插手民間組織,對此回覆:不反對、不支持、不參與。崔永元非常憤怒,在微博大罵湖南省教育廳“不努力、不作為、不要臉”。

崔永元對於這些爭議的做法是“罵回去”,他表示不會“委屈自己”,“如果有人故意潑髒水,我選擇的方式是對罵”,

他還笑言,“你們可以到我的微博上看看,我罵得比對方還狠”。他和方舟子的爭論,甚至鬧到了法庭。當然,在之後的轉基因問題,他們會罵的更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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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崔永元的轉型之路還是走的不錯。2007年,崔永元獲得第五屆“全國德藝雙馨電視藝術工作者”稱號。2014的“中國慈善名人榜”,崔永元登上了“慈善名人榜”榜首,壓過李連杰和楊瀾。

崔永元自己也覺得時代在變化,他覺得大家沒有做自己分內的事,“全掉錢眼裡了”。身邊朋友勸他,現在是轉型期,時代必然。崔永元對此不服氣:“

我還是想改變這個社會。我希望它更文明、更民主、更適應人的生存,也更適應動物和植物的生存。假醜惡的東西我歷來就看不慣。

如果故事到這兒為止,崔永元的人生顯然是白璧微瑕,雖然相比央視時漸漸淡出主流視線,但崔永元正走在一條通往社會活動家,公共知識分子的康莊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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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口述歷史時,崔永元自稱這是一件可以“生死與之”的事情,在這時大眾的認知裡,崔永元的名字也和口述歷史緊緊聯繫到一起。但很快,

崔永元讓大眾條件反射地聯繫起來的詞彙,變成了轉基因

起因在於,崔永元的老朋友方舟子舉辦了一次轉基因試吃活動,並聲稱要創造條件讓全國人都吃上轉基因。崔永元當即發表言論:對於轉基因,公眾有吃或不吃的權利。兩人立馬槓上,從微博罵戰一直髮展到對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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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司馬南也捲進這場論戰中,崔永元和司馬南之前交情匪淺,但司馬南在轉基因問題上偏向方舟子。司馬南在一次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上,說到方崔罵戰:“方舟子的獨立人格和科學精神,我至為敬仰。過去小崔很幽默好玩,

現在小崔很讓人同情,他病得厲害。希望大家對方舟子多一些支持,而對崔永元則多一些人道主義的關懷。”

崔永元大怒,在微博回擊:“我的朋友司馬南最近對我說三道四,我沒在意。因為前一段時間他的腦殼被重重地擠了,無法確定他現在說話還過不過腦子。”之後矛盾升級,崔永元在微博頻頻貼出司馬南“夾頭”照片,大罵司馬南是“衚衕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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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爭論在網民眼中譭譽參半,讓崔永元進一步推向風口的,是他的美國紀錄片

。崔永元自費 50 萬元赴美考察拍攝轉基因紀錄片,片長 68 分鐘 28 秒。圍繞“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是否有爭論”,“轉基因食品試驗推廣程序是否規範”,“美國是否轉基因氾濫”等核心問題,對美國轉基因研究學者、環保署官員、NGO組織成員、農場主、普通民眾進行了將近30場訪問,訪問從2013年12月8號持續到12月18號,長達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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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紀錄片一出,幾乎遭到了新聞傳播學界和科學界的雙重批評。新聞傳播界質疑其調查方法的嚴謹程度,科學界批評其普遍存在的科學常識錯誤。

2015年3月26日晚,崔永元參加了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組織的“新聞大講堂”,並發表題為“班門弄斧轉基因”的演講。在演講的提問環節,崔永元與復旦生物科學教授盧大儒發了口舌之爭。崔永元一直在問盧大儒:“黃金大米究竟轉入了幾個基因?”盧大儒先是回答“他有幾個基因是轉基因,中間有幾個代謝酶。”,之後又說:“它是用β-Bruise(我口胡的)代謝酶的兩個基因轉進去的。”崔永元只是一直追問黃金大米轉入了幾個基因,最後說道:“開玩笑啊你這太開玩笑了你知道嗎?你連轉入了幾個都不知道你說安全啊?太有意思了你!”

崔永元和農大恩怨更深。農大校長柯炳生在一個農業發展論壇上指責崔永元的紀錄片缺乏科學依據,站不住腳。兩天後崔永元也髮長微博《和柯炳生聊聊》反擊,隨後兩人開始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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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學的學生隨後加入了罵戰。中國農業大學一位女同學評論崔永元微博,稱其偽善而且令人噁心,故作寬宏大量。與她同時反對崔的人有許許多多,但是崔單獨選了這位女同學,翻了其近兩年微博,花費百分之20手機電量,挑出7條與性相關話題進行截屏,發到自己微博首頁,事後甚至將這條微博置頂。之後崔永元開始在微博上持續掛出十多個農大學生,大罵:“掛,這批更髒,垃圾運回農大”。

發生這一系列事後,崔永元的公眾形象急轉直,網民開始用段子調侃崔永。除了偏激的態度,崔永的科學素養也一直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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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傳為笑談是崔永遠被某個微博釣魚黨的“氯化鈉有毒”釣魚成功的事情。崔永元看到有條微博“麥當勞肯德基的薯條被檢測出有毒物氯化鈉”,趕緊發轉發說“這不科學,因為醫學界未發現一例因食用肯德基麥當勞薯條生病的顧客,和轉基因一樣的啊”,網民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崔化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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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崔永元的公眾形象大起大落,但從實話實說主持人到今天的反轉基因鬥士,崔永元其實從未改變。他一如既往地充滿平民意識,代表民眾向科學、向權威、向資本發問。他一如既往地性情中人,恣意隨性地和方舟子、司馬南、農大校長對罵。

所不同的是,他所處的是一個公眾知識分子退場的時代,而他作為未經過嚴謹學科訓練的媒體人被推到前臺。他所處的是一個從包裹嚴實的電視媒介向癲狂過火的新媒體轉型的時代,他的每一個顫抖的毛髮都被網民細細研究

崔永元仍然會在每年主持打工春晚,和中國的新左派們一起建設新工人階級文化,但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崔永元仍然和馮侖們商量如何募集資金為口述歷史獲得發展,和企業家們構建美好的慈善資本主義,但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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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打工春晚

崔永元骨子裡仍然有強烈的做好人的衝動,有樸素的為民辦事的想法。但他的訴求是模糊的,行動力之上的世界觀是過於簡單粗暴的。

崔永元的好友柴靜同樣拍過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討論霧霾問題的《穹頂之下》。北大教授吳靖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對這部讚譽頗多的紀錄片進行質疑。馬上有網友衝出來反對:“平時不見你們發聲,柴靜做了一件好事你們家就都出來了。”“柴靜起碼是在讓大家重視霧霾問題。”確實,如果不是一名著名媒體人拍了紀錄片的話,大部分學者的觀點永遠只能在與公眾絕緣的學術期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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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與柴靜

另一位為崔永元所賞識的慈善家袁立,以基督徒的仁愛之心,渴望為底層人民做一些什麼,她為塵肺病人做了很多慈善公益。因此被請到打工春晚上作為嘉賓發言,在春晚舞臺上,袁立真誠地告誡臺下的工人朋友:“感覺工友們有怨氣,大家不要有怨氣,我也是給劇組打工,也很辛苦,大家要努力工作,相信是有機會的。”

崔永元的代班主持人邱啟明問,現在做公益,她的事業怎麼辦。袁力回答說,她做了財務上的安排,錢可以生錢,就能把時間用來關心別人。一個參與演出的年輕工人在結束後說,如果袁立這段也要播出的話,他會在自媒體上反對她的觀點。

這兩個故事裡,都有崔永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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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前接受採訪時,崔永元說:“人生格言就是9個字,經常重複:做好人,做好事,掙大錢。多好。什麼都沒耽誤。”

但世上諸事,並不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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