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圈有個共識：近些年中國電影劇本質量普遍不高，人們認為電影與小說結合在一起較好的是“二劉”：劉震雲和劉恆，他們在圈裡是有口皆碑的。劉震雲作品如《手機》、《我叫劉躍進》；劉恆作品如《張思德》、《雲水謠》等。在《手機》中，劉震雲是原著、編劇和總製片人，在其中還飾演了一個角色。
劉震雲，因崔永元炮轟處於輿論中心，這位中國當代有影響的作家，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新視角，他嘗試著表達世界的新方法。他以自己的創作告訴人們，中國作家也應參與電影，文學和電影本來就是用兩種語言做同一件事情。
劉震雲說，中國的作家書能賣到10萬本以上的人，不會超過十個人。如果書賣不到1萬本以上，靠什麼生活？生活發生困難，他的信仰、理想、對文學的固守也不存在了。我和許多作者不同，我是自由作者，不是專業作家。專業作家有工資，在下沒有。專業作家職業在世界上有兩個國家存在：中國和朝鮮。一個鞋匠拿工資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資卻很正常。我參加文學界的會議我很煩躁，不是他們的義正辭嚴沒道理，而是我離他們很遠。要申張正義就要自食其力，別讓納稅人養著。這很危險。
劉震雲說，我在影視界認識的導演也就侷限於馮小剛和馬儷文，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但和我合作的導演要有一個前提：大家交談時有會心一笑。另外，我覺得導演必須具有與眾不同的見識。小剛和儷文都是這樣，他們卻非常不同，他們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一個愛說村東頭的事，一個愛說村西頭的事；一個愛攆狗，一個愛打雞。
我沒有要替河南人正名，因為他們不用正名。我吃過河南人的虧，我不是吃虧在土壤和血液上，而是吃虧在說話上，他們不正經說話，我就是河南人，對此很有體會。兩個河南人見面，她問我吃了嗎，我會說：“您先吃。”而她到我家，我就會問：“又是吃過來的？又是不吸菸？又是不喝酒？”她會說：“吃過昨天的了，不吸差煙，不喝孬酒。”平常誤會沒什麼，但有人突然和你翻臉就不好了，話在不同的氣氛、場合、語境中就變味了。生活也會對你翻臉，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劉震雲說：《論語》我至今讀了不下20遍，這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品，這些家長裡短是第四種幽默，你想和孔子會心一笑真不容易，他是個有責任心的人，但真正讀下去他是個刻薄的人。有人說我刻薄，那孔子就是我的老師。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意思被現代人誤解了。體會一下，他本來在聊天，正和身邊的人沒話說，遠方來了一個人，高興地站起來，藉機走了。他是個特別孤獨的老頭。他是山東人，山東人沒這麼幽默。我認為他的幽默是因為周遊列國時去過很多次河南。
對比《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手機》中的嚴守一，劉震雲說：首先他們都是人，而且是中國人，都生活於中國的氛圍中，他們周邊都是一些說不清的人。其次，他們遇到的麻煩大體上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所在的作品探討的方向不一樣。寫小林是要寫人與生活的直接關係；寫嚴守一是往形而上的方向走了走，寫每一個人嘴對心的背叛，說對想的背叛，在寫作和閱讀中，你會發現這種背叛給生活帶來的愉快的感覺；而寫劉躍進是寫他周圍四五十人心與心之間的擰巴，是生活的理與理的擰巴，如果擰不回來，我就快成崔永元了，得抑鬱症了，所以說，我的寫作也是一種心理治療。
我寫得最多的詞叫“擰巴”，這個詞是我從生活中學到的，它的同義詞叫“彆扭”。生活中最大的彆扭是大家對彆扭無能為力。這就出現很多笑話，一個嚴肅、莊嚴的事就成了笑話和喜劇。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擰巴著你，這就改變了我的寫作觀。很多作家寫作是因為生活打動了他或激怒了他，過去我也這樣做過，但現在和過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擰巴了的理兒給擰巴回來，這不只為了寫作，也是為了我自己。
如果不找一個途徑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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